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方法论解读

比較文學方法論出題委員：康士林教授申請人：何麗霞A. 比較文學方法論「比較文學」一詞，自1816年由法人諾艾爾（Noël）與拉普拉斯（Laplace）始用，距今已近二百年。

法國派學者Tieghem認為比較文學是研究各國文學作品間的關係，尤其是兩國文學之間的關係，法國派學者強調比較文學處理的是兩國文學間具體的事實連繫。

美國派學者則較支持文學理論研究與類比研究，Wellek 主張超越國界研究文學，並要瞭解一切文學創作與經驗的整體性，繼起的學者擴大了比較文學的定義，主張這門學科泛指超國界的文學研究，包括文學關係，以及文學與其他範疇，如藝術、哲學、歷史、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宗教的關係研究。

經歷法國和美國比較文學學派的演變後，Weisstein寫於70年代的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以更為涵括性的視野討論比較文學的定義和歷史，以及一些重要的比較文學概念，如影響研究、接受理論、斷代、文類、主題等議題。

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的關係，無疑是回顧與前瞻比較文學之一大課題。

大體來說，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關係複雜、曖昧，甚至矛盾。

若干支持文學理論的人認為，只有透過文學理論的語言，比較文學的研究方不致淪為繁瑣的史料追縱（即狹義的影響研究），或文學現象之膚淺比附（即狹義的平行研究）。

跨學科研究是比較文學重要的研究範疇之一，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成為了比較文學學者關心的議題，Barricelli和Gibaldi所編的Interrelations of Literature 討論了文學與眾多學科的關係，包括語言學、哲學、宗教、神學、民間故事、社會學、政治學、法律、科學、心理學、音樂、視覺藝術和電影。

Barricelli指出文學研究的進路眾多，不只傾向於跨越國與國的疆界，甚而至涉及與他藝術和知識形式的交疊。

由Koelb和Noakes所編的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Literature: Approach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鋪陳了80年代北美比較文學學者研究成果，呈現出比較文學在當代關心的範疇，歷史和國際間的脈絡發展，以及文學批評與其他學科的關係，其中牽涉不只傳統的向度，還有一些原先不被重視的議題，如讀者反應理論，以及女性在文學作品中的角色等。

Guillén所著之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申述了比較文學難以定義的學術性範圍，以及自十九世紀以來其變遷經過。

面對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張力，作為一位歐洲學者Guillén提出以種族為中心的文學研究正面臨被捨棄的局面，透過對Borges, Dante, T. S. Eliot, Rilke, Milton, Beckett以及中國唐詩人的作品在形式、主題、文類和文學史的探討，他向我們展露了文學交流的重要因素，並力陳文學的跨國性早已蓋天漫地的展開。

在各個社會和文化領域中，多文化主義的概念在近年已愈形有力，同時也充滿爭議，在學術界更對原初以歐洲為中心的學科如比較文學影響至深。

1993年的ACLA報告特別對多元多化的向度進行探討，這不只是對比較文學此學科定義的問題而已，也是文學研究的文化功能的釐清。

由Bernheimer所編之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中收輯了1965年、1975年和1993年的ACLA的報告，並有專文回應，以分析當時背景與後續發展脈絡。

其他還包括十多篇論文共同為比較文學的未來把脈，傳統的歐洲中心論擴展為多元文化論的時刻、外國語研究和翻譯的角色、在各可比較的範疇、學科如何進行疆界的跨越和重劃。

比較文學於十九世紀末作為歐陸文學的新嘗試，二十世紀盛行於英美語世界。

從文化、語言的差異性出發，比較文學的定義、本質、研究領域，乃至它的研究方法便不斷受到挑戰，也不斷更新豐富。

若與Bernheimer之作的美國背景相較，由Yves Chevrel所著之比較文學從歐陸語系為出發點，重新檢視不同語系文學活動的互動關係、它的侷限，以及其未來發展走向。

B. 文學與宗教的批評理論T. S. Eliot寫於1935年的“Religion and Literature”成了為後來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者的基本交談對象。

Eliot在該文初指出偉大的文學需要神學及倫理的判準才能完整，在文末卻又強調文學作品中文學水平的決定性力量，二者似乎矛盾，實質上表達了二者相互獨立又相互關連的吊詭關係。

Eliot指出一些宣教式或虔敬式的宗教文學無法處理到宗教精神內在主要的素材，想要檢視宗教與文學的關係必須跳脫這種宗教文學的框架，而把焦點放在宗教與文學的關係上。

基於過往歷史上文學屢屢被用以作為宣傳宗教的工具，造成詩人、作家極力掙脫宗教形式化的枷鎖，以表達入世的、人性的思想。

隨著文學研究已日漸脫離宗教意識的宰制，文學與宗教的研究形成了一個新的局面，David Hesla在Journey of America Academy of Religion所發表的“Religion and Literature: the Second Stage”不願被傳統西方神哲學框架約束，遂捨棄神學的分類形式，把宗教視為文化現象，檢視文學中的宗教向度，並把注意力轉而分析大眾文化中的宗教意義。

而John McDonald發表於Religion and Literature的同名論文，亦不主張在文學與宗教二者研究中以一固定之信仰體系作為研究的優先性基礎，他認為打破二者關係的穩定性雖然會造成這方面的研究陷入不確定性和偶然性，但卻更豐富、更有活力。

T. R. Wright的Theology and Literature指出很多神學家只是利用文學來說明神學概念，沒有正視文學的本位性，Wright首先重視語言本質的研究，從而探討以文字形式傳達神學意義的可能性，並有系統地申述神學與文學互動的歷史。

由於上述文學與宗教論述的影響背景下，另有一些學者抱持較富折衷色彩的論調。

David Jasper的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Religion一再肯定文學意象的重要成就，並希望在其中能挖掘宗教情懷的活力，從而建構當今的新神學。

Jasper 一方面指出神學需要瞭解文學的本質，謹慎地學習文本詮釋的步驟，另一方也表達文學自身核心內隱藏著一種奧秘，這奧秘是不容壓縮的。

Jasper批判在Hesla 和McDonald的討論氛圍下，宗教似乎已被稀釋為文化人類學的附屬品，使之變得空洞、微小。

Jasper認為透過文學的研究角度能達到對神學的探索，重新揭示、重現那令人不安的、騷動的、流動的、難以定義的奧秘特質。

然而，Jasper也承認在後現代的思潮沖激下，Saussure的語言學、Ricoeur的詮釋學和Derrida的解構思想都一一對文學與宗教的討論產生新的挑戰。

Bandera所著之The Sacred Game: The Role of the Sacred in the Genesis of Modern Literary Fiction認為神聖從未完全被棄置一旁，並批判馬克思雖然試圖把神聖丟棄，他的思考模式仍被神聖邏輯所支配。

Bandera運用RenéGirard的memetic theory的洞見來解釋宗教學中神聖概念所包含的代罪羔羊的機制，即受害人的犧牲，並指出所有「去神聖化」的運動仍不脫神聖概念內的行為。

他認為只有基督宗教的非暴力精神才能真正地完成一個「去神聖化」的現代世界，而且基督宗教與世俗的反宗教人之間並無衝突，只有在基督宗教與古老神聖之間才存有衝突，他並指出Cervantes及Calderón是最接近基督精神的近代古典作家。

在一系列西方對文學與宗教論述後，書單中列出一些中國學者的著述，數量雖然不多，卻也有其特殊的意義。

朱維之於1940年代著有基督教與文學，從文學欣賞的立場，表現出信仰的虔誠，不談神學和宗教的理論，反而從聖經故事中娓娓道出耶穌如何具有詩人的特質，以及申述禮儀中聖歌和禱文的文學性，朱維之除了舉出諸多西方文學作品作例子作討論外，也特別討論到中國聖歌和中國文學的部分。

他建議教會領導者多注意文學，不要用教條、權威來表達信仰，展現出一個在五四背景下孕育的中國基督徒對教會的批判。

他也指出文學與宗教的辯證關係，並肯定文學對宗教提出的挑戰意義重大。

五十年後另一位學者，馬焯榮出版中西宗教與文學，廣泛汲納了文化學、民俗學、宗教學、神話學、考古學、心理學、美學和文學諸領域的研究成果，其中可見兩大特式，一是宗教的領域已明顯地擴闊，宗教並非單指基督宗教，還包括原始宗教、儒家、佛教、道教的作品，二是作者是一位文藝評論者，而非宗教信徒，所以歷來研究文學與宗教議題中以信仰為本位的氣息似乎盪然無存，這也是在90年代的自然趨勢，但也反映出基督宗教在中國作為一個少數族群的局面，卻正以另一種論述形式成為研究的重心，而且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也顯示出文學與宗教關係之研究是必然趨向。

C. 後結構詮釋學本書單第三部分的內容是有關後結構主義詮釋學的論述，以及在這個思潮推動下宗教學者重新建構當代的宗教和神學理論的著作。

詮釋學這個古老的學問，在當代產生了革命性的新思潮。

詮釋學的哲學化乃是當代哲學改造的一個重要成果。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指出存有是西方靜態範疇中隱而不露、幾乎被人遺忘的囚犯，他認為當存有自活生生的經驗中揭示自身時，才能躲避了集中於觀念思維的概念化，這就是為何海德格在把握本體論問題時，轉向現象學方法，並把世界上人的日常存在做現象學的研究，而這一研究成果則被稱為「存有的詮釋學」，在這個存有的詮釋學中也解構了傳統的形上學。

延續海德格的哲學詮釋學，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並不直接關注詮釋在實踐上要如何建立正確的法則，相反的，他希望將「理解」現象更明白地顯示出來。

高達美在其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中，站在關注語言，且重視傳統與偏見為理解過程的前在結構之立場，並且充分利用辯證的反省，並指出以掌握個人的史實性為達到真實理解的先決要件。

對高達美而言，「理解」便是把個人安置在一種傳統之中，這個「傳統」即是過去與現在持續融合的所在。

呂格爾（Paul Ricoeur）提出的詮釋學方法是一重視語言象徵之解謎的方法論詮釋學。

在詮釋的衝突（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一作中，可以發現呂格爾運用「迂迴」的、或「長程」的方法，也就是透過對語意學與反省的縝密探究，並連結現象學的主體自我的分析與詮釋學的存在自我理解分析，充分地由語言意義，即象徵，的解析，把握到語言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