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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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明泰(厦门)律师事务所附条件不起诉与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酌定不起诉的区别?作者:上海明泰(厦门)律师事务所赵广林律师(一)、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的区别1、法定不起诉。
也称“绝对不起诉”,其有两个特点:一、人民检察院没有自由裁量权,只要具有刑诉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只能作出不起诉;二、作出法定不起诉的原因是不应或无法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即人民检察院没有或丧失追诉权。
根据刑诉法规定,法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是具有以下六种情形之一:(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4)属于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的;(5)犯罪嫌疑人死亡的;(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所谓“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是指犯罪嫌疑人虽然实施了达到犯罪程度的危害行为,但是根据法律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
如:由于不可抗力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造成损害后果的;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的行为,不属于刑法第17条规定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的;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构成正当防卫的;构成紧急避险的;外国人在中国领域外对中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根据刑法第12条规定的溯及力原则不应当追诉的。
2、酌定不起诉。
也称“相对不起诉”、“微罪不起诉”,其适用应具备三个条件:一、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二、犯罪情节轻微;三、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
所谓“免除刑罚”,依照刑法的规定,主要有:(第10条)犯罪嫌疑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在外国已经受过刑事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第19条)犯罪嫌疑人又聋又哑,或者是盲人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20条)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21条)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22条)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即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24条)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第27条)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28条)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67条)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第68条)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351条)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除处罚;(第383条)个人贪污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第390条)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392条)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司法实践中应加大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摘要]虽然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律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作出了一些概括性的规定,但没有对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的适用作出明确的细则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操作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科学分析,不断加以完善,以扩大适用范围。
[关键词]检察权;自由裁量权;相对不起诉;完善相对不起诉,是指公诉机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所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它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产物。
作为贯彻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刑事政策的程序机制,相对不起诉制度以实施个别预防和节约司法成本为价值目标,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相对不起诉的条件、制约和救济都作了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此项自由裁量权,控制和防范不正确运用不起诉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维护公平正义,仍存在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一、相对不起诉的诉讼价值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通过取消免于起诉制度,建立了相对不起诉制度,从制度设计上,确立和发展了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进而使得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对待起诉裁量权方面体现了一定的时代性。
(一)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长期以来预防犯罪、控制犯罪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
宽严相济的精神实质就是区别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要求刑事程序在认定和裁处犯罪时,总体上应当倾向于相对宽缓,使严厉的刑事惩罚只适用于严重的犯罪,鼓励司法机关适用相对轻缓的刑罚、非监禁刑、非刑事化的措施裁处一般刑事犯罪和轻微刑事犯罪。
而相对不起诉正是宽严相济在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上的一种体现,对于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等主观恶性不深的犯罪,检察机关完全可以适用不起诉裁量权将其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惩治范围内,用行政处罚、治安处罚等手段代之以刑罚处罚,一方面可以改善犯罪者更生和重返社会的条件,降低社会改造的难度和成本,降低再犯罪率,另一方面也能减少案件处理对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从而实现刑法的最终目的,有效地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中国刑事公诉制度研究摘要:公诉制度是由国家追诉特定犯罪的一种制度。
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以及各个国家相互间的交融,我国的公诉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价值取向方面。
一项制度的存在不可能没有缺陷,而我国公诉制度的缺陷也在其日渐发展适用的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修改我国的公诉制度,使之更加完善健全。
此外,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条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使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确保公诉顺利进行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更加突出,这样,对公诉制度更为深入的研究势在必行。
关键词:公诉制度;控告权;审判权;辩护权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32-02一、公诉制度概述众所周知,公诉权是代表国家的专门机关主动追诉犯罪,并请求审判机关予以定罪量刑的一种诉讼权利。
其实质就是国家的垄断控告权。
但是这种权力没有处分实体权力,仅仅作为一种请求权而存在。
这种请求权在发展过程中,是由当事人的请求权演变而来,逐渐发展为国家权力。
亦是由审判权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权力。
因此,在不断加大对公诉权研究及使用的力度上,公诉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公诉制度是以公正与效率为价值目标,以我国现行公诉制度为基础,兼容国际先进法律文化、理念、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司法规律的新型公诉制度[1]。
阿里格斯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中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再好的制度,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赋予这种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和态度及行为方式上都经历过一种向现代化方面的转变,那么他的结论就是失败的悲剧,这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诉制度,首先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和理念。
第一,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
公诉制度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实现。
如何规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摘要]量刑建议制度有利于促进法官更好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有利于提高司法运行效率;有利于增强检察官的责任心,提高公诉质量。
量刑是否公正不仅直接关系到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能否获得公平的对待。
然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法学界乃至刑事法律界一直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重定罪轻量刑”现象,忽视量刑建议权的使用,或者使用不规范,或者提出的内容不具体。
量刑建议实行个案负责制,少数实行集体讨论决定,实行方式要灵活,要有阶段的分序性,其适用性不应局限于某一类案件,最大限度实现“法律面前^平等”。
[关键词]量刑建议权;弊端;个案负责制;参照性当前法院自由裁量权日益扩张,已出现了可能被滥用的危险,如果对法官的量刑权缺乏有效监督,会导致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形比较严重,不利于维护法律实施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因此,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建立健全量刑建议制度,对保障量刑公正、增强检察监督、防范司法腐败、提高诉讼效率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结合司法实践,就如何规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我国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现状(一)我国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现状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一般比较注重定罪的准确性,在起诉中明确指控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而对量刑的准确性有所忽略。
通常只对适用法律条款提出意见,而不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或者仅就从重、从轻、减轻处罚提出笼统的建议,法院最后的量刑只要是在法定幅度内即可,而是否从重、从轻,则属次要;对于是否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分,公诉人一般不主动发表意见,只有在辩护人提出,而公诉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才发表意见。
(二)实践中对推行量刑建议权的主要争议点量刑建议权作为检察机关在公诉活动中行使的权力,必然涉及到审判机关是否认可的问题。
这表现在:首先因缺乏相对统一的参照标准,提出量刑建议的困难较大,一旦建议方与被建议方出现分歧很难说谁的意见更准确;其次,推行量刑建议会加大公诉工作的工作量,从而降低诉讼效率;再次,有观点认为量刑建议权的行使是在为检察院争取更大的权力,会在定罪量刑程序之前使法官产生主观预断,从而影响法官的居中裁判,不利于司法的公正。
Legal Syst em A nd Soci et y公诉裁量权问题研究高风灵摘要公诉裁量权是检察官根据情势所需或在规定的限度内行使自由裁量的权利,公诉裁量权的有效行使有助于实现司法的公正与效率相统一,并且能够很好的保障人权,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或多或少的赋予检察官公诉裁量权。
就我国而言,公诉裁量权的制度和行使都存在这些许不足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对公诉裁量权的系统论述,借鉴各国经验,为我国公诉裁量权的发展提出有益建议。
关键词公诉裁量权起诉便宜主义自由裁量权势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0一119—02英国学者戴维M沃克将自由裁量权定义为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法律常常授予执法者根据情势所需或在规定的限度里行使这种权利。
众所周知,法官拥有裁判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
但自由裁量权并不是法官的特权,因为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也拥有这项权利,即公诉裁量权。
’一、公诉裁量权概述公诉裁量权,是指检察机关以法律规则、主义与政策为依据,在审查决定是否起诉以及如何起诉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项中斟酌决定的权力。
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公诉裁量权的行使方式主要分为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两种。
1.起诉法定主义源于报应刑理论,是指国家公诉机关即检察机关,依法负有追诉犯罪的义务,只要认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凿充分,依法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就必须向有管辖权的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提起公诉,完全排斥检察官盼自由裁量权。
起诉法定主义能够很好的限制检察官的权力,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平等性和公正性,特别适合法律制度不完善、法律人素质不高、公民守法意识不强的社会。
但是,起诉法定主义的缺点也很明显,这一主义的适用大大st t D r-i了政府的司法和执法费用,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同时没有重视对犯罪人的个别化待遇,导致了司法的僵硬。
2.起诉便宜主义源于目的刑理论,是基于诉讼经济主义以及刑事追诉的L I的等方面的考虑,赋予检察官较大自由裁量权的主义,检察官可以对某些已经具备起诉要件的刑事案件进行酌情裁量,如果不起诉为宜的,可以不起诉。
浅析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摘要]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大背景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从司法实践走向了立法进程并最终得以确立。
虽然该制度的内容与人们预期存有一些差距,但仍然是一项重大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必将对我们检察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文章从明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概念及特征、分析刑诉法修改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立法选择、探讨与该制度相关的争议问题,阐述笔者对于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并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分析该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给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自由裁量权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概念和特征附条件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某些符合起诉条件但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犯罪后的表现、公共利益以及刑事政策的需要,认为暂时不提起公诉更为合适的,设立一定的考验期,要求嫌疑人履行一定的义务,考验期满后,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与我国目前不起诉类型都是检察机关基于起诉便宜主义而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从实质来看,附条件不起诉是在附加一定条件的基础上作出终结诉讼进程的不起诉类型,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对象仅限于符合起诉条件的轻微刑事犯罪案件,且嫌疑人具有悔罪表现。
二是附条件不起诉附有特定的条件,即设定一定考验期,要求嫌疑人履行一定义务,因此具有一定的教育性和惩罚性。
三是附条件不起诉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被不起诉人最终能否获得不起诉决定要视其考验期内表现而定。
四是附条件不起诉属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其他任何机关均无权行使。
二、新刑诉法对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选择的分析在刑诉法修改之前,从司法实践看,各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试点工作存在一些差别,主要体现在适用主体、考验期和附加条件等方面,通过这些有益的差异性尝试为刑诉法修改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使得社会各方面对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呼声和关注度都比较高。
虽然新刑诉法最终确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但其只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中设置了该制度,相对于各版建议稿和各地试点而言,其对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主体和适用条件的规定显然比较谨慎和保守。
行贿罪处罚轻重之辩梅放左青松司法理论界有学者指出,这些年我国反贿赂犯罪始终不见明显成效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司法机关打击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的力度严重不均衡,相比对受贿罪的打击力度,司法机关有放纵行贿犯罪之嫌。
要解决反贿赂犯罪的问题,就应对行贿和受贿规定同样的刑罚处罚,对二者进行同等打击,或至少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大幅加重处罚行贿行为的刑罚幅度。
诚然,相比对受贿罪的处罚,我国司法机关对行贿罪的处罚的确相对较轻,但这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工作人员腐败案件高发,作案方式与作案手段日益翻新,涉案金额屡创新高,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司法机关的办案水平与办案能力相对滞后,配臵的司法资源有限。
怎样实现反腐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司法机关对贿赂案件的处理方式,是综合多方因素后作出的相对最优选择。
笔者试从立法本意、贿赂犯罪主体、司法效率、贿赂犯罪根源与公平性等五个角度予以分析。
一、司法机关对行贿行为的处罚方式遵从了现行刑法的立法本意法学理论界主张向行贿宣战,抨击司法机关放纵行贿犯罪的声音,无论在理论上被演绎得多么无懈可击,但却忽视了这样一个原则性问题:司法机关是法律的执行机关,其司法实践必须、也必然遵守法律的规定。
当前我国司法机关处罚贿赂犯罪的方式并非是执法过程中的“变通”,而是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是严格遵从法律行事的结果。
我国刑法对配合司法机关工作的犯罪嫌疑人规定有降低处罚的条款,比如自首条款。
该条款根据犯罪的轻重程度,规定了不同的刑罚幅度:“对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于处罚。
”而相比之下,对配合司法工作的行贿人降低处罚的程度则更为明显——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该规定没有对犯罪轻重程度的考量,一概规定为“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期末作业科目:刑事诉讼法题目:论起诉便宜主义主义专业:姓名:学号:摘要: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的体现经历了从免予起诉制度到不起诉制度的发展历程,再到相对不起诉制度的构建。
我国的相对不起诉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的积极价值,但其在制度设计中还有缺陷,主要是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界定存在缺陷以及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合理。
只能说起诉便宜主义原则在我国的刑事起诉制度中有所体现、有所适用,是附条件的、相对的、不完整的起诉便宜。
我们应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做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通过扩大适用范围、明确适用条件、建立听证程序、重构救济途径等方式使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的充分适用,能够更好的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检察机关;起诉便宜主义;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一、起诉便宜主义概述起诉便宜主义,又称起诉合理主义、起诉裁量主义,是指检察官对于存有足够的犯罪嫌疑,并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斟酌决定是否起诉的原则。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刑事案件的起诉权一般掌握在国家专门机关手中,这种形式的起诉又称国家公诉。
作为起诉方式的一种,刑事公诉制度的产生晚于对刑事案件自诉的方式,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公诉制度的运行对国家权力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深远。
现代意义上的公诉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国家追诉主义的表现形式。
在一般正义与具体正义相统一的过程中,刑事追诉的历史经历了从起诉法定主义一枝独秀到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二元并存的演变过程。
历史上,在起诉问题上是否赋予检察官以自由裁量权,是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本质区别。
二、我国起诉便宜主义的主要体现——相对不起诉刑事诉讼法将不起诉制度分为三种,即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
新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但将其合理成分保留下来,赋予检察院以相对不起诉权,即刑事诉讼法第 142条第2款规定的“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浅议检察院机关如何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摘要: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并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修正案的第五编中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置了一特别程序即附条件不起诉。
附条件不起诉在刑诉法上的确立,给刑事司法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给诉讼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修正案中对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方面进行了原则规定,之前虽有部份地区进行了试点,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因各地的社会环境及个案的千差万别,在实施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
因此,加强附条件不起诉的理论研究和完善附条件不起诉的相关制度,准确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成为当前附条件不起诉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112—03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也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些规定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的特征,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实行区别对待,但因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设置专门的诉讼程序,致使未能切实做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并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在修正案的第五编中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置了一特别程序即附条件不起诉,修正案中虽然对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使未成年人刑事程序在立法体例上相对独立,在诸多方面丰富、完善了未成年刑事制度,因其规定过于原则,之前虽然有部份地区进行了试点,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因各地的社会环境及个案的千差万别,在实施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问题及对策措施摘要:行政自由裁量的自由性和封闭性特点决定了它更易受权力、金钱等非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其被滥用,这将严重影响法律适用的公正和公平。
本文在了解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涵和滥用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措施。
关键词: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对策措施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概念按具体行政行为受法律拘束的程度,可以将其分为羁束性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性行政行为。
其中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行为中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谓之为自由裁量权。
所以简单地说,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判断行为并自行决定实施其行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是行政机关常用的一种权力。
它有如下二个特征:1、行政自由裁量权相对于一般法定行政权来说,是一种自由的权力,灵活性大。
行政机关享有自行判断、自行选择和自行决定是否作出某种行为,在何时何地行为,怎样行为的广泛自由。
2、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
它具有行政权的国家意志性、法律性的一般特点,有其标准和目标,受合法性的限制。
自由裁量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裁量,而不是完全没有范围没有边际的裁量,与毫无准则限制完全不同。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
首先,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要。
针对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各种社会现象,为使行政机关能够审时度势,对各种特殊、具体的社会问题能够灵活果断地处理和解决,在适用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应有一定的自由选择的余地。
为此,我国的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增强行政的能动性,提高行政效率。
其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法律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之需要。
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
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机关灵活机动地因人因事作出有效的行政管理。
谈法官对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作者:栾广焰杨武来源:《活力》2009年第17期随着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社会的建设,我国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人们越来越关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研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主要是想解决法律的稳定性和个案公平等问题,想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设定一个合理的界限避免其滥用。
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因其涉及人们的人身生命权利,民主自由权利,对当事人的影响最大,更应得到有效关注。
一、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1.滥用刑事自由裁量权。
一些法官不以法律授予的权限及刑罚的目的出发,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打击报复,有的人甚至“以权减刑”、“以钱量刑”。
此类法官也是钻了刑事自由裁量权幅度较大的空子。
2.刑罚适用显失公平。
即审判机关及法官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不适当地行使刑罚自由裁量权,造成明显不合理、不公平,从而破坏了法律的尊严。
也就是说,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误差”。
3.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法律只规定法官行使审判权一定的时限,但在此时限内何时履行,法律不可能量化,由法官自由裁量掌握。
一些本该是早作出的判决案件,因法官故意拖延,势必损害被害人或犯罪人甚至国家的利益,表面上似乎没有超越自由裁量权,但实质与立法授权精神相冲突。
4.刑事立法不完备。
在对某一刑事案件依定罪事实确定了法定刑幅度的前提下,量刑时应考虑的因素只能是量刑情节。
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量刑情节是量刑的唯一依据。
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刑法对量刑情节的规定主要存在着以下缺陷:第一,酌定情节的规定失之模糊。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哪些属于酌定情节,不同的法官有着自己不同的认识,这常常导致对酌定情节的认定、取舍和适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导致刑事自由裁量权滥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法定情节的规定不够全面合理。
这也主要是针对总则性法定情节的规定而言的。
虽然我国刑法规定的总则性情节已经很多,但诸如惯犯、再犯、坦白、悔罪等没有作为法定情节规定出来,诸如此类的情况又使量刑情节上的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这也常常导致刑事审判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检察官职业一、检察官制度的起源(检察基本理论专论)1、中国古代的检察官制度:监察御史监督、考核、选任、纠举、弹劾官吏2、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检察官制度:1906年、清末《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日本、大陆法系、民国、台湾地区3、新中国的检察官制度: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结合中国国情创制的。
设立之初最主要的目的在于监督各级官员。
与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系?专论之一:检察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在人类法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检察制度与警察制度和审判制度相比,是产生较晚的一种法律制度。
一般认为,现代检察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英美法系检察制度的形成与特点1164年亨利二世颁布《克拉伦登法》,规定王室法院的巡回法官在审理地方土地纠纷时,可以从当地骑士和自由民中挑选12名知情人,经宣誓向法庭告诉真相,法官被要求在12位知情人的确认下解决纠纷。
1166年法令进一步规定,由郡的每个百户邑中选出12名乡绅对犯罪进行控告。
1194年查理一世发布《巡回法庭章程》,就这种控诉方式规定为巡回审判的规则。
由此确立了大陪审团负责起诉的制度。
1275年,英王爱德华一世颁布了《威斯敏斯特条例》,肯定了亨利二世司法改革的成果,并将陪审制度固定下来,明确规定刑事案件必须实行起诉陪审制。
1352年,英国金雀花王朝国王爱德华二世,为促使起诉与审判分离的进一步改革,颁布诏令,另设一个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参与法庭审判案件事实的活动。
在英国,检察总长的头衔第一次出现于1461年,源于中世纪的国王代理人和王室高级律师职务。
1515年又设立了副总检察长,形成了英国的检察制度。
随着英国在18及19世纪的殖民扩张,其检察制度亦流传到马来西亚、爱尔兰、巴拿马、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加拿大、巴基斯坦、美国、哥伦比亚等国家和地区,并为这些国家或地区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后沿袭继受,形成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
英美法系检察制度的发展模式是以个人权利优先保护、以公民权利制约司法权力的价值趋向为轴心。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摘要: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加害者的和解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交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
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和解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健全我国刑事制度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刑事和解;轻微刑事案件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刑事和解制度关注被害人利益以及社会关系的修复。
通过达成和解,被害人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程度获得赔偿和抚慰,加害人获得谅解和从轻处理,国家因此而节省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在刑事和解中,公权力机关的主要职责在于监督和审查和解过程、和解协议是否合法,纠纷当事人是否和解完全处于自主意愿,强调的是对个人自由和自主权的充分尊重,强调当事人的自愿性,目的在于通过和解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各种社会关系。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体现在对被害人利益的最大化保护。
刑事和解制度的创设发端于刑事保护政策思潮的勃兴,其核心价值就是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的利益保护。
刑事和解的概念一般表述为”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加害者的和解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交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
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一半包括以下几个内容,一是加害方自愿认罪、悔罪、赔礼道歉并向被害方作出经济赔偿;二是被害方对加害方的认罪、悔罪、道歉以及经济赔偿数额表示满意,对其侵害行为给予谅解,并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法院明确提交放弃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要求或者载有类似内容的协议;三是通过参与主持和解或者认真审查,公检法机关确认加害人的行为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加害人通过真诚悔过显示其再犯的可能性不大,具有重新回归社会的可能性与条件,因此对其做出终止刑事诉讼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的决定。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正处于探索阶段并没有成熟的机制和法律法规作为支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层面都不尽完善,在司法实践层面各地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同,二、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特征刑事和解只存在有具体被害人的案件中,没有被害人的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也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在可能判处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等是那种案件类型中。
浅论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
【摘要】检察官自由裁量制度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的产物,其蕴涵着深刻的现代刑事司法基本理念。
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适用条件较为严格、运用程序较为繁琐等等。
本文拟在分析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理论依据及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对完善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提出个人建议,希望对该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理论依据;实施现状;完善
何为权力?一般认为,权力就是一种对其他个人、组织或有关事务的一种影响力与支配力。
由于权力自身的属性和人的弱点,权力天然的具有被滥用的可能性,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因而必须通过一种方式将这种权力的行使加以规范,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权力滥用的可能性,法治国家选择了法律。
然而现实是复杂的、多样的,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详细规定,并且,法律自制定出来就具有落后性,为了应对现实的复杂多样,弥补法律的某些僵硬,有必要赋予权力的行使者一定的灵活性空间,使其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对相关事项进行斟酌处理,来保障权力行使的合理性。
对于检察机关而言,这种灵活性的权力即体现为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他国称之为检察官自由
裁量权,是指检察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在审查案件相关证据的基础上,就符合公诉必备条件的案件,进行公共利益考量,对是否起诉犯罪嫌疑人进行斟酌、选择进而做出处理决定的权力。
一、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理论依据
(一)起诉便宜主义
起诉便宜主义是指“检察官虽认为犯罪已经具备法律上的要件,仍可斟酌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起诉”。
[1]具备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还可以斟酌决定是否起诉,足以体现检察官的裁量权。
依据起诉便宜主义,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时,必须综合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尽量避免对犯罪人适用短期自由刑可能带来的弊端,避免起诉后给检察官、法官带来不必要的资源消耗,使法官能够集中精力审理重大、复杂、疑难的刑事案件。
从根本上说,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就是一国起诉便宜原则的适用,它是在起诉便宜主义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二)刑罚目的观的转变
报应是人类最原始、最普通的情感。
在报应刑的刑罚目的观的指导下,监禁刑被大量适用。
虽然监禁刑的适用在刑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监禁刑特别是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也在适用过程中不断暴露出来。
寻求短期自由刑的替代措施被提上日程,教育刑、目的刑的刑罚目的观随之出现。
目的刑论认为,“刑罚必须以抑制将来的犯罪为目的而对犯罪人科处,只有在对防止犯罪来说是
必须且有效时才属正当。
”[2]刑罚目的观的转变是对刑罚反思的结果,正是在教育刑、目的刑的刑罚观的指导下,罚金刑、社区刑等替代短期自由刑的非拘禁措施在各国纷纷确立起来,为检察机关适用非拘禁措施对轻微犯罪案件进行程序分流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诉讼经济原则
“所有的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的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都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所有的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的极大化为目标。
效率是衡量一切法律乃至所有公共政策适当与否的根本标准。
”[3]刑事诉讼本身也是一个投入成本与耗费资源的过程,只有以尽量少的司法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诉讼效益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
由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案件和当事人的不同情况利用不起诉裁量权进行程序分流,或者利用辩诉交易制度在起诉阶段达成诉辩协议以避免繁琐的审判程序,这些都是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做法。
二、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实施现状
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裁量不起诉权上。
我国目前的不起诉种类主要有三种,即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
其中只有相对不起诉才是检察机关行使裁量不起诉权的体现。
相对不起诉的法律依据是新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2款,原来还包括第140条第4款的规定,不过新刑事诉讼法在第171条第4款中规定“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
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将原来的“可以”改为了“应当”,所以现在应该不能再把该条作为相对不起诉的法律依据了。
相对不起诉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比例很低,并未实现当初建立此项制度的初衷。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规定了未成年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亦是检察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体现,说明我国正在逐步扩大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概括起来,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特点或者说是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用条件较为严格
按照法律规定,适用相对不起诉的条件有两个:一是犯罪情节轻微;二是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
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人民检察院才可以做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这样严格的条件限制了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范围。
假如犯罪情节轻微,但是不具备法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案件,或者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但不是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均不能做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而在其他国家,大多数轻微犯罪案件检察官均可以使用自由裁量权,甚至有的国家不限于轻微犯罪案件,严重犯罪案件在一定情形下也可以由检察官适用裁量权决定不起诉。
(二)运用程序较为繁琐
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9条规定,检察机关在
拟作不起诉决定时,应在案件承办人员、公诉部门负责人、主管检察长、检察长均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时,才由检察长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这种层层把关的审批模式,虽然有助于减少错误的出现,但也会使得检察官鉴于其程序的繁琐而不愿意适用该程序,再加上有的地方明确规定了刑事案件的不起诉率,甚至个别地区将不起诉率作为评定公诉办案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检察人员为了避免风险和麻烦,就会趋向于将案件直接交付法院审判,使得不起诉的适用率明显偏低。
(三)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主体是检察机关而不是检察官
在他国,检察官是相对独立的官署,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做出决定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我国宪法和法律只规定了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而未确立检察机关个人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
近年来,我国实行“主诉检察官制度”的改革,拟在加强检察官的独立性和增强其责任意识,但检察官只能决定如何起诉,仍然不能自行决定是否起诉。
三、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完善
为了更合理有效地行使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
(一)提高检察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
自由裁量权是一种选择与判断的权力,相比其他权力而言,其行使的效果如何更依赖于权力行使者的能力与素质,因此完善检察
机关自由裁量权,首先对检察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一个基础问题。
可以严格检察人员的选拔机制,从源头保障检察人员的素质,并定期对检察人员进行培训,使其能力不断提高,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置一定的规范,增强检察人员的责任意识,以促使其更加认真严谨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二)逐步加强检察官的独立性,减少程序的繁琐
在提高了检察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的前提之下,逐步加强检察官的独立性,赋予检察官独立判断的权力,逐步减少案件须经检察委员会批准才能决定的情形。
简化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程序,以发挥程序分流的作用,节约诉讼资源,提高效率。
当然,扩大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检察官更大的权力,有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或权力寻租,因此,法律上对检察官的权力行使要进行规范,并规定滥用权力应付的法律责任,以督促检查官恪尽职守。
(三)吸收辩诉交易的合理内核,在协商中实现自由裁量
辩诉协商,通过双方的某种让步,在一定情况下是一种不得已但能有效地获得“相对正义”的手段[4]。
检察官在追诉中的自由裁量权,为协商性司法提供了制度前提,有些案件如必须依靠嫌疑人做出让步才能定罪的案件以及采用刚性制度与手段去定罪会导致成本太高的案件,通过辩诉协商,实现相对正义的同时提高司法效率,也是发挥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个途径。
(四)增强外部制约,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监督其他机关的行为,而谁来监督监督者?这历来是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在探讨的一个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我国推行了人民监督员制度,其主要是监督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行为,该制度对于制约检察机关权力滥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后,检察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可以逐步扩大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以进一步防止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张建伟.附条件不起诉:检察裁量权的新发展[j].人民检察,2006,(4)(上).
[2][日]大谷实.形势政策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00.
[3]丁玉明.形事不起诉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师,2007,(9).
[4]龙宗智.正义是有代价的——论我国刑事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兼论一种新的诉讼观[j].政法论坛,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