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什么说共产主义不是理想

《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4期马克思为什么说共产主义不是“理想”——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一段增补的重新解读汪信砚程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英文标题】Why Did Marx Say the Communism Was Not "Ideal"【作者简介】汪信砚，男，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程通，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

摘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不是“理想”的提法针对的并非是恩格斯笔下的“田园诗式共产主义”，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做法，这种做法把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抽象范畴和哲学词句。

马克思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跳出意识形态”、从哲学回到现实。

因此，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不是彼岸的理想、先验的圣物，而是现实的历史的个人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生成性运动。

关键词：共产主义；理想；现实的；生成的一、问题的提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手稿第18页的右栏上，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底稿旁写下了大段的补充。

其中有一段话尤为引人注目：“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①一般认为，这是马克思对前一页恩格斯所写的“田园诗式共产主义”②的回应。

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认同恩格斯的表述，因此，“这一段文字与其说是底稿的一部分，还不如说像是写给恩格斯看的”③。

广松涉把这段话视为马克思思想落后于恩格斯的论据，其理由是：这段话“将恩格斯在手稿中随处所尝试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恩格斯不是作为理想和运动，而是作为应该建立起来的状态来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推翻了”④。

我认为，这种解释至少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按照广松涉的理解，恩格斯的看法是，共产主义不是理想，不是运动，而是应然状态。

然而，马克思的看法是，共产主义不是应然状态，不是理想，而是现实运动。

也就是说，所谓的“共产主义”要么被理解为“理想”、“应然状态”，要么被理解为“现实运动”(前者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俘虏”即“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后者则是马克思的观点)，而单单不可能如广松涉笔下的恩格斯的观点，即共产主义既不是理想，也不是运动，却还是应然状态。

因为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看，“不是理想而是应然状态”这样的表述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望月清司的区分至少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他认为，相对于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作为“运动”来理解，恩格斯的看法是，“共产主义不是‘运动’，而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这是一种逃避大工业、回归田园诗般的‘地域性共产主义’的做法”⑤。

但这样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恩格斯的思想”却颇值得怀疑。

针对“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不是运动”这样的说法(广松涉持相同意见)，恩格斯本人说得再明确不过了——“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

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⑥；而所谓“恩格斯理解的共产主义是逃避大工业、回归田园诗的”的说法同样缺乏根据，相反，恩格斯明确表示，这种拒绝现代文明、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美好的田园社会”的空想“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⑦。

望月清司进一步认为，对于恩格斯笔下的“田园诗式共产主义社会”，“那一字迹丑陋的作者绝不可能坐视不管，他必须在手稿阶段就使得这一节彻底茶化”⑧。

综上来看，撇开具体的问题，广松涉和望月清司在以下两点上达成了共识：首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不是理想的提法针对的是恩格斯笔下的“田园诗式共产主义”；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在于，前者把“共产主义”视为“运动”，后者则视为“应然状态”(广松涉)或“理想”(望月清司)。

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或者说，都把马克思的这一段增补作了简单化的理解——他们都在共产主义是“运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

事实上，马克思所说的是，共产主义是现实的运动(注意：马克思的着重号打在“现实的”上，而不是“运动”上)。

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而言，“状态”、“理想”的对立面不是“运动”，而是“现实的”(马克思正是也仅仅是在这三个词上打了着重号)，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共产主义是不是运动——因为这样仍然可能导致误解——而在于是不是“现实的”：共产主义是有别于思想运动的现实运动。

因为，所谓的“解放”有“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⑨之分，真正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⑩。

如果说“共产主义不是理想”是就“理想”的非现实性而言的，突出强调的是共产主义的现实性，那么，这段话就并非直接针对恩格斯的田园诗式共产主义(11)，而是马克思把恩格斯的论述改成故意开玩笑的戏谑之语后，从正反两面写下的他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相应地，批判的对象也不是恩格斯，而一定另有其人。

二、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做法及其非批判性如前所述，促使马克思公然声明共产主义不是“理想”的原因，是其论敌把共产主义非现实化、理想化、意识形态化的做法。

根据《形态》的标题，即“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主要是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和德国社会主义。

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人”就是他的上帝，拥有一切完美的属性，是模型化的、典范化的、理想化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是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12)。

在这个意义上，他“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谓词”(13)，这样，共产主义就变成了爱的宗教。

鲍威尔在《神圣家族》这部书中看到了“现实的人道主义”(der reale Humanismus)这个词，便得出了“《神圣家族》的作者”是费尔巴哈派的结论，认为德国共产主义是以费尔巴哈的哲学为支柱的(14)。

他幻想地认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即共产主义所以取代‘唯灵论的地位’只是为了赢得崇敬。

他继续幻想：那时候‘灵魂将得救，人间将成为天国，天国将成为人间。

’(神学家总是念念不忘天国)”(15)。

对共产主义者一无所知的施蒂纳也给马克思扣上了费尔巴哈派的帽子(16)，他认为，“共产主义者想把社会变成最高所有者，这个所有者又想把自己的‘财产’作为采邑给予单独的个人”(17)。

真正的社会主义则“装备有对德国哲学如费尔巴哈所说的那些结果的坚定信念，即深信‘人’，‘纯粹的、真正的人’似乎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宗教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和万物的尺度”(18)，他们相信费尔巴哈的话，“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19)，认为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使爱的宗教成为真理，使人们期待已久的有福的天国居民的共同体变成现实”(20)。

总括地说，费尔巴哈“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德国社会主义把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的说辞奉为圣经，鲍威尔相信德国共产主义是以费尔巴哈为支柱的，他和施蒂纳都“用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来代替真正的共产主义者”(21)。

也就是说，当时德国所有的批判家在这一点——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上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的差别仅仅在于，前两类人对这种“理想化的共产主义”持正面意见，后两位则激烈地反对它。

这就容易导致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解，似乎《形态》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费尔巴哈的，因为既然《形态》中的所有论敌——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以及德国社会主义——都轻信了费尔巴哈“理想化的共产主义”，尤其是鲍威尔和施蒂纳还直接指认马克思恩格斯为费尔巴哈派，那么，他们的长篇大论当然是要撇开自己与费尔巴哈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是费尔巴哈派、“实体”的信徒的无稽之谈甚至不需要再多费笔墨，这一点仅从手稿的创作过程中的一处修改就可以看出。

但是，前后这两句话分别先后被恩格斯在起稿时和马克思阅读时删除了。

(22)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表明自己与费尔巴哈的根本不同的——“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费尔巴哈“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从而“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的地方，“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23)。

换言之，在反对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的奇谈怪论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和鲍威尔、施蒂纳是一致的——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

如果《形态》主要针对的真是费尔巴哈(顺带只在澄清歪曲的意义上反对一下鲍威尔和施蒂纳)，那么其第一卷只需第一章就足矣。

问题是，在第一卷中，针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部分“莱比锡宗教会议”所花的文字是《费尔巴哈》章的六倍多，仅仅作一澄清是绝不可能如此费工夫的。

因此，仅从文字篇幅上就可以判断，《形态》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撇开与费尔巴哈的关系，或者澄清鲍威尔和施蒂纳把他们歪曲为费尔巴哈派的做法。

从其内在的逻辑看，马克思反对施蒂纳，最重要的根本不是因为施蒂纳对他的歪曲，而是因为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异，换句话说，虽然马克思和施蒂纳都批判费尔巴哈，但他们的出发点和动机完全不同——施蒂纳无批判地接受了费尔巴哈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前提，并与这一“理想”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生死斗争，试图把被理想化了的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环节在思想中加以扬弃；相反，马克思根本不承认费尔巴哈的“共产主义理想”，他根本反对任何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做法。

一句话，施蒂纳反对的是被理想化了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反对的是任何把共产主义理想化的做法。

马克思认为，这种做法是“在德国这样一个泥潭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24)，因为，中世纪以来的德国除了思辨能力之外在其他一切方面都落后于英法等先进国家(25)，德国“哲学宣讲者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状况的可悲”(26)。

由于经济关系的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与“共产主义运动”相适应的阶段，英法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现实利益在理论上的表达——渡过莱茵河后就与“德国的哲学的历史观”(die deutsche philosoph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27)相结合并立即“德国化”为其特有的思辨形式。

和康德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理解为“实践理性”的要求、把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理解为“自由意志”一样，现代德国批判家把法国共产主义理解为“真正的社会”、“实现人的本质”的要求，“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

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28)。

就这样，法国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就被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剔除了一切经验的、现实的、唯物的因素，稀薄为纯粹的、抽象的、独立的“怪影”，阉割为空洞的词句、神圣的观念、彼岸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