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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上四次翻译高潮谈翻译理论的发展张景丰(载《语言与翻译》杂志，2002年第三期)摘要：通过对中国翻译史的回顾,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的回顾，研究翻译理论的发展,促进翻译水平的提高。
[作者简介］张景丰(1958-),女，汉族,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关键词：翻译高潮；翻译理论；发展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823(2002)03-0048-04翻译是不同民族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体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周朝已开始设译官，此后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高潮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经百家争鸣，翻译理论不断发展、进步、趋于完善。
因此要了解翻译理论的发展，须了解翻译的历史，总结经验。
下面仅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予以探讨。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
有人认为，支谦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
晋、前秦时道安继而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其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琮著《辨证论》，它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他主张译经“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
可见他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并倾向于直译的。
以上三家的论点颇为近似，他们的原则可以概括为“重质朴，轻文采”。
唐代僧人玄奘，其真本领在于翻译佛经，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他不仅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了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语著作的中国人。
他的指导原则就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求真”即追求准确，要力求“忠实原作”，这是一切认真负责的翻译工作者的共同理想。
作者简介:杨衍松(1935—),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俄汉语言文化对比收稿日期:2000.03.152000年第9期总第137期外语与外语教学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2000,№9Serial №137古老的悖论:可译与不可译杨衍松(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提 要:翻译是一个充满悖论的领域。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就是其中一对古老的二律背反的命题。
这一悖论既导源于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同时又植根于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矛盾与困难之中。
关键词:悖论,可译性,不可译性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a field full of paradoxes and translatability or untranslatability is one of them.This paradox originated in idealistic agnosticism ,and also rooted in the inevitable contradictions and difficulties arising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and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atio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K ey words :paradox ,translatability ,untranslatability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0)09-0051-03 纵观几千年中外译史,众多的译论家从不同的观点与视角出发,总结翻译的经验,描写翻译的过程,揭示翻译的实质,详述翻译的得失,探讨翻译的规律,也就形成了关于翻译的不同的界说、模式与学派。
他们对于翻译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困惑与无奈,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互补互济或者针锋相对的妙论或悖论。
浅析文学翻译中理论与风格的矛盾统一杨超(武警鼻程学院基础部)摘要：文学作茹中翻译理论与风格是矛盾的统一体。
对翻译理论地盲目遵循套束缚译者对原作风格的传达。
但脱寒纛译理论砖摇导，纛泽就套赢秀富瑶往砖文字工接，惹戆品的风格更兑法得以飧确地再现。
关键词：文学翻译；风格；翻译联论一、风格是文学作赫的灵魂英文“s t yl e”原意为一种用予写字的工具坚笔．后弓I申为绘垂、音乐、文学作熬所形成的独特格调、样式、文体和风糖。
汉语串“风格”最镪撞入嚣捧风、鬣度、品格等，螽逐渐耀于文学创作。
文学风格是文学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各种特点的综合表现，魑作家的思想修养、审美意识、艺术情趣、艺寒素养纛语言特瓣擒残翡艺零令毪在文学终晶孛憨集中反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风格其实就是作家人格在作鼯中的反映．邀可说是风格的精神实质。
雨果说过：“拿走这件楚单焉微，l、魄东嚣：风格，郄么伏尔泰、糖矫卡尔、控势丹、莫墼衷这些穴师身上．还将翻下行么睨?”风格楚一个作家的标志．尤其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大作家的标志．阅读不同作家的文学作品．读者会感受戮不同格调或个性的语蠢。
风格是一令终家豹弦悫。
译壅繇佟翁语言藏格是文学终菇酝译戎羧的关键问题。
因此，要将一位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另一种文字。
风格总是需要译者考虑的要素之一。
魏羚。
褒蘸译过纛审，译者其令入最耪或多或步建都会参与其中不能以译者个人的风格代祷原作的风格。
事实上。
原作风格和译者风格既对立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裁意味蓑弼一终品在不弱译者笔下懿风接是不一致的。
莛原函在予译者的翻译瑗论和实践承平各异．对源文的理解啦不尽相同。
但必须坚持的前提是。
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译文风格与原文风格必须一致。
翻译是再创作翡艺寒，译鬻霹透过运粥鑫己豹语骞锈力纛文学凌力，使巍己的风格尽璧与原作糕相吻合．以期使自己的翻译作品在符合自身语畜环境的同时，更加传神的表达出原作品的风格。
二、瑾论是翻译嚣渤懿统麴毒攒嘉理论来自于实践。
英汉词汇不对等的例子英汉翻译中词汇的不对等性及其翻译策略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在与塔伯(Charles R.Taber)合著的《翻译理论和方法》一书中指出:“翻译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入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对等首先是语义对等,再就是风格对等。
”这一理论反映出翻译界的一种理想与目标。
然而在翻译实践中,没有绝对的对等,正如鲍林杰(Dwight Bolinger)在《语言要略》中所述,英汉词语两者之间的差异是绝对的、必然的,相同或相似语之间是相对的、偶然的。
也就是说,原语中某些意义的表达方式用译语完全正确而又绝对对等地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
因此,研究翻译中的词汇不对等现象对提高翻译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英汉语中词汇的不对等现象英汉民族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及意识形态差异,在语言文化上也出现了差异,处于不同语系的英语和汉语都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语言文化,两种语言的词汇具有下列不对等性:1 词义的不对等正如兹古斯塔(L.Zgusta)所说:“每个词汇单位都是独立的,不同于其他词汇的,其突出的独立性表现在其所包含的意义上。
”因此,一个词或者词汇单位在特定的语言系统中有其独特的含义。
从传统词汇学来讲,词汇意义由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和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组成。
概念意义是词义的核心,是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的最基本特征的抽象概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内涵意义不是单独存在的意义,而是附带词在“概念意义”上的意义,这种意义非常不稳定。
无论是从概念意义还是内涵意义来理解词义,中英文词语都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对等性。
2 概念意义的不对等在中英文中有的词汇概念意义是不对等的,如中英文在称谓上的词汇就不完全对等。
汉语中的称谓讲究: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男女有别。
而英语中的称谓基本上只进行性别的区分。
如汉语中的“伯父”、“叔父”、“姑父”、“姨夫”、“舅舅”等,在英语中只有uncle一词来统指父系尊长,aunt表示母系尊长,sister 表示姐姐或妹妹,brother指哥哥或弟弟。
翻译互文性摘要：互文性作为一种文本理论被广泛运用在各个领域的研究中。
翻译活动也是一种互文活动，译文与原文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互文关系——翻译互文性。
翻译互文性的提出能加深我们对译文与原文关系的认识：译文与原文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背离的关系，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关键词：翻译互文性译文原文在翻译研究中，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历来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也是翻译本体研究的重点话题之一。
奈达（eugene nida）认为译文与原文之间应实现动态对等，原文是分析翻译过程、衡量译文质量的出发点和标准；以赖斯（katharina reiss）、弗米尔（hans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为代表的功能派翻译研究者提出：译文应脱离语言层面上的对等，在功能、目的上实现与原文的对等；解构主义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意义永远处于“延异”中，译文产生之后就不依赖于原文而存在，原文却必须依赖于译文才能获得其生命力；[1]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更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翻译对语言、文化及社会的影响，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已经不再那么单纯、和谐，译文的产生涉及到权力、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原文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微妙。
不可否认，在翻译实践活动中，由于文化、政治、历史、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译文都不同程度地操控、背叛或改写着原文。
译文既不可能彻底叛离原文，也不可能精确复制原文。
那么能否有一种理论范畴，能够阐释译文与原文之间所牵涉的种种矛盾却又相互牵制的关系呢？互文性，这个具有强大包容性和适应性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阐释方式。
一、翻译文本的互文性分析互文性理论是一种文本理论，产生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
互文性的提出者克里斯蒂娃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由引用组成的马赛克；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
[2]文本，就是异质之文的交织与共存，文学创作就是对其他文本不同程度的模仿、改造与转换。
这种相互指涉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存在于所有的文学文本中，而阐释活动则成为一种涉及相关文本的记忆重现过程。
翻译的艺术性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其艺术性主要体现在翻译的目的、翻译应使用的思维方式、翻译活动发展的过程、翻译成果的特点、社会对译作的承认和接受的方式等方面.针对译界现状,有必要强调翻译的艺术性.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传播的重要手段，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地综合艺术性。
翻译不是“反光镜”或“传声筒”，而是具有一定的创造艺术性的。
译者的思维应具有艺术性的想象力，适度地理解和再现原作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语言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不一致性、不同民族在文化上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性、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与个性等诸多因素决定了翻译的复杂性和非模式性。
在翻译中要注意语言的不对等性和文化差异。
最大限度地缩小原作与译文之间的距离。
今天得世界已经处于全球性信息交流的时代。
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交往越来越频繁，为了沟通国际间的信息交流，翻译已经成为不同语种在文化传播中极其重要的手段。
一、翻译是在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进行转换的艺术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
在这种转换中，原作的语言形势变了，但原作的内容必须尽量保持不变。
世界上不同民族的语言在词义上、句子结构上、表达习惯上和其他许多方面上都有极大的差异。
这就决定了翻译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需要把原作的思想内容、感情色彩、风格特点等等都尽可能地用贴近的译文语言完全、充分地传达给译文的读者。
翻译不是对原作语言的机械性的转换，也不仅仅是对原文基本语义的简单传达，而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得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译者要告诉译文读者的不仅是原作者说了什么，而且要传达出他是怎么说的。
这就需要译者充分发挥各方面的能力，在透彻理解原作的基础上，突破原文字的束缚，创造性地运用适当的表现手法，完整无损地在译文中再现原作的内容与风格。
翻译的范围极其广阔，它可以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科学、历史、绘画、音乐、雕塑、建筑、天文、地理等，无所不包。
自相矛盾的意思翻译“自相矛盾”的正确解释是比喻行事或言语先后不相应、互相抵触。
矛：进攻敌人的刺击武器。
盾：保护自己的盾牌。
成语出处：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
”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
”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众皆笑之。
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战国·《韩非子·难一》）释义：有一个楚国人，既卖盾又卖矛。
他夸耀自己的盾，说：“我的盾坚固无比，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穿透它。
”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的矛锋利极了，任何坚固的东西都穿得透。
”有人问他：“如果用您的矛刺您的盾，结果会怎么样呢？”那人张口结舌，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
什么都不能刺穿的盾与什么都能刺穿的矛，不可能同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拼音：zìxiāng máo dùn。
近义词：格格不入、漏洞百出、首尾乖互、鬻矛誉盾。
反义词：并行不悖、天衣无缝、滴水不漏、顺理成章、自圆其说、言行一致、无懈可击。
成语结构：联合式。
用法：在句中一般作谓语、定语，不能用于两方以上，只能用于单方自我抵触。
例句：我们无论做事说话，都要注意留有余地，不能自相矛盾。
造句：1、你说的话自相矛盾，还在那喋喋不休，真是可笑。
2、还原情境可以避免张冠李戴、自相矛盾的错误出现。
成语故事：楚国有一个卖兵器的人，到市场上去卖矛和盾。
好多人都来看，他就举起他的盾，向大家夸口说：“我的盾，是世界上最最坚固的，无论怎样锋利尖锐的东西也不能刺穿它！”接着，这个卖兵器的人又拿起一支矛，大言不惭地夸起来：“我的矛，是世界上最尖利的，无论怎样牢固坚实的东西也挡不住它一戳，只要一碰上，马上就会被它刺穿！”他十分得意，便又大声吆喝起来：“快来看呀，快来买呀，世界上最坚固的盾和最最锋利的矛！”这时，一个看客上前拿起一支矛，又拿起一面盾牌问道：“如果用这矛去戳这盾，会怎样呢？”“这……”围观的人先都一楞，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便都散了。
1翻译理论的争议及意义1.1翻译理论争议概述翻译需求和行为的出现，完全是为了满足不同语言体系人群的交流，由此“翻译”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两种语言在含义表达上的“对等”，这也是翻译实践的最终目的。
相应地，翻译理论是人们通过对翻译实践的总结、分析、归纳、思考等，最终汇总成具有指导意义或约束能力的机制[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人类长期实践活动以来总结出的真理，任何社会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必然会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理论。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始终强调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作用于理论，导致人们产生理论与实践是“指导关系”的错误认知。
有的学者的认知概念过于纯粹化，将理论与实践理解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使得理论与实践出现了严重的脱节，从某种程度上造成翻译活动重实践轻理论，甚至认为翻译理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错误认知。
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之间的矛盾冲突，远远高于它们内在的统一性，究其原因，可归结于作用对象本身处于复杂的文明背景，同时翻译主体层面对统一翻译对象的认知，也存在千差万别，如果排除掉复杂的干扰因素（主要是文化因素），那么翻译理论就成了单纯地梳理关系，意义已经不大。
从宏观层面来讲，翻译理论是人们对于翻译这一具体实践的理性认知，并通过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和归纳，形成一套完整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观点和理念，包含了一般性的结论和对于翻译实践的具体意见和建议[2]。
翻译理论重在对于翻译领域的基础知识研究，更加关注翻译用语的深层理解和逻辑运用。
从微观层面来讲，翻译理论针对的是具体的语境和场景，涉及到不同的翻译目的，面对的是不同的受众对象，因此翻译活动必须相应地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应对方式。
1.2翻译理论存在的意义翻译理论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具有认知和启发的意义。
翻译理论是一种总结归纳，是对于不同的翻译所涉现象及情况规律进行描述总结，将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元素抽象为受众所能认知的语言符号及语音语调的过程。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翻译实践是脱离翻译理论进行的，即便持有“翻译无理论说”的翻译者，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它侧重于翻译者的主体意识，即以自我为中心的翻译形态[3]。
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作者：孙楠楠来源：《中国科技财富》2010年第22期摘要:长时间以来,翻译界一直把“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方法看做对立体,对二者的争论一直伴随着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持续着,本文从理论与翻译实例两方面来论证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并试图探索“归化”与“异化”使用中度的把握的问题。
一、“归化”与“异化”释义在翻译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文化差异问题上,翻译界有两种对立意见,即归化(domesticating)与异化(foreignizing).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谈到这两种翻译方法:“就文体和风格而论,也许会有希莱尓马柯区分的两种翻译方法,譬如说,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另一种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来”。
所谓归化翻译就是指以目的语为文化归宿的翻译方法,运用目的语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使译文通俗易懂,跟适合于目的语读者,它不考虑原文的目的和形式,而使用读者熟悉的语言和形式来翻译,尽可能地达到原文的功能和意义。
在英美翻译文化中,一直以归化理论为主导,其主要代表是翻译家尤金.奈达,提倡功能对等,强调原文和译文读者反映的对等。
而异化翻译则指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方法,即尽力再现原文语言和文化特色,以便更好地保留原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其目的是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为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
二、“归化”还是“异化”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近年来电影中出现了一些被西方大众所接受的翻译,功夫为Koufu而不是Shadow Boxing,豆腐为tufou, 麻将为majiang等等。
这些词汇采用的都是异化的翻译方法而不是归化法,可见这种异化法翻译的词汇还是为大众所接受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国外旅游,可以更多的收到异域文化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历史姓名: 学号：班级：摘要：悠悠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翻译的历史。
中国的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和传统，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
在这一岁月的长河中，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都带着自身显著的特点.翻译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事业"，翻译不是受经济利益驱动或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与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有关。
历史上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在这里，我们主要了解。
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事业的特点和翻译成果进行探究和梳理,以期望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段特定时期的翻译发展史。
关键词：新中国，翻译，历史，翻译学家，成就。
中国翻译史概述翻译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活动与交流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翻译几乎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④“如果把手势语、图形文字之类的也算作语言,把符号翻译也算作翻译的话.那么，显然翻译的历史也就与语言的历史同时开始”①.虽然古代原始社会的口译或笔译无文献可查，但我们可以设想，在原始社会不同部落间的交流一定是离不开翻译的.以我国为例，据《周礼》和《礼记》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翻译的官职了，如《周礼·秋官》中说：“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秋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
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马祖毅1998：2）。
从这段记述来看，当时的“象胥”是一种官职，其职责就是翻译。
漫长的中国翻译史，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时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至1949年前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把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最需要了解的“大众文化”，即无产阶级文化。
翻译的界定与其难点翻译对于促动人类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季羡林曾说过：“若拿河流来做比较，中华文化这个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
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
而这两次大的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
”可见翻译在我国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之大。
而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当今世界学术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更是越来越重大。
一、文学翻译概念及标准的界定说到文学翻译，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文学翻译，不同国家对这个概念的界定是不同的。
我国翻译界对文学翻译的界定是这样的：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境界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于一般文字产品的翻译，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也绝非机械的文字移植，用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许钧的话来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是成为翻译文学，使翻译作品本身成为文学作品，不但要译出意似，还要译出意美。
”那么，什么样的译作才能算得上是好的译作呢？这就牵涉到了翻译标准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历来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严复曾在《天演论》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
”“信”就是忠实准确，“达”就是通顺流畅，“雅”就是文字古雅。
后来一般就把“信达雅”当做翻译标准。
在使用白话文的今天，“雅”字就不再局限于古雅的原意，而是指注重修辞的意味了。
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译》中说：“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从“摹写其神情”“心悟神解”等字眼能够看出在马氏心中，翻译离不开“神”的运作，达致“心悟神解”才算得上“善译”。
汉英翻译中的异化策略简析一、引言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译者应充分认识构成矛盾的各种因素，采取恰当的方式，从主要方面入手，采用适宜的翻译策略，实现翻译目的。
这里提到的翻译策略是指译者在处理源语与译语语言文化差异时所用的方法，在翻译中有两种基本策略：归化和异化。
本文试在节选翻译美国乡土文学女作家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 1849-1909)的代表作《针枞之乡》的第20章之过程中，就译文当中所遇到有关异化和归化问题进行粗略探讨，以说明在翻译过程中，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的重要性。
二、关于原作及作者萨拉·奥恩·朱厄特是美国著名的乡土文学女作家，她的作品几乎都以缅因州沿海渔村的风土人情为写作素材，其文笔简洁大方，坚定、纤柔、有趣而成熟，她是描写新英格兰地方色彩最好的作家，亦是美国19世纪后半叶乡土作家中最重要的女性作家。
《白色苍鹭》（A White Heron）是她最著名的短篇之一，1896年出版的《针枞之乡》又译《针枞之乡和其他故事》(The Country of the Po inted Firs)是她公认的力作。
在了解了这样一位作者所处的历史时期与文化背景，在翻译其作品的过程中，就要关照到相应的文化和时代背景，注意到语言特点与相关的修辞。
《针枞之乡》讲述的是关于海滨小镇和当地沿海渔村里村民的生活故事，带有浓厚的乡土文学色彩，文中有很多地方，涉及到地方文化和一些专业名词，语言晦涩难懂，如老渔夫的语言，一些捕鱼器具的描写，个别难理解的长句等，在翻译中不仅要理解作者的源语语言所表达的意思，还要试着将其不减风味地使用目的语翻译出来，这就涉及到翻译策略之一的归化。
而另一方面，文中出现的一些当地特有的地名、人名，一些关于捕鱼器具的专有名词，要翻译的不失去原来的特点，要让读者向源语文章靠近，就应该采取异化的翻译手段，尽量把相关名词音译等。
作者简介:温秀颖(1966-),博士生,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际收稿日期:2002-12-192003年第4期总第169期外语与外语教学F 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 eaching2003,№4Serial №169翻译批评的困境与出路———维尔斯翻译批评理论介评温秀颖(南开大学外语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近年来,中国译界对翻译批评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与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研究相比,它依然显得薄弱。
本文希望通过对德国著名学者维尔斯翻译批评思想的介评,能够引起译界对翻译批评研究的更多关注,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料。
关键词:翻译批评;翻译批评研究;翻译学;客观化 Abstract :Articles on translation criticism in China have been seen abundantly in recent years.H owever ,attention paid to translation criticism study ,compared with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is still insufficient.The present paper is an introduc 2tion and evaluation of W olfram Wilss ’stud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in the hope that m ore attention will be paid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in China.K ey words :translation criticism ,translation criticism study ,science of translation ,objective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3)04-0052-04一、引言近年来,翻译批评研究已经引起中国译界有识之士的重视,有关的研究文章也不时地见诸报刊杂志,并有专著出版。
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翻译主体的身份和语言问题——以鲁迅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为中心1929 年9 月10 日，梁实秋( 1903 -1987)的批评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在《新月》杂志上刊出。
此文引发了1930年代前期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梁文发表半年之后的1930年年3月，鲁迅(1881 - 1936)发表回应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论争局面初步形成。
1931 年12 月，鲁迅在《几条“顺”的翻译》一文中指出∶“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由此可见论争之延续性。
同样是在1931年12月，鲁迅与瞿秋白用通信的方式讨论翻译问题，并先后将通信发表在《十字街头》和《文学月报》，有关翻译的讨论高潮再起。
鲁迅对翻译论争的参与，至少持续到1935年4月《非有复译不可》一文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
这场翻译论争①发生在无产阶级文学兴起和“翻译洪水泛滥”②的特殊时期，由于众多翻译家的参与，涉及翻译的政治性、译者的身份以及翻译美学等中国现代翻译学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并与清末至1920年代中国固有的翻译观念构成关联。
本文试图以鲁迅与梁实秋的相关文章为中心，对此进行考察。
一翻译理论与政治性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立论是从讨论“死译”和“曲译”的优劣开始的。
文章开头引用陈西滢的观点——所谓“死译的病虽然不亚于曲译，可是流弊比较的少，因为死译最多不过令人看不懂，曲译却愈看得懂愈糟”，在此基础上反陈西滢之道而行之，认为“曲译”与“死译”相比尚有可取之处，理由是“曲译”不会通篇皆“曲”，“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而“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
况且犯曲译的毛病的同时绝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不妨同时是曲译。
”那么何谓“死译”? 梁实秋依然是引用陈西滢的话——“他们非但字比句次，而且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先，一字不可后，名曰翻译：而‘译犹不译’，这种方法，即提倡直译的周作人先生都谥之为‘死译’。
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的指导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逐渐深化。
普遍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在翻译活动中，作为源语作者与译入语读者之间沟通媒介的译者，必须考虑到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文化因素。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下多元系统理论是怎样阐释文化因素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一、多元系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由以色列当代著名文学家及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
该学派主要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研究，认为文化因素对翻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8年，埃文-佐哈尔出版了《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在本书中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
根据该理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也就是由符号主导人类交际形式，诸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等，须视为系统而非又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较充分地理解和研究。
各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大的“多元”系统。
要全面并充分的理解各个系统，就必须将其置于多元系统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中来研究。
后来佐哈尔把这一理论运用于文学翻译研究中。
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
作为整个文化和社会系统的次系统，文学系统是各种文学子系统的集合。
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要研究翻译文学，就必须将其置于大的文学系统中来研究。
二、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翻译策略的选择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作品时要考虑其文化因素。
翻译是一个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其过程涉及最少两个文化系统，即源语文化系统和译入语文化系统。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考虑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从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文化的作用取决于其在译入语文化中所占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