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政策的单方供给及其执行的策略性行为
本文要紧通过会计政策的政府单方供给这一差不多事实,以实证的研究视角和博弈分析的方法,对会计领域中存在、.发生和披露的各种违反既定会计政策的事件按其动机给予必要的归纳.依照理性人假设和相应的利己动机,按照博弈分析的差不多研究路径,试图从会计政策供给方的利益偏好.权力安排以及会计政策的可靠性缺损这三个方面,解释会计主体普遍存在着的会计信息失真. 失范和失德的可能性缘故,并进一步讲明任何一项政策的执行假如出现大规模的非合作博弈.我们在责备信息失真. 失范和失效这些败德行为的同时,是否也应反省一下会计政策的供给方的责任.
关键词会计政策供给方会计政策执行方利益冲突策略性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
会计信息失真. 会计信息失范和会计信息失效是近几年来会计信息制造业十分突出的质量问题。一般认为，这些质量问题的一般分析模式的逻辑是：在托付—代理状态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会计信息制造者利用信息占有优势，进而逆向选择了损人利己的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利己主义的过度追求；会计从业人
员的道德沉落；外在法律约束的软化以及国家监督力量的不足和监督效率的低下。
上述基于企业理论的分析在逻辑上大概是成立的，但却忽略了一个正确的参照系：你们在责备会计信息制造者损人利己的时候，是假定会计政策供给方所供给的会计政策是公正的和利益均衡的产物。我们明白，会计政策作为企业利益的分配尺度，而这一利益的分配尺度却由外部的政府机构制定并单方提供的。依照瓦茨和齐默尔曼教授1999年的实证研究结果，政府和政府官员作为一个利益集团，自利性决定了其参加政治活动的动机是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企业法人作为一个经济人，其目的是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政府和政府官员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这种由政府单方供给体制所导致的会计政策以及具有明显倾向的利益分配尺度，就与企业的利益期望存在不一致性，甚至分歧相当严峻。这就为企业通过会计信息制作的主动权与政府及其官员、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提供了差不多前提。
除此之外，这种单方供给体制所提供的会计政策具有不完备性。这是会计政策供给方（不管是由什么专家组成），都具有有限理
性特征。假如我们承认人可不能是无所不知的，那么依据有限理性的逻辑，会计政策的供给方也具有有限理性的认知水准，会计政策的不完备性也必定是一种客观存在，会计政策的供给方在会计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不断公布的补充规定就可证明。同时，会计政策的不完备性或不完全性的实质确实是会计政策的内在缺陷，这种内在缺陷的存在就为各会计利益主体进行博弈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会计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既是一种逐利行为，也是一种利益冲突。从社会冲突理论的角度看，冲突是指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不相容的利益目标、损益推断或得失分歧而引起的相互作用的一种紧张状态。按照西方冲突理论，参与博弈者行为意向一般是指从事某种特定行为的决策。依照博弈理论的两个维度，一是合作程度（一方情愿满足对方愿望的程度），二是不合作程度（一方拒绝满足对方愿望的程度）。那么，众多会计信息制造者主体的不合作行为显然是一种冲突的紧张状态。研究表明，人们在处理冲突时采取何种方式总有一种差不多偏向。行为时期则是冲突双方公开地试图实现各自的愿望。冲突的严峻程度能够用冲突强度的连续体概念来解释：从无冲突到完全冲突之间存在着强度连续的变化过程。而合作的可能性并不具有必定性，博弈论的研究表
明，要想使合作成为多次博弈的均衡解，博弈的一方（最好是实力更强的一方）必须主动通过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 ，向另一方表示合作的善意，努力把那个善意表达清晰，并传达出去。假如该困境同时涉及多个对手，则要在博弈对手中形成声誉，并用心地维护那个声誉。并不是什么空口诺言，而是实实在在的付出。因此合作是特不困难的。因此OPEC组织经常会有成员国不遵守组织的协定，私自增加石油产量。缘故在于合作是脆弱易损的，这种均衡是不稳定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会计政策的单方提供的利弊，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各会计主体的策略性行为。
二、会计政策的单方供给—一种制度演变的路径依靠
1．会计---财政的微观基础；
会计活动作为财政活动的微观基础，既是我国财政预决算工作程序的必定，它又是我国会计制度演变的一种路径依靠(Path Dependence)，其历史线索可追溯至革命战争年代。会计政策的财政单方供给的制度安排，其特点为在革命战争年代表现为一切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建国后表现为一切为了国家经济的恢复；改革开放特不是步入市场经济轨道一来，最明显的进步是对人的解放，把过去非人性的工具化还原为人性化的利益本
质，追求财宝被新政所鼓舞，从而完成了从“道德神”到“经济人”的历史转变。与此相关的另一特征确实是政府权力也参加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但与个人追求财宝本体化不同在于：政府权力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被遮蔽在国家利益这面神圣旗帜之下。过去数年国家审计署所披露的政府审计结果能够印证这一被遮蔽的事实。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既套用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会计政策也是规范市场秩序的一种公共物品（刘峰，1996）。另一种认识走的更远，认为会计政策是以政府为首的各社会利益相关者就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达成的一组公共契约，是参与者各方反复博弈后人们一致意见的结果，是一种专门的公共物品（雷光勇，1999）。而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对公共选择的“整个分析差不多上以个人具有完全的选择权利作为前提的”，唐寿宁（1996）而公共选择的效率高低取决因此否存在足够的“竞争”，一致同意被认为公共选择的最高效率。但在中国，个人完全选择的权利显然并不存在，在个人缺乏完全的选择权利时，又何以想象“一致同意”情形的出现的可能呢？其次，从“会计政策这一专门的公共物品”提供方案本身就具备两种可能性，既能够由政府提供（如中国）也能够由市场提供（如美国），由政府
提供只只是具有效率优势，但共识度未必就好；而由市场提供尽管存在效率缺陷，但共识度未必不高（如解决找零难题的“四舍五入”法则）。最后，使用和消费会计政策时需要预支相关会计知识的专属费用，如学费、书本费、实习费、培训费以及时刻等，这于公共物品能够免费搭便车的差不多特性不符。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本土化追问：会计政策的供给通过“参与者各方反复博弈”吗？依照是什么？；这不是与“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时期”的历史定位相冲突吗？而事实我们“刚刚迈出了博弈的第一步，从制度选择来看，也是差不多上有利于政府利益来安排的，这一选择必定导致‘上有政策，下按对策’的博弈现象的产生。关于博弈的另一方-----‘假帐林立’也就毫不惊奇。从那个角度看，我国会计制度建立还要经历一个博弈的过程，离‘纳什均衡’还有一定距离。”“公共契约”与“公共物品”的认定者什么缘故没有提供这些差不多的博弈线索和历史事实呢？假如认定者认为这是一种公共常识无须列示，那末笔者在相关的会计文献中什么缘故找不到这些差不多线索和事实呢？假如按上述的观点，收容制度也是政府提供的用于规范市场人口秩序一种专门公共物品，这种不考虑理论土壤的理论套用岂不荒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