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的主要经办人李鸿章

海疆危机：重新评价李鸿章海疆危机：重新评价李鸿章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海疆和新疆面临来自列强的侵略危机。

李鸿章认为中国未来的主要危险在海上，因而要求重点建设海防；身负收复新疆重任的左宗棠等官僚，认为俄国对中国的危害巨大，主张尤其重视塞方。

如果说，起初只是朝中的两种意见，则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鼓舞和甲午之役北洋海军的灰飞烟灭，彻底将李鸿章的主张判成为了给他把持的海军捞钱的铁案。

中国的海防起步不久，就这样被撂在一边，成了可死可活的东西。

然而，历史事实总也逃不过历史的检验。

中国人轻视海防，除了内陆文明的保守，还和统治者对军队功能的认识密切关联。

西方军队从古到今，主要功能是攻城略地的对外战争，中国的军队是对内杀人放火，镇压人民，维护统治。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就有了强大的军队和至今举世闻名的军事理论。

但那是用来内战和屠杀人民的。

长平之战，秦国杀害赵国40万军队，总共死亡近60万。

秦汉时期，更是刀光剑影。

可公元102年，追击匈奴直达中亚腹地的中国汉朝将军班超为了窥视罗马帝国的虚实，派出副将甘英西渡波斯湾，甘英却被海浪吓退了，一出陆地就发昏。

而在此前几百年的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大军，早已横扫欧亚。

仅就中原统治者而言，唐以后基本上全线退缩，根本不再有向海洋挑战的勇气。

陆军却越养越庞大，用于镇压国内人民。

鸦片一役遇见海上来的西洋人，溃不成军。

西方文明从奠基到扩展，就是从对海洋的征服开始的，这在希腊神话和冒险家们的表现中反映的一清二楚。

来自海洋的挑战促成了他们空间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陆地—海洋—天空，成为其科技延展的空间线路。

而作为内陆国的中国，东有大运河护佑，北有长城隔离，几千年的固守和安土重迁，造成文化萎缩保守，本来先天不足，跟西方相比差距天壤。

可当洋务运动创建的海军在骂骂咧咧中起步受挫后，就在倒洗澡水的同时把发展海军的思想也给倒掉了。

北洋海军死于腐败，并非海军不重要，这已经是用不着赘言的事实。

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中国人，是不习惯把钱投到未来和理想方面的。

精炼海军加强海防在第一次“海防议”中，左宗棠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点为清政府所采纳，从而在国防战略上确立了海洋与大陆同等重要的原则，也使海防在国防指导方针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从此以后，清廷决定由李鸿章、沈葆桢分别主持北洋与南洋防务，开始成规模地筹建近代海军。

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年(1874—1884)，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规模初具。

“海防议”后的10年，晚清海军虽有了初步发展，但与西方列强相比，仍然差距悬殊，这一点在中法战争(1883—1884)中暴露无遗。

当时，法国舰队横行东南海域，福建水师被封锁在马尾港内，全军覆没；南洋、北洋海军也一无可恃，甚至连台湾海峡都难于涉渡。

中法战后，清廷痛定思痛，急谋有所改善。

光绪十一年(1885)6月发布谕旨说，“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并命各沿海督抚各抒所见，这就是第二次“海防议”。

第二次海防建设大讨论，得出了“目前自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的结论。

其具体措施是决定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以统一海军指挥，加强海防的整体建设。

同时，决定集中使用并不宽裕的海防经费，“与其长驾远驽，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支，以为之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光绪十四年(1888)9月奏定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共有舰艇25艘，总排水量约4万吨，再加上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海军，至甲午战前，中国海军共拥有大小舰艇78艘，总吨位8万余吨，成为一支相当可观的海上力量。

不思进取终食恶果中国海军力量的加强，自然引起国际上的关注。

光绪十五年(1889)，美国海军部长本杰明·富兰克林·特雷西在一份年度报告中说：中国的海军实力列世界第9位，排在英、法、俄、德、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而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前。

岂料这一海军建设的成就不但没有成为继续加强海防建设的动力，反而成了清政府不思进取的借口。

从光绪十四年后，北洋海军没有再添置新的战舰。

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

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

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

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

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 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

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

[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一些历史人物对李鸿章的评价篇一: 一些历史人物对李鸿章的评价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美国媒体评李鸿章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日本媒体评李鸿章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李鸿章热衷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梁启超《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

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中国十九世纪最大政治家。

——蒋廷黻评李鸿章一生低首拜汾阳,万古大名配诸葛。

——袁世凯评李鸿章水浅而舟大也。

——毛泽东评李鸿章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美国总统格兰特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首相俾斯麦齐名。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

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

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篇二: 怎样评价李鸿章的历史价值？李鸿章算是伟人吗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

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第一篇：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读《李鸿章与北洋舰队》当我刚开始了解中国近代海军史的时候，就读到台湾师范大学王家俭教授的《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1984年12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王家俭在中国近代海军史领域所作的极为认真细致的开拓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前些年，王家俭退休，移居加拿大，他克服了眼疾带来的诸多不便，依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学术研究，终于将其积四十余年专研海军史课题的深厚心得，著成《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2000年4月在台湾出版。

王家俭出生于皖北农村，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师大，曾在中学任教。

1960年考入台湾大学史研所，师从郭廷以，研究方向先为魏源及明清思想史，后又转向中国近代海军史。

王家俭因成长于抗战时期，耳闻目睹日军种种暴行，胸中充满无限愤懑，进而追思近代中国积弱之源，深感甲午战争海军的败绩，海权的沦丧，诚为关系其后历史发展的一大枢纽。

海防、海军与海权三者实为一体，海洋与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发展关系至深且巨，因此乃下决心研究海军史，以期唤起国人的海洋意识和对发展海军的重视。

王家俭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史有着独到的贡献。

早在本书出版前，他已对近代海军史作了扎实的研究。

诸如清末海军留学生，过去只能从中文资料中知道其派遣时的筹划，而缺乏对其在英国留学情况的详细了解。

王家俭在《清末海军留英学生的派遣及其影响》的论文中，通过对英国海军部档案的研究，搞清楚了前后三届学生在英国留学和实习的基本状况，从而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又如1886年北洋海军访日期间发生的“长崎事件”，经王家俭广博征引中、日、英文原始资料，在《中日“长崎事件”之交涉》一文中将事件的前因后果论述得极为清晰。

中国近代海军，是中国人引进西方现代军事技术的产物，作为新式军港，在旅顺港的营建过程中，既有中国洋务官员的策划和各项施工组织工作，又有德、英、法国各种势力的介入和先进技术理念的引进，王家俭在《旅顺建港始末》一文中，以丰富的中外史料为基础，从建港背景、建港决策、工程实施过程、中外人士对于旅顺建港的评价等角度，很好地将这个近代海军建设的重要课题予以阐述，尤其是深入开掘了过去不太为史学界关注的总办旅顺营务处道员袁保龄的功绩。

浅谈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功过问题1895年甲午战败，李鸿章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承担了战败的责任，签订《马关条约》，被视为卖国贼。

但是，甲午战争，是随着中国的“宗藩体系”瓦解和日本经过长期谋划的“大陆政策”而发生的一场战争，是两个国家共同学习西方而逐鹿东亚的一场战争，李鸿章作为影响战局的重要人物，功过问题在史学界一直存在重大争议，随着档案搜集和史料的发现，重新讨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功过问题实有必要。

标签：甲午战争；李鸿章；日本；光绪皇帝；朝鲜关于李鸿章评价问题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开展本课题之前，对前辈学者所取得的成果作出梳理。

对李鸿章评价问题的研究颇多，就成果形式来看，主要有专著和论文两大方面。

学术专著方面：首先，1901年梁啟超先生出版《李鸿章传》，主要从李鸿章的生平事功方面对李的才识、功过、地位等进行了评价，是本课题的重要参考文献。

之后，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出版，该书从“为官”、“外交”、“洋务”三个方面评价了李鸿章的为人与事功。

本世纪董丛林（2012）出版了《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出版，该著作对李鸿章在1870—1901年的外交做出了重要探讨。

学术论文方面：蒋易皇（2014）《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及其分析》一文对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对日交涉做出了探讨，是本课题的重要参考文献。

王双印（2013）《李鸿章“和戎”外交与甲午之败》从“和戎”外交的由来与发展探讨其对甲午战争的影响，论证了李鸿章奉行的“和戎”外交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关于李鸿章评價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笔者不在一一赘述。

笔者立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甲午战争的视角来探讨李鸿章的功过是非。

一、甲午战败是否系李鸿章一人之责晚清中国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联军”，从统治阶层和地方大员之间都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共识，洋务运动拉开序幕，这个几经折腾的政权又恢复了生机，并略有“中兴”的气象，经过30多年的努力，全国上下沉浸在“同光中兴”的气象之中，在大国崛起的幻觉中悠然自得，然而，在中国东方的日本，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学习西方。

1875年度事件：海防与塞防之争这一年，同治皇帝死于花柳。

宫廷之内，忙于制造种种皇帝患天花而升天的迹象和证据；朝堂之上，帝国的重臣们则陷入了海防与塞防之争。

争论的背景是近代中国边疆与海防同时出现的巨大危机。

19世纪60-70年代，除哈密、巴里坤一角仍在清军手中，新疆大部分地区先后被阿古柏势力侵占；1871年，俄国打着替清廷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伊犁，其后又欲以同样的手段进军乌鲁木齐。

署伊犁将军荣全窥见俄国的真实用意：“不止在要求重币，亦不仅窃据伊犁，将尽新疆之地皆为己有而后已”，呼吁清廷出兵新疆，收复乌鲁木齐等重地。

1874年8月，清廷命左宗棠率军出关，清军云集嘉峪关前，整装待发。

与此同时，在东南海疆，日本1874年以弱旅入侵台湾，而清廷竟无力以武力驱逐，最后不得不褒赞日军侵台为“保民义举”，以白银50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结。

“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

11月，恭亲王等上奏请求拨款购买铁甲船以加强海防。

朝廷命李鸿章、沈葆桢等沿江、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十五人详议此事，限期一个月拿出结论。

但清廷财政有限，难以同时兼顾东南万里海疆与西北万里饷运。

1875年，朝廷重臣们遂在国防孰轻孰重问题上产生了巨大分歧。

后世学者论及此节，多以李鸿章为海防论之代表，目之为卖国贼；又多以左宗棠为塞防论之代表，赞其为民族英雄。

塞防：李鸿章未曾宣扬过“放弃新疆”1985年出版的《左宗棠评传》里如此为1875年的海防、塞防之争定性：“海防与塞防之争，既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两个集团(湘系、淮系)争权夺利的派系之争，而是要不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要不要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的斗争。

”胡绳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也做了相同的定性：“当时，李鸿章正在把国家财力大量用于经营他的北洋海军，所以他极力强调海防的重要，而视西北边防可有可无。

左宗棠处于在西北地区拥有重兵的地位，使他不能不重视新疆问题。

甲午战争120周年作文素材：晚清名臣李鸿章_3000字作文初中作文高中作文小学作文作文网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李鸿章生平1823年(道光3年)正月初五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东乡磨店乡。

父亲李文安，母亲李氏，兄弟姐妹八人，李鸿章排行老二，谱名章铜。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

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1840年，中秀才入学。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

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

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为世所传诵。

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

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1844年(道光24年)应顺天府乡试，考中84名举人，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同年与周氏完婚。

1845年(道光25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

作者： 戚海莹[1]
作者机构： [1]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济南250002
出版物刊名： 东岳论丛
页码： 139-141页
主题词： 李鸿章;北洋海军;海防建设
摘要：李鸿章不仅是晚清倡导海军建设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是北洋海军的创建者。

在北洋海军筹办过程中，李鸿章不顾顽固派大臣的反对，坚持己见，力排众议，积极营建海军基地，多方购买舰炮，培养海军人才，为北洋海军成军做了大量实际的和开拓性工作，推进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使北洋海军的实力跃居亚洲第一。

在当时它不仅增强了中国海防力量，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遏止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推迟了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的发生，并在甲午战争期间为防御和抗击El本的侵略发挥了一定作用。

对此，应该给予基本肯定。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也”。

这是《李鸿章传》作者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

的确，作为晚晴第⼀重⾂的他在才识和谋略上远远超出了晚清政府的其他官员，在国内外事务上发挥着巨⼤作⽤，延缓着晚晴政府的衰败。

但正由于李鸿章代表着清政府与列强签署了⼀系列不平等条约，并扶植着如今看来腐朽⽆能的晚晴政府，他在教科书中的评价总是负⾯远远多于正⾯。

可如今我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上，了解了⾃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和发展，开始慢慢对李鸿章之于中国近代化发展的重⼤贡献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在这⾥我想谈谈⾃⼰对李鸿章和中国近代化的认识和看法。

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先不同于其他⼤⾂之处的便是他对时局的洞悉和顺应历史的发展意识。

李鸿章在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的奏折中就提到资本主义列强实⼒的崛起对清政府统治的巨⼤威胁，“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句更是体现了他对列强的警惕意识和构想着⾃⾝的发展意识。

于是乎，李鸿章提出⼀系列改⾰⽅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运动。

军事上,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的初期便⾸先开始通过采⽤西⽅先进的⽣产技术,创办了中国第⼀批近代军事⼯业。

在李鸿章的主导下,江南制造总局,⾦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批⼤型近代化军事⼯业相继问世。

除此之外,李鸿章还主导开办了如天津北洋⽔师学堂,江南陆军学堂等⼀批军事学校,为国防事业做出巨⼤贡献。

最值得⼀提的是,期间创办的北洋海军曾经是中国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量,尽管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但不可否认的是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军事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中的巨⼤贡献。

经济上,从洋务运动中期李鸿章在上海建⽴轮船招商局为起点,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相继发展。

这些民⽤企业不仅填补了中国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空⽩,并推动了民族企业的发展。

在李鸿章积极创办这些民⽤企业的进程中,⿎励了⼀批爱国实业家创办民族企业,极⼤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教育上，洋务运动中为最⼤家所熟知的选派留美幼童,便是在容闳的提议下,最后经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奏报清廷获准,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