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合、意合与翻译——《英汉翻译实践要略》章节选读

形合、意合与翻译——《英汉翻译实践要略》章节选读
形合、意合与翻译
——《英汉翻译实践要略》章节选读
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一概念，能够高度概括英汉两种语言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及本质性差异，直接影响到英汉翻译实践活动的导向问题，因而围绕着形合和意合问题开展的研究，是国内语言学界和翻译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形合和意合问题开展研究，参与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凡是学习过英语的人，都听说过形合和意合，都知道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

但是，形合和意合研究的现状所反映出的种种现象表明，人们对形合和意合的概念以及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的概念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亟待澄清。

1．形合和意合不等于Hypotaxis和Parataxis
“hypotaxis”和“parataxis”即为形合和意合在英语里的对应词这一认识，在国内语言学界和翻译界颇有影响。

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在写文章涉及形合和意合问题时，无论其所持的角度、涉及的层面、讨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要提及形合和意合，总要加括弧注明或是在英文摘要里表明“hypotaxis”和“parataxis”即是形合和意合的对应词。

可见这种认识的影响之大，以至于人们往往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具体概念究竟是什么不假思索，人云亦云。

现实情况表明，这种模糊认识给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通译者以及普通翻译教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其实，英语里的“hypotaxis”和“parataxis”是一对很普通的术语，分别源自希腊语的“hypotassein”和“paratassein”，前者意为“arrange under”，后者意为“arrange side by side”，主要是一种句法概念，用来指能够体现句子成分从属和并列关系的两种排列方式。

国外除了一般工具书中的术语界定和相关著述的个别章节提及之外，很少有人像国内语言学界和翻译界一样，把它们当作一个特别重要的涉及两种语言信息传递机制基本特征的现象专门加以讨论。

而且，人们在提及这两个术语时，对它们的界定并不一致。

有的将“hypotaxis”和“parataxis”的适用范围限定于复合句里分句间的从属和并列关系；有的认
为，其适用范围不仅涉及复合句里的分句，还应包括句子里词语与词语之间以及相邻的句子之间的从属和并列关系；有的认为，“hypotaxis”和“parataxis”的区别在于是否使用连接性词语；有的认为，二者的区别不在于使用连接性词语与否，而在于事实上的从属和并列关系；还有的认为，“parataxis”在古英语里用得比较多，而在现代英语里，则更多地采用“hypotaxis”的形式，等等。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国外相关著述中所提及的“hypotaxis”和“parataxis”及其用得比较多的派生词“hypotactic”和“paratactic”可以看出，无论人们从什么角度予以提及，无论人们的界定存在什么分歧，大家对“hypotaxis”和“parataxis”这两个术语的界定，始终没有超出句子成分的从属和并列排列方式的基本概念，充其量也只不过涉及相邻的句子。

（Li 2011）（参见Chimombo & Roseberry 1998: 131-132；Connatser 2007: 140；Gelderen 2004: 8；Halliday 2004: 374-375；Smith 2005: 65；Thibault 1991: 46；Wilson 1993: 318）因此，把“hypotaxis”和“parataxis”简单地看作“形合”和“意合”的对应词是不妥当的，把“形合”和“意合”的概念局限于“hypotaxis”和“parataxis”的从属与并列的句子成分排列方式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对“hypotaxis”和“parataxis”即为形合和意合在英语里的对应词深信不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具体概念究竟是什么不假思索，人云亦云？
一般认为，形合和意合的说法最早是由王力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

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语法理论》中，王力（1984：468-472）谈到汉语“联合成分的欧化”问题时，确实提到了形合和意合，并在括号里分别注明英语对应词“hypotaxis”和“parataxis”。

但是，从王力先生在文中所做的具体分析来看，他当时提到形合和意合，主要是针对汉语和英语复合句里分句之间的连接方式及一些连接性词语的使用而言的，并没有超出“hypotaxis”和“parataxis”的基本概念，也没有特意对形合和意合做出一个确切的界定。

因此，就目前国内学术界讨论形合和意合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与王力先生当年在《中国语法理论》里提到形合和意合问题时谈及的具体内容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绝非“hypotaxis”和“parataxis”概念所能涵盖。

经常还可以看到有人在谈到形合和意合问题时，引用奈达（Eugene A.Nida）
的论述，认为奈达先生曾经说过，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英、汉语两种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区别特征莫过于意合与形合的区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奈达先生也认为“hypotaxis”和“parataxis”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应词？的确，奈达先生曾经谈到，就汉语和英语而言，“hypotaxis”与“parataxis”的差别或许是最重要的语言区别特征之一。

但是，奈达先生这样讲，并不能说明他认为“hypotaxis”和“parataxis”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对应词。

从奈达先生的著述里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阐释可以看出，他对这两个术语的界定并没有超出句子成分的从属和并列两种排列方式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奈达先生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认识，与国外其他学者对“hypotaxis”和“parataxis”的认识，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

（Nida 1982: 16；1964: 210；1969: 168，202，204）至于人们之所以会误以为奈达先生认为“hypotaxis”和“parataxis”就是形合和意合在英语里的对应词，可能是由于受到“hypotaxis”和“parataxis”即为形合和意合这种认识的影响，直接把奈达先生提到的“hypotaxis”和“parataxis”翻译成了“形合”和“意合”。

有学者提出，由于国内学术界对形合和意合的认识不尽一致，应该对应不同的英文译语，如“hypotaxis”和“parataxis”、“overt”和“covert”、“morphotactic”和“semotacitc”、“syndeton”和“asyndeton”。

（郑文婧2007）我们认为，虽然目前人们对形合和意合的认识尚不能统一，但它们毕竟是国内学者针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的产物，不大可能在英语里找到一对现成的对应词语，这就“如同西方没有阴与阳这样的概念，而分别用yin与yang来表示一样”（王菊泉2007）。

如果人们在有争议或不成熟的认识基础上，把形合和意合以各种不同的概念传播出去，是不妥当的。

例如，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形合和意合即为“hypotaxis”和“parataxis”的影响，尽管国内学术界对形合和意合的认识尚未统一，但是在关注英汉对比研究的外国学者的眼界里，中国人所研究的形合和意合问题，恐怕就只能是他们意识中的“hypotaxis”和“parataxis”的基本概念方面的问题。

因此，我们赞同王菊泉先生提出的方法，在英语里分别用拼音“xinghe”和“yihe”来表示形合和意合。

这样，即使国内学术界对“xinghe”和“yihe”的认识尚不能统一，但至少不会让外国人误以为我们针对形合和意合问题的研究，即是局限于“hypotaxis”和“parataxis”
的从属与并列的句子成分排列方式的研究，也不会让外国人误把形合和意合等同于“overt”和“covert”、“morphotactic”和“semotacitc”、“syndeton”和“asyndeton”之中的某一对术语。

国内形合和意合研究的现状表明，我们中国人所研究的形合和意合问题，绝非这些英语术语中的任何一对所能涵盖，要远比它们之中的任何一对复杂且深奥得多。

2. 形合和意合的不同认识
王菊全（2007）在梳理前人关于形合和意合论述的基础上，将各家的论述归纳为两种主要观点。

一种观点以连淑能为代表，把形合与意合看作造句法，认为形合与意合的主要区别在于词语或分句之间的连接方式不同，因而主要是句法层面的现象；另一种观点以刘宓庆和潘文国为代表，主张把形合与意合视为语言表达法或话语组织法，认为形合、意合现象不仅存在于句子及句子以下层面，也存在于句子以上层面，乃至语篇层面。

郭富强（2006）从语言哲学、语言结构、翻译理论与实践和汉语意合研究等方面对前人关于形合和意合的研究进行了分析综述，涉及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句法结构、语义范畴、篇章理论、语言类型等各个方面。

也有学者对目前形合和意合研究中的模糊认识提出质疑，如沈家煊（2003：30），高卫东（2005），王菊泉（2007），余东（2010），任永军（2010）等。

他们认为，形合和意合是以西方语言如英语为参照物得出的产物，所谓汉语的意合现象和英语的形合现象是相对而言的，人们在谈论汉语的意合现象时不应忽略意合后面的形合因素,在谈论英语的形合现象时不应忽略形合背后的意合因素。

尽管这些质疑的声音目前尚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比较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但是其终将会对形合、意合辩证统一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起到有益而健康的推动作用。

我们认为，面对目前形合和意合研究的现状，一方面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之所以会存在各种所谓的不同认识，主要是由于人们的研究针对的具体问题不同，所持的角度不同，所涉及的层面也不相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有关形合和意合，还有各种层面上的问题有待逐步深入细致的研究。

正如许剑宇（1998）针对意合法的研究所说：不能因为意合法暂时没有完美的定义而过分地指责它,因为目前研究意合法的人们老老实实地承认意合的具体
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只能逐步深入下去。

这不见得比那种盲目引进各式各样新潮的术语和定义却食洋不化的毛病落后到哪儿去。

因此，客观地说，除了针对那些以同样的认识基础所做的同类研究之外，不应对各类研究孰优孰劣，孰重孰轻简单地做出评价，而应当对这些研究所反映出的种种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形合和意合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深层机制有待人们去挖掘，认识到形合和意合的研究涉及到各种复杂的因素，尚待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层面对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索。

全面深入的挖掘、探索能够扩展形合意合研究的视野，不断完善研究的方法。

只要能够揭示形合和意合的本质性问题，有利于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视角认识形合意合问题的全貌，对语言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的实践活动有所启示，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层面进行的相关研究都是有益的。

3. 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的概念及英汉翻译
尽管人们对形合和意合的认识尚不能统一，而对于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一两种语言构形与传意取向不同的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似乎并没有多大异议。

但是，如果我们关注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概念在英汉翻译实践应用这一层面上的问题，就会发现，人们在这方面依然存在着模糊认识，倾向于从英汉两种语言形式结构对比的角度来找个说法，或是把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构形问题和传意问题混淆在一起。

这种模糊认识给从事英汉翻译实践活动的译者以及普通翻译教学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以至于有许多人以为，重形合和重意合就是有没有性、数、时、体、态、格等形态变化或是否使用连接性词语，以为英汉翻译涉及到的重形合和重意合问题就是这些东西的加减问题。

这种影响之深、之广，仅仅从网络上可以看到的数量庞大的相关文章及电子教案即可见一斑。

我们认为，英语的重形合可以从英语本身以形役意的信息传递模式的角度来探讨，汉语的重意合可以从汉语本身意定形随的信息传递模式的角度来探讨，分别揭示英汉两种语言各自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表达关系，二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因此，要搞清楚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概念，不能把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构形问题和传意问题纠缠在一起来对比。

这里不妨仅以能够反映英汉两种语言各自的形式结构特点核心问题的基本
句式为例，来看看二者在信息传递机制上的本质性差异。

英语的基本句型无论怎样归纳，充其量也就只有那么几种，凡是学习过英语的人，都可以脱口而出；而即便是以汉语为母语者，倘若被问到汉语有哪些基本句型，也难以回答得上来。

如果要为汉语归纳出基本句型，数量则会十分庞大。

有学者曾经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对汉语的句型进行分类归纳，得出了一百三十多种基本句型（陈亚川、郑懿德2000：437；陈建民1999：219；李临定1986）。

如果把这种涉及英汉两种语言各自形式结构特点的语言现象拿来对比，囿于形式结构本身的细节性问题，那么刻意挑选出一些例子来对比某些方面的异同，还算勉强可以做到，但是若要深入，若要面对浩瀚的实际语言材料，则会困难重重。

就英汉翻译层面而言，我们讲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主要是为了明晰英汉两种语言各自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从而能够摆脱语言文字形式结构本身的束缚，解决翻译活动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因此，这样的对比研究，至少对从事英汉翻译实践活动的普通译者来说，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所谓重形合和重意合，是相对而言的。

人们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目的就是为了传递思想、观点、意志、情感、消息等各种信息；人们要通过语言相互传递信息，就必须遵守共同的语言形式结构规约，不然就无法进行交流。

英语使用者和汉语使用者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决定了各自的信息传递模式，一方重视形式结构，一方重视语义逻辑纽带。

但是，重视形式结构，并不意味着就不能语义通达；重视语义逻辑纽带，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章法。

无论是英语的重形合，还是汉语的重意合，都是针对英汉两种语言各自内部的信息传递机制本身而言，都是针对能够体现这两种语言各自的信息传递机制基本特征的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而言。

简言之，英语的重形合，就是指英语本身的构形规约和传意方法之间的表达关系是以“形”役“意”，而不是指英语相对于汉语更为重视构形；汉语的重意合，就是指汉语本身的构形规约和传意方法之间的表达关系是“意”定“形”随，而不是指汉语相对于英语更为重视传意。

英语以形为先，尽管句子千变万化，其中不乏特殊的表现形式，但无论怎样变化，无论句子的形式结构多么特殊、复杂，都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个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基本句式扩展、变化而来的。

就句子的成分而言，人们把英语的
句式归纳为几种基本类型，在此基础之上，再利用各种类型的词、短语、分句这些语言实体来扩展，一层接一层，一环套一环，虽然讲究灵活、多样，简繁相间，有的对号入座，有的省略变通，但都必须符合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扩展、变化规约。

就句子的类型而言，在基本句式的基础上扩展而来的英语句子，根据其结构特点，又被划分为几种基本的类型，如简单句、并列句、复合句、并列复合句。

虽然它们的内部构造也是灵活、多样，但形式结构规约也十分严谨，仍然不得脱离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基本框架。

这就如同人们常说的，英语的句子就像是一棵棵树，千姿百态，却万变不离其宗。

主干连接着枝，枝连着杈，枝杈上挂着叶和花，层层相连，主次分明。

其中结构比较简单的，就像是没有多少枝、杈，没有多少花、叶的小树；结构复杂的，就像是枝叶繁茂、繁花盛开的大树。

但无论是小树或是大树，都可以从主干寻觅至花和叶，都可以从花和叶归宗至主干。

与句子内部形式结构严谨形成对照的是，英语使用者并不十分拘泥承载某一信息的具体语言实体是什么，既可以是各种类型的词、短语，也可以是具有主谓结构形式特征的分句或独立的句子，而且对于这些语言实体处在一个句子或是句群中的哪个部位，也抱有比较宽泛的态度，十分灵活。

在遵守共同的语言形式规约的前提下，英语使用者会根据构句成篇的具体需要及各自的行文特点和偏好，把其意欲传递的信息安排给这个句子或是句群中的某个语言实体来承载。

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在意某一层信息具体该由什么样的语言实体来承载，这些语言实体所承载的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不一定以它们的语法功能来确定，可以因人而异，具有承载信息的语言实体形式不确定的特点，是个人的和暂时的。

另外，在安排承载信息的语言实体时，英语使用者往往不会局限于一个单句内部，还可能会外延至句外乃至一个句群，只不过他们首先考虑的，依然是在形式结构规约允许的范围之内造句的方便，是语言表现形式多样化。

因此，我们认为，所谓英语以形为先，以形役意，简单地说，就是只要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形式结构规约为前提，不去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就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就是英语的构形规约与传意方法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体现出英语重形合，即以形式结构为取向的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

从英汉翻译的层面来说，熟练的掌握英语基本的形式结构方面的知识固然
重要，但这方面的知识只能是有助于译者用来解读原文和表达原文所承载信息的工具，而不是用来束缚译者手脚的桎梏。

在译者的眼界里，所有承担语法成分的词、短语、分句都是用来承载信息的语言实体，形式结构上的语法成分及其主与从，并不能代表各种语言实体所承载信息的主与次，不能因为形式结构上的语法成分及其主与从，而混淆英语以形役意的信息传递模式的基本概念。

（翻译实例分析见后。

）
汉语以意为先，不像英语那样受到主谓结构的约束，而是按照汉语使用者的思维习惯，把意欲传递的信息按照逻辑事理的顺序铺排开来，形成一个个由承载具体信息的各种语言实体构造的信息节，以语义逻辑为纽带将这些信息节串联起来，构成信息链。

这种意定形随或曰重意合的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体现出汉语重意合，即以传意为取向的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

由于汉语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是以传意为取向，意定形随，其形式结构方面的问题要远比重视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形式结构的英语复杂的多，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自从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开创了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先河以来，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

在这一百多年里，语言学家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研究，做出了艰苦的努力，汉语的语法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汉语以传意为取向的信息传递机制的基本特征致使这方面的研究十分复杂，人们总结归纳出来的汉语语法规则纷繁杂沓，似乎有无尽的奥秘有待语言学家们去挖掘。

这使得原本意在对汉语语言事实进行描写或解释的汉语语法，却成了阳春白雪，往往会令普通汉语为母语者感到十分深奥。

例如，有人认为“汉语语法规则太多了，等于没有语法”，有人认为“汉语语法比英语语法还要难学得多”，甚至有人发出感叹“林林总总的现代汉语语法书、不计其数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论文，没有几个中国人看得懂的！甚至是越看越迷惑、越糊涂，简直开始怀疑自己还是不是中国人。

”（高巴蒂尔：2010）当然，汉语的语法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容抹杀，而目前这种“阳春白雪”的局面也不应忽视，事实就是事实，老老实实地面对问题，孜孜不倦地解决问题，是应有的积极态度。

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如何在语言研究中解决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问题是语言学的永恒的主题”。

从英汉翻译的层面来说，尽管汉语的形式结构方面的问题以及意合问题还
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深层机制有待语言学家们去挖掘、探索，但是汉语意定形随或曰重意合的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表达关系是显然的，汉语为母语的译者对汉语的实际应用能力是肯定的。

因此，译者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应当在汉语意定形随或曰重意合的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信息传递模式这一认识的前提下，努力发挥其汉语实际应用能力之长，解决翻译中的问题和困难。

（翻译实例分析见后。

）
4. 硬道理与软道理
英语以形为先，注重形式结构；汉语以意为先，讲究语义逻辑通达。

正如王力（1984:141）所说：西洋语法是硬的，没有弹性的；中国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的。

惟其是硬的，所以西洋语法有许多呆板的要求……；惟其是软的，所以中国语法只以达意为主……
但是，虽然王力先生认为汉语语法“以达意为主”，而其所谓的“硬”及“没有弹性”和“软”及“富于弹性”，主要是针对西洋语言和汉语在形式结构上的差异而言的。

从上一节的讨论可以看出，如果从英语重形合和汉语重意合，即从英汉两种语言构形与传意有机统一的表达关系的角度来看，客观地说，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有“硬的”一面，也有“软的”一面。

英语“硬的”一面，在于其对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的形式结构的“呆板要求”；英语“软的”一面，在于其“富于弹性”的传意方法或手段，对承载信息的具体语言实体采取灵活、多样的态度。

汉语“硬的”一面，在于其对语义连贯、逻辑事理顺序的“呆板要求”；汉语“软的”一面，在于其“富于弹性”的形式结构，承载信息的具体语言实体各式各样，不需要按照英语的主谓结构那样一一对号入座。

我们不妨用两个英汉翻译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并用以体现正确认识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概念，将这些硬道理和软道理运用到具体的翻译活动中去，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这两个译例的原文分别出自萨克雷的成名作Vanity Fair第二章和海因茨的短篇小说Going Home。

(1) When he was drunk, he used to beat his wife and daughter; and the next morning, with a headache, he would rail at the world for its neglect of his genius, and abuse, with a good deal of cleverness, and sometimes with perfect reason, the fools, his brother painters. (Chapter II, Vanity F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