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宾语相关可换位语序问题综述论文

与宾语相关的可换位语序问题研究综述[摘要] 宾语这一句法成分的句法特征和句法意义虽然看似简单和明晰，但现代汉语中的a很多特殊的句法现象都与宾语有关，与宾语相关的若干可换位结构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现象。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与宾语相关的各种可换位结构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对这种结构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 宾语可换位结构语序引言与状语、补语等句法成分相比，宾语的句法结构和句法意义似乎要相对简单和明晰许多，但是现代汉语中很多特殊的句法结构和语言现象却都与宾语相关，如：“把”字句、趋向补语等。

此外，在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些可换位结构也与宾语相关，如主语和宾语可换位的特殊现象，数量补语和宾语的可换位现象等。

学界对这类和宾语相关的可换位现象也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对这类现象的研究不断深化。

宾语和主语的换位问题在汉语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句法结构即主宾可换位结构，有的学者称之为主宾互易结构。

在这种结构中，在不更换和增减任何词语的情况下，主宾可以直接换位。

虽然换位前后的话题或表达重心有所不同，但变换句和原句的深层语义一致并都能成立。

主宾换位前后的两个句子构成单位相同而语序相反。

汉语中的主宾换位结构有许多种类，语法学界对于这一语言现象也有了一定的研究。

较早提出汉语中存在着主语和宾语可以互换现象的是《语法讲话》（七）（中国语文1955年1月号）。

文章指出，“有的动词是两面性的，主语跟宾语可以互换，意思上没有大差别。

‘一个大饼夹一根油条’也可以说‘一根油条夹一个大饼’。

‘三四个人盖一条被子’和‘一条被子盖三四个人’意思也差不多”。

文章首次提出了动词的两面性问题，而这一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主宾可换位的问题。

此后，围绕动词的两面性问题，马汉麟（1955）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他所引的例句是“虾仁炒韭菜”，认为这类动词附带有某种语法意义，把它们的前后两个并列成分联系起来可以实现它们自身所具有的词汇意义。

上例能改变句法说成：“虾仁和韭菜炒在一起。

”马先生在文章中没有考虑到动词前后两个并列名词不改变句法，而仅仅是掉换前后位置的情况。

而且，马文的基本出发点是探讨如何判定主宾语这一问题。

此后，围绕“双面动词”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的还有白丁（1994）。

较早从句式角度考察主宾可换位句的是宋玉柱（1981）。

宋文将主宾可换位句称为“可逆句”，并把它分为三类：供动型、被动型、从动型。

此后的学者对这类现象的研究多集中在个案的分析上。

吕叔湘（1984）进行了主宾可换位句的个案分析，着重分析了“谁是张老三”和“张老三是谁”这两个句子间语义和用法的不同，引发了不少相同类型的文章。

至于为什么两个句子之间会存在不同，文章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只是从方言角度提出了假设。

另外，文章认为“什么是爱情”和“爱情是什么”之间没有不同。

这里有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什么是爱情”和“爱情是什么”在语义和用法上是否真的完全相同；其次，如果它们不同，不同之处在哪里，如果相同，为什么同样是“是”字句的主宾位置上疑问代词和名词的换位，两组句子之间会有不同。

李宇明（1987）对某些存现句中存在的主宾可互易现象进行了研究，着重考察了主宾互易的条件及互易后二者的异同。

文章从处所词语（n1）、表示存现事物的词语（n2）和动词（vp）三个角度全面考察了制约存现句主宾互易的语义因素，认为n1 处所性的强弱和vp同处所词语组合的能力是制约主宾互易的关键因素。

同时文章也指出，虽然互易前后两个句子基本的语义相同，但是在语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仍存在差异。

同时文章还指出了语境对存现句的主宾互易能力的制约。

屈承熹（1997）在用法与语义的交叉考察下分析了“英雄出少年”和“少年出英雄”这两个句子在语法结构相同，主宾位置互换的情况下，其语义却相同的原因。

另外，作者还从“主题”的角度入手，解释了同一个逻辑语义却采用不同的句法结构来表示的原因。

这篇文章启发我们从句法、语义（逻辑）、语用、篇章等多个层面来考察语序问题。

但是，作者在文中也提到，说这两个句子“在语义上相同，并不完全正确”，这两种说法只不过是“出于同一个逻辑命题”，因此所谓的“语义相同”严格来说应是逻辑语义相同，而在具体的语言使用中这两个句子究竟有何不同，作者并没有给出解释，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沈家煊（1999）从施受关系的角度对这类主宾可换位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此类句式不强调施受关系。

在总结关于主宾互易现象的研究成果时，我们不能不提的还有任鹰（1999）和任鹰（2001）。

任鹰（1999）重点分析了配比句中主宾可换位的语义条件，文章将这种句子称为“主宾可换位供用句”。

任鹰（2001）则着重考察了主宾可换位动结式句子（如：老王喝醉了酒；酒喝醉了老王）中，导致主语和宾语可在述语前后互换位置的机制。

作者分别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进行了考察，认为动结结构有两种不同的结构装置，前项动词和后项补语都有可能充当结构中心，都能以各自的方式支配宾语，这是该类主宾可换位动结式述语结构的换位机制形成的理据所在。

作者还将这一理据推广至所有的主宾可换位结构中，认为述语成分的两个配项都有充任宾语的条件，也都有充当谈话起点或语句焦点的可能是主宾可换位结构形成的内在理据。

此外，孙冬惠（2004）对主宾可互易句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描写了主宾可互易句的类型，讨论了主宾互易的原因和语用选择问题，可以看作是对主宾可换位现象进行的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考察。

关于主宾可换位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是我们认为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从描写的角度来说，目前的研究多注重个案的分析，缺乏对现代汉语中的主宾可换位现象更为系统全面的描写。

即使是整体的描写，也存在着分类标准不统一，分类不全面的现象。

而从解释的角度看，虽然已有一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主宾互易现象的原因进行了阐释，但尚未形成对主宾互易这一句式的全面认识，因此我们认为，对造成主宾可换位的机制及换位前后的语义变化的研究也还需要从主宾可换位句的整体出发，从更高的角度做进一步的挖掘。

宾语和数量补语的换位问题在现代汉语中，宾语和补语都位于动词之后，两者之间的位置关系较为复杂，其中就存在着宾语和补语可以换位的现象。

我们对于这类现象的梳理将主要围绕着宾语和数量补语①、宾语和趋向补语的位置关系展开。

早期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入手。

丁声树等（1961）将数量补语称为“准宾语”，认为“准宾语可以跟宾语连用”。

“准宾语跟指人的名词宾语连用的时候，准宾语也常常放在后头。

就是跟一般的名词宾语连用，准宾语有时候也可以放在后头”。

朱德熙（1982）沿用了“准宾语”的说法，但只是提到“如果述语是及物动词，动量宾语和时量宾语后头还可以有名词出现”，而对名词的位置则未有涉及。

早期系统讨论数量补语和宾语的语序问题的文章主要有李兴亚（1980）、吕叔湘主编（1980）、刘月华等（1983）、马庆株（1983、1984）、李临定（1986）等。

90年代以来，随着各种新的语法理论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探索数量补语和宾语的语序制约因素。

方梅（1993）主要从“n”的指称性质入手考察动量成分和宾语的语序制约因素。

该文引入了与指称有关的两对概念，即有指与无指，定指与不定指。

此外还从新信息与旧信息，已然与未然，名词性成分的长度等角度进行了研究。

其研究结果认为，决定动词后动量补语与名词性成分次序的主要因素是名词性成分的指称性质以及名词性成分传达的是新信息还是旧信息这两个方面。

此外作者还指出，“动、动量、名”与“动、名、动量”有着不同的表义功用，后者可以不借助其他语法手段表示已然事件，而前者表述已然事件往往要借助“了/过”。

从历时的发展角度看，前者的使用频率有增高的趋势，适用面越来越广。

lu bingfu（1998）针对动词后的动量成分和名词短语的语序，提出rpt(referential precedence tendency)，认为有指性比较高的成分倾向于前置于有指性低的成分。

文章着重分析了动量成分和名词的语序问题。

王静（2001）主要研究了动词后的动量成分、时量成分与名词的语序问题，其特点在于放弃了常用的有定性解释，使用“个别性”、“个别化”概念，比较动量成分、时量成分和名词在“个别化”程度上的不同，得出了两个系列的“个别性”等级关系：动量——有生名词——无生名词；有生名词——时量——无生名词，并认为成分的“个别化”程度越高，离动词越近。

另外，文章还认为，语序实际上反映了相关成分之间的力量对比，名词性成分和量成分的前后顺序是由二者所具有的“个别性”程度的强弱对比决定的，而不是单独由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分的性质决定的。

这和以往通过考察单个成分的性质来探求语序的制约因素的做法相比无疑是一个突破。

此外，对数量补语和宾语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的还有周小兵（1997）、陈小红（2002）等，徐烈炯（2003）也对数量补语和宾语的语序问题有所涉及。

宾语和趋向补语的可换位问题动趋式中也存在着宾语和趋向补语的可换位问题，其中复合动趋式和宾语的语序问题是研究的重点。

丁声树（1961：p62）指出，“带趋向补语的动补结构，宾语的位置比较活动，比如，‘拿出来一本书、拿出本书来、拿本书出来’，都可以说”。

范继淹（1963）全面描写了现代汉语的动趋式和宾语排列的各种形式，指出宾语有三种不同的值：一般宾语、存现宾语、处所宾语。

宾语的值影响它在动趋式里的位置，处所宾语不能在复合趋向补语之后，存现宾语不能在述语和趋向补语之间。

吕叔湘（1980）指出动趋式动词后面代表事物的名词可以有三种位置：（1）在整个动趋式后；（2）在趋1和趋2的中间；（3）在主要动词之后，趋向补语之前；加上用“把”字将宾语提前的格式，一共四种形式。

朱德熙（1982）认为动趋式和宾语的语序有三种：（1）宾语是一般宾语还是处所宾语：一般宾语的位置比较自由，处所宾语只能插在复合趋向补语中间；（2）宾语是有定的还是无定的：无定宾语的位置比有定宾语自由，不论充任述语的动词是及物的还是不及物的，无定宾语均可以占据述语之后、复合趋向补语中间或整个述补结构之后的任何位置；有定宾语只能在述语是及物动词的格式里出现，而且只能占据前两种位置，不能占据后一种位置；（3）充任述语的动词是及物的还是不及物的：在述语是不及物动词的格式里，有定的体词性成分不能作为宾语出现，只能作为主语出现。

除了从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角度出发外，朱德熙先生还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动词和宾语的语义、宾语的指称性等对语序的影响，深化了趋向补语和宾语的语序研究，开阔了人们的研究思路。

陆俭明（2002）对动词后趋向补语和宾语的次序问题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分析，提出趋向补语和宾语的位置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既跟动词的性质有关，也跟趋向补语的性质有关，既跟宾语的性质有关，而且也跟动词是否带“了”有关，有时还跟语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