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侵权的二元性_吕忠梅
- 格式:pdf
- 大小:74.41 KB
- 文档页数:3
历届十杰青年法学家第一届(1995 年) 第一届王利明:1960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著作有《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物权法研究》等。
、、公丕祥:1955 年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论述》《法哲学与法制现代化》《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等,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赵秉志:1956 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犯罪主体论》《刑法改革问题研究》等,编有《中国刑法实用》《刑法新教程》等。
、、曹建明:1955 年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中央委员。
主要著作有《国际产品专利概论》《国际经济法新编》、,发表论文二百三十余篇。
范健:1957 年生,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德国商法》《反倾销法研究》、、《法理学》等,发表论文一百五十余篇。
胡建淼:1957 年生,国家行政学院法律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版专著、教材74 部,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黄进:1958 年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国际、冲突法研究》《中国国际私法》等,发表论文九十余篇。
、夏勇:1961 年生,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民权哲学》《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等。
沈木珠:1955 年生,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国际经济法要论》《论商法比较研究》等,发表论文一百三十余篇。
、顾培东:1956 年生,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环境公共政策与环境法的关系关键词:环境公共政策环境法一致性相悖性开展方向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超过了自然界的自净能力。
为实现可持续开展,我国在制定环境公共政策和法律上实现了较大的突破。
随着法律数量的增多,环境问题呈现了“负开展趋势〞,并愈演愈烈。
社会转型时期,环境公共政策应成为促进社会开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的根本政策,表达公平与效率。
环境公共政策的含义及其与环境法的一致性、相悖性环境公共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的一个方面,属于上层建筑X畴,决定于国家的经济根底。
公共政策是政府、政治团体以及其他公共部门社会成员或者公共部门自身的限制规那么或引导措施,是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方案,任何一项具体政策都涉及其相关群体的利益〔X超,2009〕。
环境公共政策是指公共权力机关对社会的环境公共利益和经济公共利益进展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依据人与环境和谐开展的目标,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改善环境的行为准那么〔俞树毅,2007〕。
环境法律是环境公共政策的表达,法理学上认为“政策和法律在阶级本质、经济根底、指导思想、根本原那么、社会目标等根本方面是高度一致的〞〔别涛,2005〕。
相对于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比拟健全的国家而言,我国的环境公共政策和环境法两者之间的关系比拟“生硬〞。
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国家环境公共政策与环境法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环境法中包含了环境公共政策,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韩国制定的?环境政策根本法?,使环境公共政策与环境法在环境保护上充分发挥纲领性作用,环境法本身就是其公共政策的一种表达。
而我国的环境公共政策与环境法既有一致性也有相悖性。
环境公共政策与环境法的一致性。
我国环境公共政策与环境法在阶级本质、经济根底、指导思想、根本原那么、社会目标等方面是一致的。
环境公共政策与环境法都表达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初级阶段的特点。
环境公共政策与环境法的相悖性。
我国环境公共政策的集中表达为以人为本,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开展。
试论公民环境权的法律内涵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环境权概念后,对于环境权定义、性质及内容规定至今莫衷一是。
现实中发生的环境侵权案件,不仅反映我国在公民环境权益保障与救济上不足,也对明晰公民环境权提出具体要求。
文章通过探究公民环境权设置各家学说,结合分析国内外立法实践,综合阐述对公民环境权法律内涵的认识。
关键词:公民环境权;生态性权利;实体性权利;程序性权利中图分类号:d923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5-0312-030 引言伴随我国科技发展,大规模开发利用资源成为现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物质保障同时,却给环境带来许多难以修复污染与破坏问题。
如紫金矿业酮酸渗透事件、血铅超标事件等。
在运用相关法律法规对有关责任人给予处罚、对受害群众给予补偿同时,对公民环境权救济缺乏统一保障。
此外,针对大众对于环境权益缺乏认知与维护意识,也亟需明晰公民环境权,使公民维权有法可依,行政机关有法必依。
法谚云,有权利才有救济。
以法律形式将公民环境权内涵予以固定,使公民维护环境权有章可循,把环境权纳入立法中将进一步加强对环境权益保护重视力度,对于环境侵权行为惩处与规避,对公民良好生活环境的保障大有裨益。
1 环境权提出的历史沿革环境权首次提出是在二战之后,面对日益严重环境问题,各国为保障经济发展、居民生活与社会安定,将曾经不顾一切推动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到对环境问题治理上来,制定一部解决治理、管理、保护环境问题统一法律成为当时迫切需要。
70年代初,诺贝尔奖获得者雷诺·卡辛向海牙研究院提交关于将健康、优雅环境权纳入现有人权原则中的报告,初步提出了环境权作为人权的一部分设想。
[1]而环境权为世界所接受是在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中,该宣言第一条庄严宣告:“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环境法相关书籍环境法领域相关著作一、基础书单1、汪劲:《环境法学》(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竺效:《环境法入门笔记》,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3、张梓太:《自然资源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林灿铃:《国际环境法》,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二、进阶书单1、[美]约瑟夫·L ·萨克斯著:《保卫环境——公民诉讼战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美]理查德·拉撒路斯:《环境法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美]詹姆斯·萨:《美国环境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日]交告尚史:《日本环境法概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5、汪劲:《环境正义:丧钟为谁而鸣:美国联邦法院环境诉讼经典判例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7、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江山:《法律革命:从传统到超现代——兼论环境资源法的法理问题》,《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1期。
9、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王洪亮:《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1、[英]艾琳·麦克哈格:《能源与自然资源中的财产和法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12、[美]科尔:《污染与财产权:环境保护的所有权制度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3、[英]马克·韦尔德:《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14、侯佳儒:《中国环境侵权责任法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5、张梓太:《环境法律责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2012年第1期第20卷(总83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 O F SJTU(P hi l os ophy and Soc i al Sci en ces)N O.1,2012V01.20F e b.,N o.83论法院在我国环保事业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王小钢(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行政失效和司法失效是导致当前中国“行动中的环境法”脱离“文本中的环境法”的两个主要原因。
目前法院在我国环保事业中扮演着有限的角色。
有限、脱节甚或矛盾的法律文本也限制着法院的作用。
在环境司法中确认和拓展公民及其团体的权利,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可能是发挥法院在我国环保事业中的应有作用的可行路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行政失效;法院;环保;权利;权力;法治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095(2012)01—0042—09一、引言一百年前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R os coe Pound)深刻地提出,行政失效和司法失效是导致美国“行动中的法”(1aw i n a ct i on)脱离“文本中的法”(1a w i n books)的主要原因。
[11行政失效和司法失效也是导致当前中国“行动中的环境法”脱离“文本中的环境法”的两个主要原因。
①2005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王曦教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举办的“中国环境立法研讨会”上精辟地提出,有法不依,特别是政府有法不依,以及对这种有法不依的情况缺乏问责机制,是我国《环境保护法》修改需要对待的关键性问题。
[2]最近他提出我国环保法应当保障环保事业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33推动“第三方”主体监督政府环保履职和企业环境守法。
L43作为他所说的“第三方”主体之一,法院应当并且能够通过独立行使其审判权来矫正政府的有法不依和行政失效,维护公众与公民个人的环境权利。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绿色规则探析摘要:文章通过分析《民法典》侵权归责方式“一元化”、公私法概念界定不清、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惩罚”功能不足等方面的缺陷,提出针对不同民事责任形式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利用公私法结合发挥制度优势的手段、扩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等建议,以期更好地实现保护公益目的,实现我国民法生态化与社会化的有效提升。
关键词: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绿色规则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21)06-0037-03(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宜昌443002)一、“绿色规则”的价值及在民法典中的应用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第一章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一“绿色原则”具有在民法典中确立环境保护的价值观并与民法固有价值进行制度化衔接、建立司法判断的基本价值标准的功能。
[1]在此基础上,《民法典》中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原则”,并且在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中有近30个条文涉及民事主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权利义务,建立了《民法典》的“绿色规则”体系。
但是由于近代民法制度强调意思自治、倡导所有权绝对、遵循过失责任原则,无法有效地调整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他人、社会公众造成的损害。
绿色规则的出现,用一种整体的世界观对待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强调人与生态环境是生命共同体,人类的自我实现是在人和自然的内在和谐中达到的,肆意破坏自然环境最终伤害的还是人类自身。
绿色规则既是对生产生活方式的理念倡导,更是对民法法律规范实施的价值宣示,贯彻在民法典具体制度中,有助于法律效力形成,取得制度效果。
[2]二、侵权责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一)环境侵权“一元”归责原则的适用分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也规定:不论是否存在过错,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均应承担侵权责任;以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标准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人民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职能创新与地位作者:邱松青来源:《理论观察》2014年第03期[摘要]人民法院作为我国的司法审判机关,在各种案件审理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面对不断出现的新型案件,需要法院改变以前的审理方式,尤其是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这类案件时,更需要完备的审理模式。
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将环境公益诉讼明确规定在其中,在这一定程度上相应的要求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有专门的一套程序,但目前我国各地法院仍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交由民事法庭审理,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涉及的专业型较强,问题复杂多样,同时各位法官的专业水平有限,故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审理环境污染案件。
因此有必要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环保法庭,重新界定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职能与地位。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法院;职能;创新[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3 — 0074 — 02去年冬天全国各大主要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雾霾天气,环境问题再度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就环境问题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也不断增多,我国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却还仅局限在理论层面,虽然有些地区法院设立了专门的环境审判法庭,但审理案件时所依据的主要还是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的,缺乏针对性,对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职能与地位进行研究,其意义就显得重大。
作者简介:邱松青,女,汉族,山东省滕州市人,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2011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一、环境公益诉讼的概述1.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法律教材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众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环境公益诉讼作出了不同的表述,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吕忠梅教授在《环境公益实现之诉讼制度构想》中所提出的概念,她认为“我们所指的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行为有使环境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任何公民、法人、公众团体或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民法典视野下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陈洪磊摘要:自《民法总则》颁行以来,绿色原则在司法裁判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但在概 念层面,面临着对“资源”与“生态环境”内涵界定与绿色原则限制私权尺度把握的困境;在适用层面,存在向一般条款逃逸的潜在风险。
其成因在于,绿色原则是一个争议中的新民法原则,而且在既有民法体系中欠缺系统的贯通性,也在于裁判者一定程度上对原则与规则功能定位的认识不足。
困境与风险的化解之道,首先应当明确原则内涵以增强确定性;其次,保持原则适用的必要克制,承担对规则的补充、解释与修正功能;再次,适用比例原则实现绿色原则对私权限制的均衡;最后,发挥指导案例与类型化的优势,并在将来关注动物虐待和餐饮浪费等类型。
关键词:绿色原则民法典司法适用比例原则类型化“绿色原则”作为回应21世纪中国环境资源恶化时代问题的“中国方案”,被定位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9条。
从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先行颁布后,学界围绕绿色原则展开了诸多讨论,但主要聚焦在该原则如何在民法典各分编具体条款中贯彻落实,而不至“虚置”。
^但变动不居的环境资源问题与具体条款间难以避免的法律漏洞仍旧需要借助司法适用的法律 续造予以补足,遗憾的是,绿色原则司法适用的重要性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2〕理论的 忽视与争议并未妨碍司法经验与集体理性的积淀,基于此,本文藉由对《民法总则》施 行以来法院适用绿色原则裁判案例的事实研究与归纳,梳理其在我国司法适用现状,试图 找寻理论设想与司法实践的距离及因由,以期为规范第9条的理解与适用提供有益且有效 的智识资源。
**陈洪磊,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参见吕忠梅课题组:《“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论纲》,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刘超:《论“绿色原则”在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制度展开》,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145当代思潮生态修复法律责任的困境和实现路径问题的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现象却频发,这不仅极大的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而且对国家的长久发展产生了阻碍。
我国没有任由这种现象发展持续,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思想”的确立以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提出,能看出国家对环境治理的决心。
环境的治理不仅要有国家、政府的政策支持,还需要法律手段进行保障,而责任机制则是实现法律手段的主要途径。
作为环境法独有的法律责任,修复责任在环境污染问题的处理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放眼全球,许多国家制定了环境修复责任相关制度,并拥有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例如,美国在修复基金制度上建立了完善的体系,通过扩大修复责任主体保证修复资金充足[1],修复资金充足,修复工程才能持续;欧盟通过依据修复对象的不同,建立了以行政责任为主导的环境修复责任,形成了水、土壤等修负责任。
而我国除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仅有的法律和文件对环境修复责任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之外,其它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并没有跟上进度,甚至没有提及。
我国可以从完善相关立法、完善相应的保障措施,建立第三方参与等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完善。
生态修复法律责任的困境对于我国来说,生态修复责任是一种全新的承担环境责任的形式,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要想真正实现它,现实中面临着不少障碍。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立法缺失。
最近几年,为了更好解决环境损害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国相继出台了一些司法解释和文件,但这些文件大多数停留在司法解释层面,并且规定的内容也比较笼统模糊,这使得司法实际在操作层面存在一定障碍。
对于在相关的法律上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是否保留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时,就是否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不保留。
借此可以看出,立法者对民法典是否要加入修复生态环境的责任承担方式还是慎重的[2]。
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摘要:绿色原则进入《民法典》,对我国的民事司法审判产生了重大影响。
传统的民事司法审判只遵循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民事活动中的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符合意思自治作为考量标准。
随着绿色原则纳入《民法典》,民事司法活动同时应当考量“民事活动是否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为此,裁判者必须转变思维方式,民事审判的制度设计、操作规范应当与绿色原则协调衔接,以实现案件公正。
关键词:绿色原则;民事裁判;司法适用;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作为新增条款,在规范层面如何理解,制度层面如何设计,司法审判层面如何适用,需要厘清、辨明。
基于此,本文以《民法典》绿色原则在民事审判中的适用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当前理论界既有研究成果,明晰该原则在民事审判中的价值定位,以期在理论研究、司法实务两个领域学者和司法工作者能够做到准确把握、科学衔接。
一、既有研究成果总梳理理论界绿色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研究主要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种方向。
在宏观层面:有的学者对《民法典》绿色条款进行了类型化分析,针对《民法典》绿色条款与环境法的衔接问题进行了构想;有的学者对《民法典》何以成为《民法典》之基本原则、绿色原则为何必须具体化、绿色原则在具体制度(物权、合同、侵权)层面的展开进行了较为宏观的讨论;有的学者在一个较为理论的整体性框架下,针对绿色原则与《民法典》之适应性障碍、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演进路径和适用方式进行了探讨。
在微观层面:有的学者从绿色原则纳入《民法典》的背景、基本含义、合理性、功能等方面展开讨论;有的学者针对绿色原则“否定论”进行了辨析,围绕绿色原则的类型、特征、疑难点进行了讨论;有的学者围绕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侵权责任领域的适用问题,从侵权责任编贯彻绿色原则的必要性、边界、路径以及现行环境侵权责任制度之完善、侵权责任编相关衔接条款之构建等方面进行了讨论;还有学者围绕绿色原则在合同纠纷中的司法适用问题展开探讨,针对绿色原则在合同纠纷中的基本内涵、必要性、司法适用现状、解决对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
《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实践样态与优化路径—以《民法总则》第9条的司法适用为基点马密黄荣常国慧摘要:《民法典》绿色原则系民法规范从偏重个人主义向兼重集体主义转变的重要标志。
法律是什么最终体现在裁判中。
本文系统梳理绿色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
在《民法典》出台的背景下,从法律解释的路径出发,运用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方法,全新阐释法律规则;从功能主义的维度入手,基于绿色原则的不同功能,分级确立说理义务,达到优化《民法典》第9条司法适用的目的。
关键词:绿色原则法律解释功能主义2020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延续了 2017 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9条的规定,即“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确立了《民法典》的绿色原则,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典》的价值追求。
《民法典》确立绿色原则,旨在实现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发展。
拉伦茨认为,“法律原则不能在个案中直接适用,需 要借助法律或司法裁判的具体化”作为《民法典》基本原则的绿色原则,通过“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两个不确定法律概念,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
当前的研究集中 于从立法层面探析绿色原则在《民法典》分编中的展开路径彡~从理论角度论述绿色原**马密,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庭法官助理,厦门大学法学博士;黄荣,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 法官助理,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常国慧,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中山大学法学硕士。
(I][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3页。
〔2〕参见刘长兴:《论“绿色原则”在民法典合同编的实现》,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6期;刘超:《论“绿色原则”在民法 典侵权责任编的制度展开”》,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6期;刘长兴:《环境权保护的人格权法进路一兼论绿色原 则在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体现》,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3期;单平基:《绿色原则对〈民法典〉物权编的辐射效应》,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马竞遥:《绿色原则在民法典分则编的体系化实现——以矿 _业权的民法规制为中心》,载《求索》2019年第5期;侯国跃、刘玖林:《民法典绿色原则: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展开》,载《求是学刊》2019年第1期;吕忠梅课题组:《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论纲》,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49法律适用2020年第23期则在物权限制中的司法适用/ 3]从法经济学的角度阐释绿色原则的适用问题,[4〕缺少从 司法实践层面对绿色原则的适用实效进行类型化分析。
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摘要:经济法责任作为法律责任中的一种,其独立性常常受到非议,常常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是非独立性责任、综合责任、或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简单相加等看法。
之所以会有如此看法,是因为经济法是建立在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法基础之上的新兴法律部门,其发展当然也建立在传统部门法基础之上,这就使得经济法的各方面当然具有一些传统部门法的特点。
然而,作为独立的法律责任,必有其特殊的一面。
而具体到经济法责任中,主要表现为:责任主体、责任形式、责任功能、责任适用等方面的特殊性。
关键词:经济法责任责任主体功能、适用机制一、经济法责任概念及相关概念的解析:对于经济法责任的概念,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通过经济违法行为来界定经济法责任、通过经济法这一部门法来界定经济法责任、通过经济法规的违反与特定事实的出现来界定经济法责任、通过经济法权利义务来界定经济法责任。
1在此,作者赞同李昌麒教授的观点,认为经济法责任概念为:经济法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规定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或者说,是因实施了违法行为,侵害了经济法所保护的法益,而应受到的经济法上的制裁。
作为与经济法责任相区别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究其本身来说,不能忽略。
具体而言,根据王利明教授的观点,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具有财产性和补偿性的特征。
而行政责任是指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于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规定的义务, 构成行政违法以及部分的行政不当而依法承担的法律上的消极后果。
2它是一种上、下级之间非对等的公法责任,具有很强的强制性。
对以上概念的探讨,主要是因为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的讨论是建立在建立在与传统法律部门责任相比较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为下来探讨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作一准备。
二、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1.井涛,《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探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08页2韩志红,《关于经济法中以新型责任弥补行政责任缺陷的思考》,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第13页经济法责任主体是指在经济运行过程之中,因具有特定职能而由经济法赋予其权利和义务或权利和责任的主体。
2020年第2期法治研究119日本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私法的意义与界限张 挺** 摘 要:日本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并无民法上的明确依据,亦没有制定特别诉讼法律,实务中也未得到判例的支持,对这个问题多以学理探讨为主。
学说上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以环境权论为发端,主要以生态环境损害的停止侵害请求为主轴而展开,但是对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的讨论所涉不多。
在美国法、欧盟法以及德法等国法律的影响下,日本学界自本世纪初开始探讨如何发挥私法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中的作用。
日本主流学界倾向在民事法中引入生态环境损害概念,承认环保团体提起民事诉讼的诉讼资格。
有必要从理论上明确生态环境损害在私法中的定位以及界限,日本学说以环境权论、环境秩序论等传统民法理论解释民事主体请求污染者承担民事责任,以当事人适格、诉讼利益等诉讼法学说解释环保团体的诉讼资格问题。
关键词:生态环境损害 公益性 团体诉讼 停止侵害*本文系2018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环境污染民事诉讼中因果关系证明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8NDJC054YB)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挺,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① 吕忠梅:《环境司法理性不能治愈“天价”:泰州环境公益诉讼案评析》,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3期。
一、问题的提出环境损害的古典模式是,环境污染的受害人根据侵权行为法(民法)向加害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停止侵害。
也就是说,传统的环境损害民事诉讼是以法院为中心、以权利为基础的侵权诉讼。
但是,这种古典模式还是以环境破坏行为造成特定主体的损害为前提。
那么,对于未造成特定主体的环境损害,即本文所称的生态环境损害,在民事责任的框架内应当如何应对?①这是本文的问题意识,即本文试图回答在私法框架内,私人(个人或者环保团体)是否可以请求环境损害的原因者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救济的理论依据在哪里,边界又在哪里?关于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我国通过《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的修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等司法解释、人大决定逐步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第1页 共3页
人民法院报/2014年/10月/29日/第008版
综合业务
论环境侵权的二元性
吕忠梅 湖北经济学院教授 湖北水事研究中心主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环境资
源法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环境资源审判在我国尚属一个新生事物,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务都还处于探
索之中。而司法实务中的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理论研究上的不足和薄弱。吕忠梅教授从交
叉的思考和跨界的思维中,得出环境侵权的二元性、环境侵权责任的双重性和环境侵权纠纷的复
合性的结论。本栏目将连续推出其研究成果,期冀对深化环境资源审判研究,厘清和解决相关困
惑与问题有所助益。
自环境问题产生以来,侵权法一直担当着解决环境纠纷的重任。从环境法的发生学上看,正
是为了应对传统侵权法无法完全解决环境纠纷的难题,才出现了环境法这个新兴的法律领域。环
境法与侵权行为法有着天然的联系:一方面是侵权法应对环境问题不足而产生了环境法,另一方
面是环境法又促进了侵权法的发展。
在环境法的视野内,环境侵权是指因产业活动或者他人的原因,致自然环境污染或破坏,并因
而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益或公共财产造成损害或有损害之虞的事实。这个定义看似与
传统民事侵权并无太大差异,但其背后却有着许多让民法“不曾相识”的新内涵,笔者将其称之
为环境侵权的“二元性”。
一、原因行为及损害形式的二元性
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原因行为及其损害形式具有单一性,如侵犯财产的行为直接引起财产权
损害,一般不会发生其他损害形式,更不会转化为另外一种损害形式。其原因在于,传统民法上
的侵权客体要么是“物”,要么是“权利”,都是明确并且静止的。但是,在环境法上,自然环境
是一个整体,处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的运动过程中,生态平衡规律始终与人的行为
共同发挥作用,因此,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多元、侵害客体处于运动之中、损害形式相互关联。
从原因行为上看,环境侵权行为可分为环境污染行为与生态破坏行为。环境污染行为是人们对资
源的不合理利用,使有用的资源变为废物进入环境的活动。生态破坏行为则是人们超出环境生态
平衡的限度开发和使用资源的活动。这两种行为是人们对自然环境利用的不同方式,其构成具有
“人—自然—人”的互动性,不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
从损害形式上看,环境污染行为和生态破坏行为所引起的损害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并且
这两种形式可以相互转化。环境污染是指人的活动向环境排入了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
量,从而使自然环境的物理、化学、生物学性质发生变化,产生了不利于人类及其他生物的正常
生存和发展的影响的现象。而生态破坏是指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环境的一个或数个要素,过量
地向环境索取物质和能量,使它们的数量减少、质量降低,以致破坏或降低其环境效能、生态失
衡、资源枯竭而危及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与发展的现象。实际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都是人类
不合理开发利用环境的结果,过量地掠夺自然环境造成生态破坏,将过量索取的物质和能量不加
以充分利用而使其成为废物进入环境又会造成环境污染,因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能截然分
开。两者互为因果,严重的环境污染可以导致生物死亡从而破坏生态平衡,使生态环境遭受破坏;
生态环境破坏又降低了环境的自净能力,加剧污染的程度。
二、损害后果的二元性
损害的存在是侵权责任成立的必要条件,因为“无损害即无责任”,环境侵权也如此。在民
法上,侵权法上的损害包括几种类型:一是财产损害,二是人身伤害,三是精神损害。它们都是
第2页 共3页
对“人”的损害。这表明,民法上的侵权责任是一种对人责任。但是,在环境法上,侵权行为的
直接损害形式是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它们是对“环境”的损害。值得注意的是,在环境侵权中,
并非没有对“人”的损害,只不过这里的财产损害、人身损害以及精神损害是环境污染或生态破
坏的后果,这是由于环境侵权行为是由“人—环境—人”的互动关系所必然产生的特点。
由此,环境侵权行为可能引起的损害形式有两种: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它们均会产生对
“人”的损害和对“环境”的损害。伸言之,无论是环境污染行为还是生态破坏行为,行为人所
从事的活动都不是直接针对他人的财产或者人身,而是指向自然环境,如向水体、大气、土壤排
放污染物,砍伐森林、猎杀野生动物、围湖造田等等,但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既有他人人身、财
产、精神的损害,如污染引起人体健康受害以及精神损害,生态破坏引起他人财产损失等等,又
有对自然环境本身的损害,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土流失、野生动物灭绝、湖泊死亡
等等。但有些时候,可能是对“人”的损害与对“环境”的损害并存;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只
有对“环境”的损害,而没有可归属于具体“人”的损害。
三、救济主体的二元性
如果说,对“人”的损害,我们可以依循民法的思路,将受害人确定为救济主体,基本没有
问题。但是,将这种思路用到对“环境”的损害中则不然,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了民法上的那个“人”
——个人利益主体。“环境”作为公共产品,所涉及的利益主体是“人类”——当代或世代在这
个地球上生活的“人”,而不是民法上的那个“人”。此时,确定救济主体,就无法依“受害人”
标准。实际上,谁能主张“环境”受害的权利?谁应该或者可能成为“环境”损害的救济主体,
是民法上的侵权制度不该涉及也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其实,这是环境侵权不可能完全纳入民法的
直接原因,也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确定环境侵权的救济主体的直接理由。环境法的产生、
一些国家的环境责任专门法产生都与此直接关联。
四、价值目标的二元性
环境侵权的二元性特征表明:环境侵权与传统民法上的侵权有着明显不同,它不是单一侵权
行为所引起的单一后果,而是一个类概念或者说是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环境侵权行为所引起的不同
后果的综合概括,其内涵、外延、本质特性、价值取向都不能为传统民法上的侵权概念所完全囊
括。可以说,环境侵权是源于民法上的侵权又超出了民法上的侵权的一个新概念,其存在价值目
标的二元性:
1.环境侵权的主体既包括民法上的个人主体,也包括环境法上的类主体——人类,使其主体
具有了二元性,即私法意义上的“人”和环境法意义上的“人类”;但此人非彼人,其所体现的
法律观是完全不同的。
2.环境侵权制度所保护的利益既包括民法上的个人利益,也包括环境法上的公共利益,使其
所保护利益具有了二元性,即个人主体的人身、财产、精神利益以及人类共同的环境利益或生态
利益;但此利非彼利,难以装进一个口袋。
3.环境侵权行为既有民法上的单纯人的行为,也有环境法上的“人—自然—人”互动行为,
使其原因行为具有了二元性,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并且环境污染行为与生态破坏行为各自具
有特性,为这两类行为所建立的诉讼制度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此诉非彼诉,不能适用完全相同的
诉讼规则。
4.环境侵权的损害后果既包括民法上的各种形式,也包括环境法上的特殊损害形式,使其损
害后果具有了二元性,即对人身、财产、精神的损害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生态功能、生
态服务能力的损害;但此害非彼害,其救济方式必然存在差异。
正是因为环境侵权的二元性,并且直接导致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个纠纷关涉私益与公益、有形
主体与无形主体、个人损害与生态损害、直接利益与间接利益、实际损失与未来风险等多重因素,
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难以计量的损害后果、行为的不可谴责性等难题,一些
环境保护先进国家对环境侵权建立了双重的救济机制并通过诉讼专门化方式、建立统一诉讼规则
第3页 共3页
将有关因素纳入统一考虑。如日本有《公害健康受害赔偿法》、德国有《环境责任法》等等;与
此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纠纷解决程序以及公益诉讼制度,这些都是对环境侵权二元性认识的实
践。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虽然对环境侵权都做了相关规定,但都比较原则,没有真
正体现环境侵权的特殊性,难以应对环境问题严重、纠纷频发、维权事件不断的严峻形势。其根
本原因在于对环境侵权的理性认识不足,因此,澄清认识应该成为建立合理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
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