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转型与史学主体的转型——评李宗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

文学史的转型与史学主体的转型———评李宗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郑利萍（南京晓庄学院幼儿师范学院，江苏南京210017）摘要：李宗刚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解读，其论著《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以“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交汇处为起点，扩展至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在文化意识层面深入探索“五四”文学的精神源流与发展，深度剖析了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心理建构的意义与价值，拓展了“五四”新文学转型研究的新话语体系和精神空间。

关键词：李宗刚；《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书评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7740（2018）02-0053-05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ournal of Lianyungang Normal College June ，2018No.2收稿日期：2018-05-17作者简介：郑利萍（1968-），女，江苏南京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018年6月第2期作为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学者，李宗刚以丰沛的思想资源与满腔的探索热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活动，并将自己的文学研究汇入一个时代的文学历史与思想谱系之中，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思想空间和文学研究视域，体现出了独特的思考视角和高远的学术理想。

一、转型研究：新的视角与题域自十多年前酝酿博士论文起，李宗刚就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研究，同时开始思考晚清文学改良、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以及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化机制转换等学术问题。

继《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齐鲁书社，2006年）、《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问世之后，李宗刚又出版了论著《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

这部专著是他二十多年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结晶，涉及李宗刚一直关注的，也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思想界不断探索、争论的重要问题，如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文学与政治文化生态的关系、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书写理论等新的开掘与拓展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有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不断激发学者的想象力和创造活力。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研究现代文学的新视角、新思想，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体现在李宗刚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转型上。

李宗刚的研究从此前的政治社会学层面，转向了文化意识层面，从崭新的视角深入探讨“五四”文学精神。

研究新时期文学，或者建构新时期学术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始终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思想“原点”。

这个“原点”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作者将自我生命的发展融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起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理论等西方文化理论的大量引入与传播，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逐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

在西方理论思潮的影响下，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关注中心往往是“超文学”的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思想问题。

即便开展文学研究，许多学者“进入”文学的方式也常常是对文学进行外部研究或背景研究，阐释的重点是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而非文学本体。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不仅借助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长处，更把文学纳入整个社会文化生产过程中去考察，客观地分析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时贴近文学文本、文学现场，既善于深刻诠释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也善于分析代表性的、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学现象的内在肌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中，李宗刚厘清了从古代文学向“五四”新文学转型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内在线索，并提出了独特的思考与见解。

李宗刚认为，“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根溯源，就可以发现，其转换的深远背景是战争。

正是因为战争，才促成了中国社会的解体，并促成了新式教育的诞生；正是新式教育，才孕育出了区别于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正是这些接纳了新式教育、建构起了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人’，才成为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和接受主体，并最终创造了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代新文学———五四文学”[1]1。

李宗刚敏锐地开拓了“战争语境”研究视域，关注到二十世纪初对现代中国意识结构直接发生影响的战争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影响。

战争激起了中国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现代焦虑，迫使仁人志士兴办教育以输入西方先进文化，使人们接受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认同西方现代化的精神实质，并逐渐对自身的文化体制、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只有在历史的变革深入到‘文化根本’即基本价值和与之相关的民族心理结构的层面，或者说这一认识成为一种基本的觉悟并参与历史的创造时，其变革才会是深入而富有时效的。

”[2]125。

战争是中国社会形态被迫向现代转型的激发因素，其结果是封建帝制的崩溃和西方民主体制的尝试。

这一社会巨变动摇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导致中国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裂变和社会价值观念的重构。

在由战争到人的“全面觉醒”的艰难历史进程中，“救亡”和“启蒙”成为“五四”文学的两大母题，“奠定了‘五四’文学的建构方式，即通过新式教育培养具有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人来建构‘五四’文学”[1]6。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以“战争语境”为题域剖析了“五四”文学转型的内外线索，为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和更广阔的空间。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将“五四”文学与现代学术的建立、与中西文化的渊源联系起来做全面考察，扩大了“五四”文学的研究内涵。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中，原先未能进入研究者视野的中国社会文化潜结构，以及许多被忽略了的原始资料得以被发现和激活，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的创新与拓展之处在于将现代文学的研究置于同时期的现代政治、出版、教育、学术、思想发展互动的复杂关系网络中，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时代政治、思想、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时代主题的感应。

李宗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是基于中国文化的承载者在封闭的传统社会系统被打破之后的文化重铸，是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逐步产生的文化位移，而不是中国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

在李宗刚看来，虽然人的觉醒与发现是现代文学发现的前提与基础，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受“立国”这一总的文化构建核心观念的制约，注重自身的精神启蒙功用，在实际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教化劝诫、开通民智的倾向。

最后，《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从城市意识的觉醒和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层面，探讨了文学市场对于文学的作用与影响，寻求“五四”文学精神的精髓与底蕴，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的研究范式与价值取向。

著者认为，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驱动力和逻辑起点是理性认知，其转换的逻辑终点是审美情感。

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预演和先导，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在政治系统和小说系统的交集处发现了小说在政治上的价值与功能。

然而，当时作家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中，将小说的政治价值与功能简单处理为理性宣示，并将之置于作品的核心地位、支配地位，人的内在世界反而被忽视了。

文学的发展方向一旦与自我的本体世界拉开距离，文学自身便会自我修复，使理性与情感、世界与自我达到相对平衡。

“五四”文学对“开通民智”功能的强烈认同与热衷，必然造成对情感这一重要审美范畴的偏离，促成了文学在纠偏过程中向审美追求的转换。

这一转换主要表现为二十世纪初言情小说的崛起。

此外，在帝国主义凭借坚船利炮敲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现代西方器物层面的工业文明进入中国，市民阶层开始在上海、北京等现代都市中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形态及其发展走向。

因此，在受西方文化影响由外向内生成的“五四”文学之外，通俗文学以传统文学为基点由内向外生成了现代文学的另一脉流。

直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大众化”和“民族化”等理论口号在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回应，“五四”时期创构的新文学与通俗文学才呈现出相互接近、异质同归的倾向。

54李宗刚此前关于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发生之间关联的阐释，对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之间关系的阐释，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重要的理论支撑，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一道建构了他关于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转型与发展研究的思想体系。

由《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可以看出，李宗刚看重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史料发掘；二是理论建构。

李宗刚在发掘和梳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文献和史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态度严谨细致，角度新颖独特，有学院派精细研究和严密建构的学术特征，而无“象牙塔”式的研究定势。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融入了发展的文学史观和价值立场，启发着学术界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内涵，以及“五四”文学发生的内在机制和潜在原因，凸显了在思想、文化、学术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强劲而持久的文学动力。

二、史论实践：作品的追踪与重新阐释从踏上学术研究之路起，李宗刚就选择以文学和历史、社会文化之间的交汇区域为视角的文学研究路径。

对历史探索的兴趣、对文学史展开深层思考的思想特质，在他最初的研究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无论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转型的纵深研究，还是对作家作品的微观分析，李宗刚的论述都具有独特的思考角度和深广的文学与文化史背景。

对作家作品的追踪与重新阐释是他作为史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进一步对话，也是当代学者的学术精神与审美精神之间的更深层次的沟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中，李宗刚的研究由“五四”文学推展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以独特的观察视域与理论体系完成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新梳理和解读。

他在选择文学史论叙述策略时，“突出历史事实（原始资料）的描述，多侧面、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现原始景观，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广泛、开阔的想象与评价的空间”[3]273，不仅对宏阔的文学历史和文化范畴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精准描述，对作品的选取与解读往往能找到人们惯常难以发现的切入角度，而且着重于文本自身的逻辑变化，即文本在历时性向度上体现出来的、具有逻辑性的文学思想“流”[4]28。

按照这一策略品评作家作品和回归文本，不仅清晰地揭示出文学文本自身的内在流变，也准确地反映了文本在其时代与文化背景中的坐标，是一种对文学史进行梳理、探索与叙述的新方式。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以取样透视的方式，选取了生活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创作向度上具有代表性的几位作家，包括鲁迅、巴金、丁玲、胡风和张恨水，从不同的维度对他们的心路历程、创作历程、创作品格做了精准细致的论述，并归纳了不同时期批评者对他们作品的研究成果。

比如，在鲁迅作品的解读方面，李宗刚选取了从写作主体的精神世界这一角度审视文本，发掘鲁迅深层的创作动因。

李宗刚认为，鲁迅的散文《藤野先生》的创作动因有两个：一是感激藤野先生的知遇之恩；二是将藤野先生的科学态度与博爱精神升华为自己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