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艺术与经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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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惯用的理论和习惯的看法，最易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艺术活动截然分离。
因为艺术活动是以满足人类的审美需要为目的的；而经济活动则将满足人类的实用需要为出发点。
就是说，艺术所从事的是满足于人类精神需要的“精神生产”；而经济活动则是为满足于人类物质需要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
不少现行的教科书就是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实践”理论做出了看似明了的上述划分。
的确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都十分鲜明地指出；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人类诸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尽管我们也知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但何者为第一性、占主导地位仍勿庸置疑。
也因此，艺术，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虽有其显著的特殊性，却归根结底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
如此，经济与艺术的关系似又有了个明确的说法。
然而，我们也还常常看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引述出来的另外两个看法，似有意无意地触及了艺术与经济关联的更为复杂的状况：其一，经济与艺术的关系不是直接的，不是“直通车”，而是间接的，其间的中介环节还不止一个。
如经济活动通常要通过一种社会精神、时代感情乃至政治、法律、伦理、宗教、哲学作用于艺术，而不是经济结构、物质生产活动本身。
同样，艺术对经济的反作用也十分的间接，它不可能直接转化成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是通过一种“时代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经济基础；其二，艺术生产与经济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这个观点十分著名，也影响很大，尤成为主张“艺术独立性”的鼓吹者的重要理论依据。
具体来说，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不一定是同步的，物质生产水平高、经济繁荣，不一定能带来艺术的繁荣和高水平。
马克思就曾以繁荣的古希腊艺术为例，说明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并非是成正比的，古希腊开创了文化史上第一个艺术繁盛期，并构成整个欧洲文化的一个“高不可及的范本”，但随后的物质生产的发展进步，却未能使古希腊艺术获得进一步繁盛，如其艺术代表形式“神话”、“史诗”便停滞了。
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鲜见，比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经济衰败，灾荒连年，战争不断，是中国政治上最黑暗、混乱的时代，“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参见宗白华《美学散步》）；我们还可以以中国盛唐时代为例，虽有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出现，纵观整体，却未必就构成了中国文艺的高峰时期，至少无法与其所处时代的经济水平成正比。
18世纪末19世纪的德国，物质生产是落后的，却产生了歌德、席勒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思想家。
19世纪的俄罗斯，是其文学艺术的空前高峰期，但此时俄罗斯的经济却相当落后，甚至还残存有农奴制。
这些描述经济与艺术发展不平衡的经典例证是值得深思的。
虽然它一直成为鼓吹艺术自身独立的一派意见的籍口，但也受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士的进一步界定，认为这种“不平衡关系”只能佐证艺术与经济关系的间接性，却不能成为否定经济基础、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对艺术活动根本制约和决定的作用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艺术与经济的这种非直接关联，以及笼罩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背景下的关系，既不能简单理解成艺术与经济就是一种疏远的关系，甚至理解为没什么关系，也不能武断为是种“决定论”式的因果关系，不然怎样看待“反作用”？仅仅是种物理学意义上的“反弹”吗？深刻地认识艺术与经济的关系，我们尤须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辨证方法和唯物史观。
的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例的，因此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有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例的。
”（《马恩选集》第二卷第112页）但这一看法绝非是关于经济与艺术关系的结论性观点，勿宁说，更是意在指出艺术与经济二者关联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这才是我们需要再次阐释经济与艺术关系的根本理由。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与艺术关系的见解，给予我们重要启示的根本点是“艺术生产”概念的提出。
将“艺术”与“生产”联接起来，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创举。
籍此，艺术与经济的关系获取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无疑，马克思是通过经济学理论研究进入到生产领域的。
进而马克思通过生产、劳动概念的透析，对“人的本质”、“人的特性”作出了空前未有的揭示，即他的“实践观”思想理论的确立。
此刻，生产、劳动已不再是个普通的经济学概念，而上升为一个哲学术语，并被赋予了人类生命智慧的光辉。
以往的哲学思想，或空洞抽象地理解“精神”，或孤立机械地看待“物质”，唯有马克思主义，用辩证唯物史观的先进思想，以一个全新的世界观重新注视和理解人和世界。
在实践的意义里，生产、劳动不再是狭隘的体力活动，不再是低层次的生存手段，也不再是仅限于实用功利性的经济行为，它更彰显出人的高度，它成为人的特性，人的本质，人的根本需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仅创造财富，劳动还创造了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创造了美”。
的确，辩证唯物史观指出：人类活动最初是基于物质生产劳动的。
那时意识形态尚未形成，艺术也未出现。
但正是基于人类劳动生产所特有的“实践性”，生产迅疾地发展起来，被描述为“物质生产”的人类活动也渐渐显露出日益明确的“非自然”属性。
如人类在原始时期制造的石器，绝非是个单纯的自然物，从一开始使之带有了人类的意志，精神的痕迹。
哪怕当时它还仅仅是作为人类图生存的一种物质手段。
之后的陶器、铜器、铁器，更是带有了人类鲜明创造属性的“自然物”，具有了“人化自然”的显著特征。
另外，还存在一类无直接实用性的器物，尤值得我们关注，它们虽是物质性的，却更凸现出人类的精神需要，如贝壳项链、骨质饰品，以及后来的玉器。
由于与后来人类的艺术形态最为相近，被称为“原始艺术”，它不仅成为艺术产生的重要根据，也同时成为理解人类生产活动丰富性、复杂性的重要依据。
但是，“艺术”以及其它人类意识形态的正式出现或被确定，则是伴随着人类生产水平发展到“分工”的阶段。
此刻，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持续最久的“二元论”思想也随之产生，即将世界（包括大到宇宙小到人自身）划分为物质与精神，以及类似的二元，如主观与客观、心灵与肉体、理性与感性、此岸与彼岸等等。
或许早期的奴隶主统治阶层的出现，致使因“生产分工”而产生的划分思想、划分方法出现了偏激、片面化甚至极端化、对立化的倾向。
如古希腊柏拉图对精神“理念”的倍加推崇；如春秋时代孔子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都在对人类精神活动的注重的同时，又有些顾此失彼地贬低、甚至忽视了“物质活动”的重要性甚至根本性。
由此，人类所独具的“生产劳动”也被片面化地当作专事物质生产或体力劳动的活动。
“脑体分工”导致了“脑体分离”，“艺术与经济无关”这种长期积习的成见，其实早在艺术出现前就已埋下了顽虐的情愫。
人类生产的进步却使人类自身对“生产”出现了认识上的误区，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才使这种局面出现扭转。
从本质的意义上说，“物质生产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都是基于生产的，或者说都是“生产劳动”，所不同的是它们各自表现的形态，根本基础应该是一致的，即人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方式的自我不断发展和完善。
由此，艺术活动从其产生起源的角度上，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物质生产劳动活动所具有的关系便极为密切了。
20世纪以来的原始文化研究，对揭示人类艺术活动的根由、源起，有了大量的学术成果。
如“巫术说”理论，将艺术活动与人类早期特殊的精神活动方式，包括特定的思维特征、心理状态、情感寄托方式、精神智性倾向作了充分的揭示。
这些成果均有意无意地将人类史前精神活动更密切地联系到人类具体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中，并深刻地触及到艺术与经济在人类史前时代的内在关联。
这也十分有助于克服那种或狂妄自大地将人类精神活动“唯心主义”化地居之高阁；或庸俗地、机械地将人类意识形态简化为仅仅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
其实，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便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构成的这种独特的对应关系，不是照相机式的再现或机械式的反映，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在野蛮期的初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在宗教领域中发生了自然崇拜和关于人格化的神灵以及关于大主宰的模糊概念……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能力及其思想认识的变化，那种“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神话不再重要。
因此，经济发达与否，表面看来与艺术繁荣程度虽未构成比例关系，却恰恰揭示了艺术与经济的更深刻复杂关系，这是以一句“艺术的独立性”所无法昭示的。
如若强调艺术的所谓“独立性”，那也并非是针对经济的独立，而是涉及到人的“独立性”，即人类在劳动生产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主体性”。
马克思研究艺术活动如同研究经济活动一样，并不孤立或抽象地看待，而是紧紧地与人类独具的活动属性——“生产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考察。
即相对于客观自然世界（客体）揭示艺术活动所表现出的人类独有的“主体性”。
马克思曾以人与动物的差异、区别，来指出这种“主体性”的意义。
在谈及动物似乎也能进行“生产”如海狸筑窝、蜜蜂造巢之后，马克思深刻指出：“动物只是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在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在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一段马克思涉及到美学的最著名的论断。
也由此，艺术活动与经济活动通过人类这种独有的生产劳动方式，既被深刻的贯通，又被鲜明地划分开来。
人类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物种来“生产”，才有了种植、养殖、发明，才有了农业、工业、科技，才有了轮船、汽车、飞机，才有了宗教、哲学、艺术。
恩格斯还曾这样概述艺术何以源于劳动：“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的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
”（《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因此，马克思认为“最蹩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根本原因就在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从终极的方面讲，人的“生产劳动”根本上表现为一种自由自觉的，合规律合目的的创造性活动。
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而包括经济活动也包括艺术活动在内的人类一切生产活动，均能够显示出这一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