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与联盟政策

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与联盟政策王帆2012-8-15 17:41:00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2004年03期作者简介：王帆(1963—)，男，辽宁省沈阳市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历史学博士。

(北京100089)内容提要：美国的联盟政策从属于安全战略，是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冷战后美国的安全战略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变化，无论是“合作性戒备”，还是“参与与扩展”战略，联盟政策都得到重点强调。

这是因为联盟政策与美国安全战略所追求的根本利益密不可分，是其安全战略不可或缺的主要手段。

关键词：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联盟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政策也不断得到重点强调。

之所以如此，与美国在亚太地区所追求的根本利益密不可分。

本文通过对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演变的历史勾勒，揭示美国在该地区战略调整的过程，并分析这一安全战略与其联盟政策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演变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处于深刻变革之中。

冷战结束使地区安全环境呈现出比冷战时期更为复杂的特点，一方面一些地区大国开始在这一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这一地区一些潜在的冲突也存在升温的可能性。

美国开始担心自己原有的掌控亚太局势的能力被削弱。

面对变化中的亚太安全秩序，美国认为，它的亚太安全政策必须顺应形势的变化，以应对新的挑战。

确保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亚太战略的重心。

于是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开始经历转型和调整。

在有关的政策辩论中曾出现四种观点：一是所谓“脱离派”，即从亚洲脱离。

该派认为，由于冷战终结，因冷战需要而在亚洲的前沿部署已无必要。

美国不必再承担责任和风险，而应成为不干涉主义者。

二是“分担责任派”，即推行多边主义。

该派认为，美国在亚洲仍有重大利益，因此必须继续主导亚洲局势，但同时应创立一个新的地区机制，将本地区的基本力量全部吸收进来。

三是“传统学派”，即保持传统威慑。

他们认为冷战时期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应继续保留，由于亚洲没有类似欧洲的多边安全机制，因此仍应以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双边安全同盟体系作为维持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手段，避免结构性混乱导致出现“安全真空”局面。

四是“激进派”，即全面介入。

他们认为应当采取将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的综合战略，既维持传统盟友关系，又全方位地发展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各种关系，从而使美国处于优势地位，能够发挥平衡势力和缓冲矛盾的双重作用。

以上四种观点，除第一种属于“新孤立主义”之外，其余均强调干涉主义，即美国应当继续在该地区发挥关键影响。

因此美国决策者最终认为，最佳的政策选择是既保持前沿军事存在，又加强双边军事同盟，并在传统同盟的基础上尝试发展某种地区安全机制。

与此同时，90年代中期美国决策圈达成一个重要共识，即战略机遇期概念。

这一概念在1997年的美国安全战略报告中有明确表述：“从现在到2015年的安全环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会再出现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的、能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形成军事挑战的‘全球性同等竞争对手’。

另外，在未来10～15年内，也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当美国实施全面军事动员并将军队部署到冲突地区后，该地区的强国或多国联盟能够集聚起足以击败美军的常规军事力量。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在1997～2015年期间它仍将如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上述安全环境预测以两个基本设想为基础：美国将在未来10～15年里在世界上保持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积极参与；美国将在军事上保持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对手的优势。

如果美国撤回它对国际社会所做的承诺，放弃它的外交领导地位，或是放弃它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那么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危险，美国、美国的盟国、友邦和利益所面临的威胁将变得更加严重。

”[1]这个报告体现的战略指导原则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太安全战略保持了一致的思路。

简而言之，就是美国应充分利用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提供的巨大机会，在旧体制解体、新体制尚未形成的力量转型期，巩固冷战成果，填补真空，进一步谋取和扩大其战略利益，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先机；以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作为后盾，通过与盟国的协调与合作，建立地区性力量均势，保持地区稳定；通过建立地区新秩序来实现世界新秩序，并将诸如自由、民主、人权及市场经济等美国价值观念作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政治思想基础推向全世界，以确立和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为在21世纪维持美国霸权的长久存在打下坚实基础。

从1990年到2001年，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历经4次大的变化与调整。

第一次调整是在乔治.布什政府任内。

1990年4月美国国防部提出“合作性戒备”安全战略，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以美国为核心、以多组双边关系为基础、具有较强适应力和灵活性的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体系，美国在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协调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关系，并由各国共同作出贡献；2.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规模和任务加以调整，提出10年分三阶段的精简兵力计划。

在涉及联盟战略的转变方面，美国则提出了“扇形战略”，即以双边安全同盟为支柱，由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构成弧状“扇形结构”，向北伸展的扇骨是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向南伸展的扇骨是美与菲、泰、澳等国的同盟，连接各方的是共同经贸利益。

第二次调整是在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后。

美国政府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概念，突出经济安全在美国亚太安全政策中的重要性，并第一次提出要在亚太地区构筑多边安全机制。

这可以说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

克林顿政府的安全战略以“参与与扩展”作为其纲领性指导方针。

根据《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的界定，“参与”就是增强美国与盟友之间既有的安全合作关系。

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既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盟、新西兰等与美国订有安全防卫条约的国家，也有与美国签订“自由联盟”(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的马绍尔群岛、硫球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太平洋岛国。

这些由亚太海洋国家所组成的区域防卫体系，就是美国在亚太实现其安全目标与经济利益的凭借，特别是美国与日本的安全关系，更是该安全防卫体系的主轴。

在以美日安全为核心的区域战略框架下，美国和其他国家双边安全关系的重点分别是：1.美韩安全联盟是确保东北亚稳定的主要力量，其防卫结构基于1953年相互防务条约、联合作战部队与年度安全磋商三大要素。

2.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另一个难以估量的盟国，它不仅提供基地设施为美国前沿军力使用，在许多区域及全球组织中也采取和美国共同的安全立场。

3.东盟不仅不是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权力竞争者，而且其成员中的菲律宾与泰国还与美国订有协防条约，其他东盟成员也是美国长期的友邦，因此，美国应寻求扩大与东盟国家双边安全合作的关系，强化彼此应对危机的能力。

4.新西兰虽然加入了1951年的“美澳新共同防卫条约”(ANZUS)，但自1984年新西兰立法禁止核武器船只进入其港口后，美国于1986年暂停对新西兰的安全义务。

不过双方从 1994年起已提升政治与军事接触，美国希望这种接触能持续发展至恢复ANZUS联盟关系。

美国的“参与”策略表明，对多边安全体制的支持是在稳固的双边联盟基础上才支持区域性的多边安全机制。

换言之，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ARF)是辅助美国在亚太的联盟关系与前沿部署的，而不是要取代美国在该区域既定的安全领导地位。

“扩展”策略源自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贝克在1993年9月提出的“从遏制到扩展”的全球战略观，也就是将西方的市场民主体制扩展至非西方国家。

美国亚太安全政策中的扩展策略，就是将美国的影响力扩及非传统的亚太盟国与区域，主导亚太安全体系的发展，从而使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亚太社会的主流。

总体而言，“参与与扩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掌握：“参与”是美国连接其亚太安全框架的轴承，即强化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双边安全联盟关系；“扩展”则是美国启动亚太安全政策的动因，也就是扩张美国在亚太的安全版图及政治经济利益。

另外，在1995年《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的基础上，前美国国防部长佩里首次提出要在亚太推行“预防性防御战略”，强调以“海外军事存在”和“力量投送”作为对付地区性危机和战争的基本手段[2]，并强调它有四大支柱：维持和巩固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的核心联盟；促进多边安全合作；与中国进行接触；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与“地区防务战略”相比，“预防性防御战略”具有更为明显的扩张性和进攻性。

第三次调整于1997年8月开始，明确提出美国将推行“塑造、反应与准备”战略，将威胁进一步确定为：地区性冲突、不对称挑战、跨国危险以及“不可知因素”，突出强调跨国组织和势力的威胁。

军方人士认为，美国作为拥有全球性利益的世界强国，必须拥有慑制和击败在相距遥远的两个战区爆发的、时间上相互重叠的大规模战区战争的能力。

“塑造、反应与准备”战略在继承前两大战略的基础上，又有一系列重大发展：首先是确立了美军面向2015年的发展方向；其次是面对新的更加不确定和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美国在强化其亚太驻军和安全同盟关系等基本战略措施的同时，对其意义和使用范围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扩展，比如修改美日防务指针，给予美日联合军事行动以更为灵活的作用和行动空间；第三是放弃了原有的三阶段逐步撤军计划，保持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3]。

第四次调整以小布什上台之后于2001年公布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为标志。

该报告与以往的美国亚太战略相比，其引人注目之处如下：第一，针对世界形势和亚太形势的变化，提出把制定防务计划的基础由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基于威胁”模式转变为面向未来的“基于能力”模式。

这种模式更重视“对手可能如何作战”，而不是“对手可能是谁”或者“战争可能在哪里发生”；它认为只筹划在遥远的战区进行大规模常规战争是不够的，美国必须具有慑制和战胜依靠突然袭击、欺骗和非对称性作战来达到目标的对手所需要的能力；美国除了应对国家行为体可能的、比较明确的威胁之外，更应注重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方式。

该报告出台于“9.11”事件之后，因此战略转向的意图比较明显。

这种“基于能力”的防务计划模式，要求美国既要在关键领域保持军事优势，又要开发军事优势新领域，并使对手无法拥有非对称优势[4](前言部分,p.2)。

第二，突出强调盟友和伙伴的重要性。

该报告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安全作用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作用是建立各种联盟和友好关系的基础，可提供对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普遍稳定与信心感。

”[4](前言部分,pp.5～6)美国在履行国际义务时必须做到：1.保护盟友的安全与繁荣；2.防止敌对力量主宰关键地区。

除了原来强调的欧洲、东北亚、中东和西南亚之外，该报告特别提出一个新的地区概念，即东亚滨海区，指从日本以南到澳大利亚，再到孟加拉湾这一地区[4](前言部分,p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