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间资本发展的标志，大量涌现的商人会馆成为明清企业家留给后人最典型的物质遗产，特别是山陕会馆，可谓“一座山陕会馆，半部商业历史”。
会馆，本意为开会和聚会的宾馆。
中国的民间会馆兴起于明初，兴盛于清代，在近代走向衰落。
早期的会馆是为了方便举子应试，“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
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后来会馆之风由京城蔓延到全国，商人会馆反倒后来居上，成为会馆的主流。
明清时期，因为人口迅速增加，水陆交通条件改善，城市化程度提高，整个社会走出“重农抑商”的传统窠臼，出现了大量的工商业者。
这些以家族和同乡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商业组织，成为中国近代私营企业的先驱者。
随着大型商业集团和商帮的出现，基于共同利益而自筹资金建立的工商会馆也成行业自治的标志。
晚清时代的汉口拥有各种工商会馆达百余所。
秦晋之好马克思说过：“商品没有腿，不会自己跑到市场上去。
”明朝初期，为了解决边防要塞的军粮供应难题，不得不借助商人势力，出台了开中制度。
商人用粮食物资从官府换取“盐引”，凭盐获得食盐运销许可证，便有暴利可图。
明朝的开中法始行于毗邻“九边”的山西和陕甘。
近水楼台先得月，陕商和晋商因此迅速崛起。
明清500年，陕西商人借助政府实行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成为全国著名的商帮；他们把茶叶贩运到甘肃和青海，把食盐贩卖到四川和贵州，从江苏贩卖棉布，把烟草贩卖到江浙。
经过长期发展，财力雄厚的陕商逐渐占据了以泾阳和三原为中心的西北、四川、贵州、蒙古和西藏等几大市场，被称为“西秦大贾”和“关陕商人”。
明朝中期以后，徽州崛起，为了抗衡，陕商与晋商联手合作，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就是这种秦晋之好的产物。
在当时的“十大商帮”中，山陕商帮始终处于领袖地位。
山陕会馆凝聚了陕商和晋商两大商帮的势力，利用会馆，各行商可以互通商情、维护同乡和同业利益，除了调解商业纠纷，还可以提高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因为陕商和晋商合称“西商”，这些山陕会馆有的也称西商会馆，还有的叫陕西会馆或西秦会馆。
山陕会馆遍布全国各地的关隘重镇和商埠都会，从甘肃、河南、山东、湖北到江西和云贵川，山陕会馆以网络化分布，数量多以百计，如四川有38个，陕西有44个。
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历经一个世纪的建设与扩建，规模是如此宏大，以至于民国时期被用作自贡市政府所在地。
由于陕商在云贵川一带处于垄断地位，会馆便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一些街区甚至被命名为“陕西街”、“陕西路”。
商业往往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西商依托商业活动，以其雄浑气势构屋建瓴、设馆筑园、演戏酬神，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完全殊异于中原和南方的西部文化被推广到全国。
清朝初年，常驻贵州怀仁县茅台镇的陕西会馆一个姓刘的陕西商人，乃关中西府柳林镇（西凤酒产地）人氏，见当地白酒紧缺，遂从家乡请来一位姓田的酿酒师傅，按照西凤酒的配方开始造酒。
到了清末，盐商华联锋和盐商王立夫在茅台创建成义酒厂和荣和酒厂，茅台酒产量大增，渐成名酒。
事实上，被外省人称为“秦腔”的乱弹也是因为陕商而传播四方，这种源自关中的梆子戏在全国落地生根，衍生出各种不同的地方剧种，有的虽然已经改头换面，依然叫“秦腔”，比如河北梆子。
后来被作为国粹的京剧同样源自乱弹，在清前期，乱弹几乎是京城最主流的戏曲。
同时，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视觉政治。
许多山陕会馆堪称建筑杰作，雄伟而庄严，精美而整齐，无论是造型、布局，还是木刻、石雕、彩绘、刺绣，一砖一瓦都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
如“赵颜求寿”、“杯羹之让”、“圯桥纳履”之类的经典传说处处可见。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曾经的商帮已经消亡了，但这些会馆仍然在诉说着其辉煌的历史。
天下第一会馆常言说，得中原者得天下。
河南位于天下之中，南北通衢，历来都是商家云集之地。
河南全省有36个山陕会馆，叶县有4处，唐河有4处，镇平有5处，许多保留至今。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社旗县赊店镇的山陕会馆。
乾嘉年间，被称为“天下第一店”的赊店人口已达13万，会集了全国各地的商家。
全镇72条街道，有大小店铺几百家；21家骡马店，48家过载行，500多家百货商号，按街分行划市，相聚经营。
因为市场竞争激烈，各地客商相继合资成立了各自的同乡会。
其中陕商和晋商势力最大，率先掀起大兴土木的会馆建设高潮。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山陕同乡会馆”正式动工，“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
为了营造一个完美的商业形象，整个建筑无木不雕，无石不琢，集皇宫、庙宇、商馆、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
工程历时一个多世纪，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六个皇帝。
整个建筑左右对称，布局严谨，主次分明。
悬鉴楼高八丈八，大拜殿高九丈九，春秋楼高十丈十，三座楼自南而北依次增高，坐落在一条轴线上。
据有关碑文记载，社旗山陕会馆仅兴建春秋楼及附属建筑就用白银70余万两。
为了攀比，其他商帮也相继兴建了诸如孔庙、福建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等，但仍与山陕会馆相形见绌。
后者的规模、组织、作用和运作模式，都已经达到了商业行会和民间商会的程度，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陕商和晋商斥巨资修建会馆，并不仅仅是为了“通商情，叙乡谊，安旅故”。
作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气势雄伟的会馆基本上发挥着类似欧洲“行会”的作用，属于商人的自治机构，对内规范经营管理，对外加强竞争实力，体现了行业自觉和商人自律。
作为中国民间商会文化的“祖脉之地”，赊店山陕会馆最早制定了“诚信为本”的商业规则，并刻之于石碑，立之于会馆，代代遵守，流传至今，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商业文物遗存。
碑刻分为三块：《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碑》、《公议杂货行规碑》和《过载行差务碑》。
根据这些碑记，西商必须遵守的商业道德规则包括三方面：第一是统一度量衡，公买公卖。
“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秤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较准均匀，公平无私，俱各遵依。
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足束戾之情。
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
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秤禀官究治”（《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碑》）。
第二是反不正当竞争。
《公议杂货行规碑》记：“卖货不得包用，必要实落三分，违者罚银五十两；如有旧店换人名者，先打出官银五十两会行友，违者不得开行；……结账不得私让分文，如让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人家店中勾引客买货，如违者罚银五十两……”这些规则都经过商家集体公议，并“禀明县主蔡老爷”批准，具有行业立法的权威性与强制性。
第三是抵制官府敲诈勒索和乱摊派。
《过载行差务碑》就是为抵制官府“屡经加增”而定制的“合约”，“恐历久加增，后不复前，故立琐珉，以为千古流传云尔”。
商人之间的互助组织会馆是中国传统商帮企业组织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商业活动中，品牌往往构成核心竞争力，所谓品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信誉。
山陕会馆常常被当地人称为“山陕庙”，因为这里供奉着武圣关羽。
关羽祖籍山西解州，以忠义和诚信闻名天下，故而成为山陕商人拜膜的商业神祗。
关圣的偶像效应也给山陕会馆镀上了一层神圣的精神光芒，使其完全走出了“义”与“利”的困惑，实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德自律和行业自治。
所谓先义后利，以义制利，见利思义，“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
这非常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模式。
作为历史的载体，明清会馆可以作出多种解读。
从经济上说，会馆是商帮和行会在客居异地设立的办事机构；从政治上说，会馆是管理流动人口的同乡自治组织；从社会学来讲，会馆是具有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商人自治团体；从文化上说，会馆是进行文化交流的休闲娱乐场所；如果上升到宗教程度，会馆还具有精神认同、祭祀神灵和偶像崇拜的功能。
此外，规模浩大的建筑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
可以说，这些会馆整合了办事处、仲裁所、俱乐部、招待所、救济会、戏剧场，从而形成一种内涵丰富的商业文化和社会文化。
正如同治《汀龙会馆志序》所云：“会馆之设，有四善焉：以联乡谊明有亲也，使以崇明有信也，使天下人相信、相亲、相敬，而持有礼信，天下可大治，无之何以禁耶。
”传统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原始血缘基础上的家族社会，除了一枝独大的官僚皇权势力，民间几乎没有其他的自治组织。
从某种程度上，商帮几乎是唯一被官府容忍的民间组织。
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典型的权力社会，即权力控制一切，商业也不例外。
权力是自由的天敌，有权力就没有自由，而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商业，因为自由是商业的生命。
权力之下，中国传统商业也缺乏应有的自由，或者说，所谓的商业只能获得权力许可范围之内的自由，为了这份自由，也为了生存，商人不得不屈服于权力之下。
因此在中国传统商业史中，商人基本上都不得不依附于权力，形成所谓中国特色的“红顶商人”现象。
千里做官只为财，卖官鬻爵的陋习使官商一体化，即商人的官僚化和官僚的商人化。
权力对商业的介入，使商业堕落为一种依靠垄断为方式的掠夺，其中以盐商最为典型。
正因为这些商业群体与官僚势力的密切关系，会馆在某种程度上有效仿官府衙门的意味。
历史学家费正清先生认为，明清中国的商人会馆是商人们模仿官僚士大夫而建立起来的、旨在联络同行业人士的一种互助组织；在中国，士子们有同年、同窗、师生等多重关系，可以互相援引，而商人们却缺乏这种组织，商人们模仿设立这种组织就在于通过相互间的帮助来提高自身的能力。
日本汉学家川胜守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商人会馆的设立是对士大夫会馆的一种模仿，但又是一种对抗，一种示威。
商人们借用了士大夫用惯了的会馆这种组织形式纠集自己的力量形成团体，从而既增强了自己的力量，也力图用会馆的规约来规范自己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