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符号学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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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角下的翻译对等
陈雪雪
【期刊名称】《甘肃科技纵横》
【年(卷),期】2007(36)2
【摘 要】翻译对等是翻译研究中最具争议概念之一,是翻译的最终目标.以社会语言
学和符号学为基础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强调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
的交际过程.翻译的过程就是寻求对等的过程.本文以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对等观
为基础,着重讨论翻译中实现语用对等的问题.
【总页数】2页(P208,43)
【作 者】陈雪雪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0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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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理论概述口译理论可以说是翻译理论的一个分支,它包括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理论、语义学理论、词汇学理论、语用学理论、语法学理论、语篇学理论、形态学理论、符号学理论、信息学理论等诸多内容。
其研究对象为人类活动的结果――口译过程和口译行为。
口译理论有其自身的特点:(1)综合性; (2)实践性; (3)应用性。
一、口译理论基础之语义学理论二、口译理论基础之词汇学理论三、口译理论基础之语用学理论四、口译理论基础之形态学理论五、口译理论基础之符号学理论六、口译理论基础之信息学理论七、口译理论基础之接受学理论八、口译理论基础之文化学理论九、口译理论基础之文本学理论十、口译理论基础之心理学理论第一章口译概述在世界各国外语教学中,口译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翻译方式越来越得到重视。
然而目前对于口译这一翻译技巧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为了全面探讨口译这一课题,我们首先必须对口译作出正确定义,弄清口译的历史发展及现状,弄清它与笔译的区别与联系。
第一节口译概述所谓口译,是指用口语进行翻译的一种活动。
即,用口语表达出某种思想,而后将其用笔写下来或再以口头的方式说出来,此时又将其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然后又再次进行笔译。
简单地说,口译就是口头翻译的意思。
由于各国文化背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语言规则的不同,使得口译过程千差万别。
但归根结底,口译也只是口语翻译的一种。
因此,所谓口译,也仅是口语翻译的简称。
一、口译的发展阶段口译在近代以前,只有少数人懂得它的翻译规律。
这一时期,我们称其为原始口译时期。
在这一时期,翻译工作主要是凭借人们自己的经验,偶尔也使用简单的口译工具。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传统口译的起源时期。
原始口译时期较为短暂,这个时期的大部分著作都已散失,有记载的有《圣经》、《神曲》等。
此时口译工具主要是石器和木棒。
原始口译时期的一些古老翻译手法如“意译”、“直译”、“反译”、“表现”等已经初见端倪。
皮尔士符号学解释项摘要:一、皮尔士简介二、符号学基本概念三、皮尔士符号学理论1.符号的三元论2.符号的分类3.符号的生成与解读四、解释项理论1.解释项的定义2.解释项的作用3.解释项的分类五、皮尔士符号学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六、皮尔士符号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七、总结正文:一、皮尔士简介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符号学家,被认为是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
他在哲学、逻辑、数学、语言学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如符号学三元论、解释项理论等。
二、符号学基本概念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及其意义的学科,旨在探讨符号的产生、传播、解读与应用。
符号是一种表达意义的方式,可以是文字、图像、声音、行为等。
符号学认为,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这种关系可以通过解释项来进行分析。
三、皮尔士符号学理论1.符号的三元论皮尔士提出了符号三元论,认为一个符号由三个要素构成:符号本身(symbol)、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
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而解释项是对符号意义的阐释。
2.符号的分类皮尔士将符号分为三类:图像符号(icon)、索引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
图像符号是根据对象的特征来表示的;索引符号是根据对象与符号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表示的;象征符号是根据共现行来表示的。
3.符号的生成与解读皮尔士认为,符号的意义是通过解释项来实现的。
在符号的生成与解读过程中,解释项起着关键作用。
解释项是对符号意义的阐释,它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
四、解释项理论1.解释项的定义解释项是符号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指的是符号与意义之间的中介。
它可以是人对符号的理解,也可以是符号在特定语境下的阐释。
2.解释项的作用解释项在符号学中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它建立了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联系;其次,它使符号具有了意义;最后,它使符号具有了表达和传递信息的功能。
第三章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翻译学研究空前繁荣,翻译思想异常活跃,翻译研究呈现出学科相互渗透、不同翻译思想既对立有互为补充的多元特征。
重点人物:奈达将当代翻译理论的流变表述为从语文学,语言学,交际学到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轨迹根茨勒将当今翻译理论分为北美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起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结构主义派五大流派曼迪将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大致分为翻译的功能理论,话语与语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文化研究和翻译的哲学研究贝克尔概括为交际与功能研究,语言学研究,心理语言与认知研究和符号学研究本章概括为:语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的哲学研究翻译的文化研究第一节翻译学传统与语文学翻译研究纽马克20世纪50年代以前统称“前语言学”翻译研究,认为这段时间缺少对翻译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属于“前科学”的研究,纽马克以重大翻译活动为标志划分翻译理论发展阶段。
斯坦纳1,古典翻译理论至18世纪末泰特勒和坎贝尔翻译三原则的发表2,从施莱尔马赫至20世纪中叶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70年代,以翻译语言学派的兴起为标志,以维纳,奈达,穆楠和卡特福德为代表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其标志是新兴学派林立,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谭载喜将漫长的西方翻译史划分为六个时期:1)发轫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肇始阶段;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3)中世纪时期;4)文艺复兴时期;5)近代翻译时期,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
本章节将西方翻译理论粗略的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个阶段,基本上属于奈达的语文学的翻译研究1,古代翻译理论公元前3世纪到欧洲中世纪结束为止(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公元前285年,72学者对《圣经》的翻译,众多学者,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
人物: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奥古斯丁西塞罗认为:翻译必须符合听众和读者的语言习惯,并能打动读者听众,翻译要传达的事原文的意义和精神,并非原文的语言形式,文学翻译是再创作,译者必须具备文学天赋或素质。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三大突破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
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
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
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
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1)语言学派的转向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
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尤金·奈达(Eugen A. Nida)卡特福特(J.C. Catford)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论层面。
一外国翻译史和翻译名家西方翻译史可大致归纳为四种主要的翻译研究方法:①语义学翻译法(philological approach)②语言学翻译法(linguistic approach)③交际学翻译法(communication approach)④社会符号学翻译法(socio-semiotic approach)社会符号学翻译法:源于美国翻译理论家,《圣经》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创导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法语言学翻译法:着眼的基本问题是原文的字面意义(the literal character of the source text)篇章的主题结构和风格(the thematic structur and style of the discouse).这种方法强调直译。
(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翻译家兼演说家西塞罗:翻译不应拘泥与原文的词语而注重原文的思想,坚持不可逐字死译而要符合译文的语言规则与特性)。
18世纪中叶,爱丁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泰特勒在《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三原则:①译文应完整的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the original work。
②译文的风格,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That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③译文应像原文一样流畅自然——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语言学翻译法:现代语言文学发展的产物,它主张在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的基础上制定的一系列规则以实现等值(equivalence)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语言学家卡特福特catford,法国的穆南和前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等人。
Testing and Evaluation (Tertiary English Teaching &Research)翻译论坛General Serial No.1182022No.31陈英(1978-),男,河南商丘人,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符号学意义理论视域下《乌衣巷》中朱雀桥、乌衣巷的英译比读———兼论文化性地名的翻译策略陈英1(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81)摘要:“乌衣巷”“朱雀桥”是唐诗《乌衣巷》中的典型意象。
本文撷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译本,欣赏比较了他们的翻译手法,并依据符号学意义理论,探寻符号意义在目的语中是否成功传递及传递的程度。
以此分析中国古诗翻译中文化意象处理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乌衣巷;朱雀桥;意象;翻译1.《乌衣巷》解读及乌衣巷、朱雀桥文化内涵《乌衣巷》是唐代诗人刘禹锡《金陵五题》中的一首著名绝句。
朱雀桥、乌衣巷曾是豪族聚居、权倾天下的地方,出入往来全是公子王孙、达官贵人。
然而,当年的豪奢和繁华如今已荡然无存,只剩下野草野花遍长的朱雀桥和笼罩在苍茫落日余晖中的乌衣巷。
《乌衣巷》句句写景,诗人通过撷取乌衣巷、朱雀桥、野草花、夕阳、王谢堂、燕子、百姓家等意象,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一幅荒凉、冷落的黄昏景色。
这与当年的繁华富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寻常之景中融入了诗人因盛衰剧变而产生的强烈的今昔之感。
然而,诗人写乌衣巷,并非一般地写其衰败,而是结合朱雀桥、乌衣巷的历史变迁高度概括,引导人们去思考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此诗中,乌衣巷是个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质的词汇,它位于南京的秦淮河南岸。
历史记载,此地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部队扎营地,而且军士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故命名为“乌衣巷”。
东晋时,豪门世族王导、谢安曾居住此地,当时高官显贵云集于此,街上衣冠往来,车马喧阗,热闹非凡,繁华富庶盛极一时。
因此,“乌衣巷”不仅仅是代表地理实体的一种语言符号,它还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划分根茨勒根据翻译的功能和目的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翻译理论划分为五个学派: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解构主义派Eugene A. Nida is a distinguished American translation theorist as well as a linguist.He is regarded as “the patriarch of translation study and a founder of the discipline”(Snell-Hornby 1988:1; Baker 1998:277).公认的现代翻译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为了调查《圣经》在世界各地的翻译情况,奈达的足迹遍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
作品有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翻译科学探索》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coauthored with Taber 1969《翻译理论与实践》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Meaning 1975《语义的成分分析》Language Structure and Translation: Essays by E. A. Nida 1975《语言结构与翻译:奈达文集》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1986《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The Sociolinguistics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1996《跨语交际的社会语言学视角》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2001《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Three Stages:Descriptive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描写语言学阶段)Communica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交际理论阶段)Sociosemiotic approach of translation (社会符号学阶段)Stage 1:Descriptive Linguistics(formative years of his ideas) 初创时期1943: A Synopsis of English Syntax 《英语句法概要》1959: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s Exemplified by Bible Translating 《从圣经翻译看翻译原则》奈达语言学翻译观形成的重要基础阶段。
1 3. 现代符号学另一个强大的源头是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分成 意符 Signifier 和 意指 Signified 两个互不从属的部分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学派之争 符号学(semiotics,semiologie,semiotic)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法国和意大利为中心重新兴盛至欧洲各国,它的源头不外乎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如按理论形态也可分为:
符号学 其一,卡西尔哲学符号学(新康德主义),以及皮尔斯哲学符号学;其二,索绪尔影响下的罗朗·巴尔特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学;再细分:一曰:以索绪尔说“语言学只是符号学一部分”,二曰:以巴尔特所言“符号学只是广义语言学的一部分”,这符号学是扩大意义的语言学,更准确地说“元语言学”理论;其三,前苏联学者劳特曼的历史符号学,正好是索绪尔共时研究的反对等等①。李幼蒸认为:“今日最为通行的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共有四家:美国皮尔斯理论系统,瑞士索绪尔理论系统,法国格雷马斯理论系统和意大利艾柯一般符号学。”②符号学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研究的方法的学科,当然少不了思想学术的革命性。后现代思潮里,国人更易接受巴尔特之类。可我研习国学多年,跟随潮流的意识早已淡漠。静心而论,那些西传之学,国人不假思索的挪用,甚至鼓吹,倒早早使我厌倦。我们必须明白,在西方学界里的权威,可能在我们的语境里是错谬之极,符号学就有其特性,故愿能寻到一种较为合理的研究方法,拙文仅是粗劣的尝试。
以文化为研究范围的是现代符号学的特质,当中包括了 民俗学 Folklore Analysis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敍事学 Narratology 言谈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神话分析 Semiotics of Myth 艺术符号学 Semiotics of Art 另外,较为近代的应用有电影符号学 Semiotics of Cinema 、建筑符号学Semiotics of Architecture ,符号学的研究应分为以下几期:
在标识设计中的运用 the application in sign design 在皮尔斯看来,更是图像、标志和象征的东西。迄今读图盛趋,指示设计亦是所指的提炼,也许说标识是代表某种物体或可识对象的(能指)特征符号。一旦能指不复存在,标识将丧失其符号性,特征便随于物体或对象,恰如“符号意义只有在同使用符号的主体相关时才适合于符号——‘符号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绝对意义,这就是说,主体在它之中并没有被抛弃’,主体总是直接存在物,符号在同其他存在物相联系时才有它的存在。”⑤ 也同卡西尔所言:“关系的思想依赖于符号的思想”。⑥ 运用符号系统识别于指示者或使记号显形之物,所以指示标识对所指(概念)的把握尤为重要。若要把握所指就得明白“我们不能离开映像而思维,也不能离开概念(所指)去直观。‘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⑦的道理。福柯认为:“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形式,通过适合、仿效、特别是同感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又说:“为了让符号成其为所是,符 2
号在呈现为被自己所指称的物的同时,还必须呈现为认识的对象”。⑧ 指示标识设计更应做到认识对象,否则,指示标识的符号性将失语。正如巴尔特的看法:符号首先就有传达信号的能力,同时具备代码(code)的能力,否则就无法界别语言和非语言记号(sign)、记号系统、意指关系。 ⑨若是卡西尔则言:在符号思维的功能受到阻碍或遇到障碍的特殊情况下,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区别也就变得不确定,不再被清晰地察觉。⑩ 如若不信,你在大街上胡乱大叫,谁也无法解读你在表达什么?另外,还有一种导致设计失语的因素,即就是忽视了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 所以说符号是任意性的,任意性的符号必定会加大我们设计指示标识的难度。更重要的是提炼、概括所指。故列一个设计到识读时思维次序表,以供学人参考。
格雷马斯看来:“能指的视觉类包括面部表情、手势、文字、实物画、雕塑、交通信号等”。依据法相唯识学,八识中的前五识(眼、耳、鼻、舌、身)都是接受能指的系统,如果眼识里的色分、相分是符号的第一次感知裁决,那么指示标识里的符号就是再一次裁决。这次裁决将会产生常见的三类共识性符号。 其一,象似符号 指外部形式和内部结构与所代替的事物相似的符号。画一个上帝在门口,可以代指教堂;画五颗五角星代表五星级;在画的香烟头上打“×”,表示禁止吸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些是约定俗成的,如“×”;有些是相似的,如星星、香烟头。倘若两者完全一样,那还是符号吗?固然不是。天上的星星绝对不是五角的,那烟头也不是照片。符号传递信息一看便知,绝不能模棱两可,让人捉摸不透。
其二,相关符号 指与所代替现象有各种相关联系的符号。如车转弯前的路标,风向旗表示风向,温度计的水银柱表示气温等等。有专家,譬如美国的皮尔斯把它称作索引式符号。所谓索引式符号就是通过相关联系推测符号的信息,勿须解释。欧洲人的剧院用假面具来代指就是鲜活的例子,这些必须是约定俗成的
其三,规约符号 指与所传递的信息之间无任何联系的,仅靠约定俗成的符号。譬如,交通运输上用红色和黄色喻指警示之意。数学当中的“+”“—”“=”等。又如通讯电码、斑马线之类,这方面用得最多的仍是运输领域。皮尔斯把它命名为象征符号,有些专家又称为指号符号。 总而言之,符号越相象或越接近对象就易于识别,凡是越抽象的或民族文化性的符号识别也就越难。譬如说,欧洲人常在杯子上缠绕蛇来代指医药,东方人难知其意。那些全世界能通用的,最好用相象或越接近对象的共识性符号。如果是文化类型,要根据能指或受指的思维去做。如果二者都无法,就必需使用强制性的规约符号。不过做设计也不需如此严格,用得巧妙是很需要灵感的,了解得越多产生灵感机会就越大,故知识是创造灵感的触点。
Another powerful source of modern semiotics is the lecture notes called A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of the leading authority of Swiss Linguistics, Saussur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 Saussure divided semiotic into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which are two mutually dependent parts, after which the basic theory of semiotics was truly 3
established. Saussure‟s theory also makes influences in French structuralism scholars, such as Lévi-Strauss and Roland Barthes, and thus Saussure was called the Father of modern linguistics.
School Disputes The revival of semiotics (semiologie, semiotic) is centers on French and Italy to Europe. The source of Semiotics is nothing more tha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Saussure‟s structuralism and Peirce‟s pragmatism.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form, it can be divided into:
Semiotics The first is Cassirer's philosophical semiotics (New Kantianism) and Peirce's philosophical semiotics; the second is Roland Barthes‟ linguistic structuralism semio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aussure which can be subdivided according to: (1) Saussure says “Linguistics is a part of semiotics”. (2) Barthes says “Semiotics is a part of general linguistics”. This „semiotics‟ is the linguistics with expended meaning, or rather, “metalinguistic” theory. The third is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scholars Trautmann historical semiotics, which happens to be the opposition of Saussure‟s synchronic study①. Li Youzheng says “"Nowadays, in terms of the most widely accepted theory of general semiotics system, there are four: Pierce theoretical system in US, Saussure theoretical system in Switzerland, Grimes‟ theory system in French and Eco‟s general semiotics in Italy.”② Semiotics, as a discipline of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 cannot dispense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academic revolutionary. In the post-modern ideological trend, French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Roland Barthes and so forth. However, I have studied Chinese culture for many years and my conscience of following the trend has long been indifferent. When meditation is concerned, Chinese people use the knowledge from western countries without thinking and even advocate it, which has made me tired for a long time.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authority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may be wrong in our context. Semiotics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we hope to find a more reasonable research method. Poor works is only poor attem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