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发展的四个阶段

编者按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变迁，尤其是政治生态充满弹性变化的今天，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之路日益成为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议题。

这需要我们对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刻思辨，以自己的智识、勇气和情怀“给养”这一深具历史意蕴的话题。

本专题四篇文章聚焦中国国家治理诸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真切而有深度的思考。

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专题讨论）内容提要 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

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国家与民众关系这两条主线放在一起加以考虑，从一个整体性视角审视了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背后的机制与作用。

任剑涛通过《国家的均衡治理：超越举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反省了举国体制下的超大型项目偏好所导致的国家治理失衡及顾此失彼的连锁反应，并提出了审慎思考。

席伟健的《“建制议程”与请愿权：信访制度宪法化及其链接》试图从国家治理的实用角度刷新信访制度与宪法秩序的关联，并探索将其导入宪法之请愿权的可能。

刘正强的《人民调解：国家治理语境下的政治重构》基于对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及中共传统执政理念的政治分析，倡导增进人民调解政治凝聚、道德净化、社会动员的功能，从而使其成为疏通国家政治与民间生活的优质执政和治理资源。

关键词 整体性视角 均衡治理 超大型项目 建制议程 人民调解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10-0005-28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一个整体性视角周雪光“国家治理”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曾有庞大精细的官僚运作机制，也伴随着周期性的组织失败和运行困境。

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全能国家结构，既有卡理斯玛常规化的内核，亦有运动式治理的持续冲动。

今天，中国政治结构一方面不断注入现代价值理念，尤其是技术化的治理愈益凸显；另一方面，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紧张不断衍生出国家治理的复杂生态。

论“四个全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意义作者：赵晨光张强来源：《现代交际》2016年第16期[摘要]“四个全面”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是对现实改革开放实践的科学概括。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四个全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

其中，全面建成小康是现实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方法；全面依法治国是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证。

因此，从四个全面视角重新考察国家治理全过程，对于推进现实治理、全面建成小康意义重大。

[关键词]四个全面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6-0003-02当前，我国处于小康社会决胜期、改革开放攻坚期、依法治国关键期和从严治党紧要期。

经济社会正进入新的调整、适应和转型阶段。

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四个全面”是国家治理的灯塔，为国家治理指明方向。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目标国家治理与全面小康紧密相连，相互促进。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小康攻坚期，也正处于国家治理瓶颈期。

在改革攻坚中，国家治理需要紧紧着眼全面小康新实际新阶段，才能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中国化。

（一）国家治理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三十多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力证明改革开放实践的巨大成功。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我国仍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现实治理难题日益严峻；各种社会矛盾复杂交织；全面小康任重而道远。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紧要时期，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①在治理过程中，坚持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准确了解实际情况，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前提。

（二）国家治理必须坚持有序发展和重点推进全面小康是当前最艰巨、最重大的战略任务。

现阶段，我们面临的治理难题依然突出。

比如，农村精准扶贫任务艰巨；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环境治理难度加大等。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科学方法做指引。

在治理实践中，全面小康更需要统筹兼顾，既要抓住主要矛盾，推进重难点领域治理，也要采用渐进的有序方式，协调处理各种矛盾。

学习《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才能现代化》心得体会篇一通过学习这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才能现代化假设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理解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才能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隆兴隆、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

党中央决定用一次全会就这个重大问题进展研究部署，是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考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

理解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才能现代化，需要坚决中国特色社会制度自信，总起来说，中国特色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沉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接力探究、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宏大代价获得的根本成就，我们必须倍加珍惜，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开展。

中国特色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丰富的理论成果。

我们既要坚持好、稳固好经过长期理论检验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又要完善好、开展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才能现代化既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又是一个重大现实课题，我们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完成好这次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篇二中国特色社会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开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新时代，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才能现代化，就要进步运用制度和法律深化改革的才能，进步运用制度和法律促进高质量开展的才能，进步运用制度和法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才能，擅长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开展，实在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四个全面”是实践论、方法论、辩证法的有机结合2015年03月12日18:39 来源：光明网手机看新闻原标题：“四个全面”是实践论、方法论、辩证法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其内在逻辑极为清晰，其中的“全面”一词寓意非常深刻，必须辩证理解。

一是社会重大关系协调中的“全面”。

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方略和与时俱进的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

“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纲领性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全面从严治党”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引领，“全面依法治国”是社会发展的制度保证。

以“深化改革”之“全面”、“从严治党”之“全面”、“依法治国”之“全面”，推动小康社会之“全面”，能够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力支持、制度保障、方向引领融为一体。

二是整体和局部相统一的“全面”。

“四个全面”描绘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整体布局和基本方略，也对各方面的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一整套反映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的独特的思想体系。

它在宏观层面上要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协调统一；它在具体层面上要求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部分的协调一致和共同发展。

三是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相统一的“全面”。

“四个全面”的价值目标，不仅是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法治、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当前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环境治理、反腐倡廉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更关注对社会持续发展的整体秩序、体制机制等的规范性和规律性问题，体现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

从较长时期看，“四个全面”中的“全面”表现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从当前发展看，“四个全面”中的“全面”表现为质与量、内容和形式、现象和本质全面展现；如果放眼世界，可以看出“四个全面”的全球视角和未来关怀，其中的“全面”是与追赶世界发展潮流相联系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城镇化发展论文一、中国城镇化的战略嬗变与国家治理著名城市学家贝利曾指出，20世纪快速城市化过程尽管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其道路却各不相同，差异主要源于文化背景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并产生多样化的人类后果③。

新中国的城镇化战略，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演变。

正是在这种战略演进之中，国家治理的实践进程以及新近的公共治理需求变化得以呈现。

第一，抑制型城镇化或逆城镇化。

自新中国建立至“文革”结束，基于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城市（镇）化采取极为谨慎的限制发展思路，城市建设总体上处于相对迟缓甚至是停滞且有阶段性起伏的状态。

譬如，1949—1957年为显著的上升期，城镇化率从10.64%上升到15.39%；而1958—1965年间，则分别经历了前三年的快速增长和后五年的持续下降，城镇化率一度达到19.75%的阶段高位，也曾一度因撤销城市而迅速降至17.98%。

及至“文革”，城镇化基本停滞，1977年的城镇化率甚至负增长至17.55%④。

此阶段的城镇化，受到三方面因素的重大影响：一是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建设资源的匮乏。

建国初年，恢复秩序与发展生产面临严重资源紧缺，这对于选取乡村服从和服务于城市、以农村对城市的支撑能力为依据设计城市发展规模的思路影响深刻。

二是城市“生产性功能”的新设置。

革命后政权无论是基于秩序可控的考量，还是出于迅速促进国家建设的需要，都亟需发展出生产性而非延续传统的消费性城市定位，以工农产品“剪刀差”实现对乡村资源的超常规汲取，将经济上“小体量”的城市转变成为秩序支配的中轴。

从那时延续至今、被人们广为诟病的城乡二元体制，实际上是国家对城市功能进行生产定位置换的实践后果。

三是以满足城市人口控制、实现城乡区隔化治理的户籍制度。

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户籍制度，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确保资源供给和迅速形成国家统治力的强大功效。

然而户籍的居住固着功能逐渐衍生出新的内涵，它逐渐成为城乡分治体系下大量社会福利差异化配置的“分配器”，这实际上以计划方式固化了城乡之间的权益格局。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深刻的历史思维、深邃的历史眼光、深厚的历史智慧，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创造出的“四个伟大成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这“四个伟大成就”是我们党100年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拼搏奋斗的胜利果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勇气、智慧、力量的生动体现，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奋进新征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我们应该全面理解，倍加珍惜，坚决捍卫。

“四个伟大成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党的百年历史的四个时期紧密相连。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第一次对党的历史明确了四个分期，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这四个历史分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主题指引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奋斗历程都具有鲜明特色，都成就卓著，都解决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共同主题下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性的社会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革命”完成了开天辟地的救国大业，其鲜明特色是“浴血奋战、百折不挠”。

自1840年以来，一批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也曾怀揣谋求民族复兴的梦想，也曾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但是由于根本性的社会条件不具备，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人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失败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国搞现代化、谋求民族复兴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一个民族不独立、人民不能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下搞现代化、谋求民族复兴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四个现代化”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作者：吴玉敏来源：《人民论坛》2014年第28期习近平谈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演进与深厚【摘要】“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方向的总设计和总确定，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升到更加科学而全面的高度。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小康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从邓小平延续“四个现代化”而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今天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认识不断深入和拓展的生动体现，更是执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与发展实质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成熟、深化的充分反映。

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发展跃进从上世纪50年中期中国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到60、70年代的不断明确与重申，说明共产党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构想具有认识和实践上的一贯性和坚定性。

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从政企合一到分离国有企业制度变迁是指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和运作方式进行调整和变革的过程。

在中国，在开放以前，国有企业制度基本上是政企合一的，即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直接管理和控制，政府干预程度较高。

但是随着开放的推进，国有企业制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逐渐向着市场化、法制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阶段：政企合一时期（1950s-1980s）在建国初期，政府负责对国有企业进行计划调度和资源配置，企业的经营管理基本上由政府决策和指导。

企业追求政治目标和国家利益，经济效益不是主要考虑因素。

这个时期国有企业形成了庞大的行政机构和严重的行政化问题，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亏损严重等问题。

第二阶段：市场化时期（1980s-1990s）随着开放的逐渐推进，政府开始放松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引入市场机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时期，国有企业开始面临竞争压力，需要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

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责任制、企业清理整顿等，试图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和竞争力。

第三阶段：股权分置时期（2000s-2024s）为了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政府开始进行股权分置，即将国有企业股份拆分成不同的投资主体，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

通过上市公司股权分置和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政府试图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效益。

在这个时期，国有企业开始面临市场化和法制化的要求，企业治理结构逐渐规范化，政企分开，政府开始从管理者转变为监管者。

第四阶段：混合所有制时期（2024s-至今）在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和政策，鼓励引入社会资本，推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合作。

这个阶段的变革主要是通过引入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的合作，实现国有企业的现代化治理和提高企业效益。

同时，政府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监管和监督，提升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通过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主要趋势是从政企合一向着市场化、法制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