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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近代教育史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教育史的相关概念，并且以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为例分析了近代我国的教育发展的状况，并做了深入的剖析，希望读者有所裨益。
关键词：教育教育史留学教育一、教育史的含义教育史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中国自古至今教育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规律,一般按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又划分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现代教育史三大部分。
古代教育史从中国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到清朝中叶为止，其中包括几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代教育史从鸦片战争(1840)到“五四”运动前夕(1919)为止，现代教育史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当代部分。
中国无论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选拔人才制度等方面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和经验，但是中国教育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还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从清朝末年开办的师范学堂到中华民国初期的师范学校，都曾开设教育课程。
以后,随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开展,才陆续有中国教育史专著问世，从20～30年代先后出版了60部以上。
如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和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等。
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从古代的孔丘墨翟孟轲荀况、王充、韩愈、朱熹，到近代和现代的蔡元培、杨贤江、徐特立、陶行知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中国留学教育历史悠久，但政府有目的、有计划地制定留学教育政策，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始于19世纪中后期。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留学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今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1.晚清时期的留学教育（1872～1911年）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乘船赴美，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序幕。
此前，容闳、黄宽、黄胜三位青年于1847年在传教士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有人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肇始。
但是，容闳等人留学美国，主要是一种小规模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有组织的政府行为。
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潮与知识分子近代中国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不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学术思潮和知识分子的发展上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现象。
本文将从不同学术学派的兴起、学术界的变革以及知识分子的角色等方面，来探讨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潮与知识分子。
一、学术学派的兴起在近代中国，随着西方现代思想的传入，许多学术学派相继兴起。
其中，最早出现的是“学者官”派，即儒家学派的一种延续。
这一派别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认为知识应该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主张实际应用学问，而不是空谈理论。
随后，新兴学派也纷纷崛起。
例如，在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激进的革命派与温和的改良派。
激进派主张彻底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而改良派则主张在现有体制内进行逐步的改革。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学术学派纷纷兴起，如实证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等。
这些学术学派的兴起不仅丰富了学术思想，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各种选择和思考的空间。
二、学术界的变革学术界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
首先，学术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往，中国的学术研究主要基于传统的经典文献解读和注释，而近代中国则开始引入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各个学科领域中。
这种变化使得学术研究更加务实和科学化。
其次，学术界的机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在封建时代，学术界主要由官僚制度管理，但近代中国的学术界逐渐实现了民主化和市场化。
学术机构的独立性得到增强，学者们也能够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和合作伙伴，这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多元化和独立性。
此外，近代中国还注重了学术界与社会的联系。
学术研究不再仅限于象牙塔内的孤立思考，而是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这种联系使得学术界在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作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重要的思想引领和社会责任。
他们在学术思潮的兴起和学术界的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与知识普及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发展，致力于普及知识，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本文将从传统教育的问题出发，探讨近代教育改革的背景和重要举措，以及知识普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传统教育的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一直是贵族阶层的特权，大多数普通人民无法接受教育。
这种教育制度造成了社会阶级的固化，缺乏人才的培养，使得中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无法迎头赶上。
因此，传统教育制度面临着改革的要求。
二、近代教育改革的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动荡和外国的侵略，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变革和现代化尝试。
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背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外国教育的引进：19世纪末，随着中国开始与西方接触，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制度被引入中国。
这些教育理念的引进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2. 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自主发展的一次尝试，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
洋务运动的兴起为中国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3. 辛亥革命的推动：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不仅推翻了封建帝制，也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契机和动力。
三、近代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中国近代教育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举措，以推动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下面介绍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举措：1. 《天津教案》的提出：1902年，《天津教案》提出了新教育的理念和目标，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这一举措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2. 清末新学的兴起：清末新学思潮的兴起为中国教育改革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新学注重实用性和现实性，强调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创新能力。
3. 创办近代大学：近代中国创办了一系列的大学，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
这些大学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知识普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近代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普及知识，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
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与知识普及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与知识普及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也是保障人民全面发展的基础。
本文将从教育改革的历程、知识普及的重要性以及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知识普及的实践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教育改革的历程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正是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
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开始思考与借鉴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制度。
1905年，光绪帝颁布了《全盛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开端。
此后，中国的教育改革历经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多个重要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运动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观念和制度，并倡导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教育改革的步伐。
1922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教育会成立，推动着以新教育为代表的教育改革运动。
这一时期的改革尤其强调普及教育、提倡实践、重视学生个性发展等，对于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知识普及的重要性知识普及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
教育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进步。
知识普及可以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减少社会不公，实现社会的共同进步。
首先，知识普及有助于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过去，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富裕地区，造成了城乡教育差距和贫富教育差距。
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中，通过推广普及教育，建设农村学校、培养农村教师等举措，逐步解决了这些问题，使教育资源得到了相对均衡的分配。
其次，知识普及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
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是促进个体全面发展，提高公民素质。
普及教育可以提供更广泛的学科知识和技能培养，为人们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选择和机会，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的人才。
三、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知识普及的实践近代中国积极推进教育改革与知识普及的实践经验丰富，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
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与现代化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一直是促进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之一。
教育体系的现代化不仅为人力资源的培养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文将围绕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与现代化展开探讨。
一、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背景近代中国，受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教育制度相对封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对外交流的加强，人们开始意识到教育改革的迫切性。
教育改革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1. 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以建立义务教育制度为重点。
19世纪末，中国开始大规模推进义务教育，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接受基本的教育。
这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
2. 教育内容的改革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教育课程的改革追求多元化，兼顾理论与实践，为学生提供全面发展的机会。
3. 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近代中国进行了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建立了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教育管理机制，包括教育行政管理、学校管理、师资培养等方面。
这些改革为教育事业的高效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成果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
1. 人力资源的培养教育改革为国家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大量的受教育人口拥有了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综合素质，为国家的各个领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2. 科技创新的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成果也体现在科技创新方面。
科学教育的普及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一系列突破和成就，正是教育改革的积极结果。
3. 社会进步的推动教育改革带动了社会进步和文明素质的提高。
教育的现代化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还包括全民教育的普及和社会教育的发展。
人们的综合素质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社会进步也得到了有力推动。
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在20世纪初兴起，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本文将从学术背景、批评形式、批评对象和影响等方面对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进行分析。
首先，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的兴起与当时的学术背景紧密相关。
在清朝晚期，中国学术界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传统的儒家学说已经逐渐失去影响力，西方的现代科学和思想开始进入中国。
这使得许多学者开始对传统的学术观念进行质疑和批判，试图寻找新的学术思路和方法。
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
其次，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的形式主要有两种：批评文章和批评会议。
批评文章是学者们通过发表文章来对某一学术观点或理论进行批判和反驳。
批评会议是学者们通过组织会议来交流和讨论学术观点，对不符合科学原则的观点进行批评和辩论。
这两种形式的学术批评为学者们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交流思想和推动学术发展的平台。
再次，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传统学术观念和理论的批评，二是对当时新兴学术观点和理论的批评。
对传统学术观念的批评主要是批判传统儒家学说的现实价值和科学性，并试图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方法。
对新兴学术观点的批评主要是对西方现代科学和思想的接受和消化，并试图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
最后，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在中国学术界和社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学术批评为学者们提供了思想交流和对抗观点的机会，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和学术观点的更新。
其次，学术批评推动了中国学术界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学者能够与世界学术接轨，并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最后，学术批评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启迪和指导。
通过学者们的批评和讨论，中国社会能够更加理性地认识问题，为社会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在20世纪初兴起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它帮助中国学者开拓了思想的边界，推动了学术界的现代化进程，并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中国近代教育家之蔡元培第一：人物介绍及评价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
他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评价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第二：著作《蔡元培全集》、《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第三：观点1、“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蔡元培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造就“完全人格”。
1912年2月，他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
蔡元培认为，这五育是互相联系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2、改革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蔡元培对北大进行全面改革的主要措施有：(1)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的办学指导思想，也是其大学教育的出发点。
因此，蔡元培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具体内容有：①改变学生的观念;②整顿教师队，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③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④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2)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元培明确声明，在学术上“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是他治理北京大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3)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4)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
具体内容包括：①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②沟通文理，废科设系;③改年级制为选科制。
3、教育独立思想教育独立的基本要求可大致归结为：(1)教育经费独立：(2)教育行政独立;(3)教育学术内容独立;(4)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
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持制定“壬子癸丑学制，4、主持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年间民国政府制定公布的学校系统。
这两年旧历分别称壬子年、癸丑年，故称壬子癸丑学制。
中国近代教育学会与教育家群体的教育学术分析一、教育学会与教育专业人员汇聚中国近代各级各类教育学会，管其会员类型、称及人会程序等方面不尽相，但对会员资格却有大致相同的要求，那就以吸纳教育专业人员为主。
首先，从教育学的有关规章制度来看，不论政部章，还是教育学会自身所定章，均反映出对入会专业素质的要求。
清末的《奏定各教育会章程》中规定：会员须“行端正，有志教育者”，具入会志愿书，由确之介绍人出具保证书提交会长审查批准。
在此“品行端正，有志教育”实为核内容。
以江苏教育总会照晚清政府上述规章修并于1908年公布的江苏教育总会章程为例，不论是由“各厅州县以地方学务之关系公举赴会代表者，还是“志愿人会，由本地方学所或教育会以正式文件介或由会员二人以上保证书者”，其资格均与“教育专实践经历”紧密关联。
民之后，尽管发生了政体的变更，但育会会员资格的这一取向却到强化，表明教育专门化趋的推进。
1912年公的《教育会规程》中规定育会会员的资格为：现任教育职务；富于教育经验者；有门学识者。
1919年修订后的《育会规程》更具体规定为现任学校教职员；曾任学校教职2年以上者；现任教育政人员；曾任教育行政员3年以上者；专门以上学校毕业担任教育职务1年以上者。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立后，基于加强控制思想意识需要，教育会的组织程序得更为繁琐和复杂，不过《教育会规程》、《教育会条例、《教育会法》等规章与律中折射出来的仍是对育会会员应具备的业素质方面要求的续性。
教育会自身所定章程，亦彰显着同一趋。
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例，据其章，社员资格分两：“机关社。
机关担任本社每年组费二百元以上者，但中等以下校得出合组费百元以上。
个人社员。
个人研学术或办理教育有成绩，岁纳社费五元以上。
合以上项资格之一者，经本社社员三人以之介绍，经董事会过，得为本社社员。
”鉴于该社个人社员数量远大于机关社员量，统计表明“截止1923年1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机关社员为118个，而人社员达989人”，且机关社员主体亦为各级各类教机构，有理由相信“研究学术或理教育有成绩者”是社员资格的基本指向。
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那的专门性教育学会。
章程中关于会员资格的认定，除经济因素及对学术和教育背景作的一般性规定外，还提出了事职业教育经历的要求。
1917年该社成立，章程中规定的社员资为：“甲，办理职业教育；乙，有志研究职业教者；丙，热心提倡职业育者。
凡符合上述各项资格之一，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得以其愿为本社普通社员特别社员。
”基于业发展的需要，该其后多次修订章程，社员类型及谓上亦有所变化，如消特别社员、增加吸纳团体社员规定，以及推出了“赞助员条款等，但拥有“业教育经历”或对于“业教育有实在之赞助仍是衡量社员资格的主要指。
其，从教育学会实际吸纳的人员情鸟瞰其会员资格。
一般说来登记为学会会员者，至少应具备学章程规定的资格、并认同学宗旨。
因而，从学会实吸纳的人员情况，当能更加清楚观察到会员的资格动向。
例如从中华教育改进社公诸于众的“社报告”来看，该社个人社员要来自教育界，其机关社员亦主要来自各级各学校、教育行政机关、学术机构出版机构等。
又如中国教育学会据记载，至1948年，该会“个会员：包括教育学者、教育政人员及各级学校教师，数已近二千；团体会员亦逐年加，几已包括全国省市教育厅局及大学师范院，教育院系等”。
再如，与工界、实业界联系密切的中华职业教社，尽管吸纳了诸如曹霖、伍廷芳、汤化龙等永久特别社员”或“特别社”，然其“社员的构成是两大类：一是办理和研究职业育者，或称从事职业教者；二是热心提倡职业育者”。
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员，如同该社常务理事总干事俞庆棠所言：社员的大多数人，是实从事社教的人员，但有一部分是学校教育和教育学术专家在内。
”成立于1929年的华儿童教育社，至1932年召开第三届年会时已有体会员34个，“其中研究初教育的免费论文下载心30个，研究幼稚教育的2个，研师范教育的2个”；个人社员709个，其“职业，多数是研究初教育和慈幼教育”。
显易见，教育学会以吸纳教育人士为主要成分。
第三，从教育学会年会的出席人员成情况透视其会员资格。
“学术团之使命，在时常聚焦讨，以谋常理之发现事业之进展”已成为近学界的共识，而举办学年会是实现这一使命的要方式。
因而，从学术年会与会员的身份当能充分反映学会“业组织”的性质及特征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第二届、第三届与会人员为例便可发现其主体为服务于各级各教育机构者。
又如1934年于南开封召开的中国社会教育第三届年会，到会的147人中，教育行政员31人，服务于社会育机关者74人，大小学教员32人，大学学生其他人员计10人。
1932年于南京开的中华儿童教育第三届年会。
到会人202人，绝大多数为大中学教员，尤以小学教员居多，约153人。
总之，中国近代各级各类育学会搭建了教育专人员联络与汇聚的重要平台，，育学会的产生，无疑应了中国近代教育学术专业以及由此而加强教育专人员的联络与汇聚这一势。
二、教育学与教育家群体力量的集成较之学会、史学会或自然科学类的数会、物理学会等专业程度较高的近代学，教育学科自身所具的理论与实践兼备的属性定着其“学术共同体”人员构成并非只是该学科的研究员，而是更多地吸纳了各级类学校的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不过，中国近代各级各类教育学既本之于教育专业AM对教育门化趋势的共识，更借助于育名流或有志于文教事业的社会贤的振臂高呼，因而主事者往往为教育名流或会贤达，这与哲学会、史学会、学会等的情形并无二致。
例如，国近代第一个省级教育学会一苏学务总会的首任会长张是光绪甲午科状，授翰林院修撰，曾出任政府江苏谘议局议长、南京临时府实业总长和北京政农商部总长等职。
他以办实业见长，并致力于教育事，其所经营的“南通教育与实业”，“为各地方模范，已成公论”。
1914年以来一直担任该会副长的黄炎培，曾留学日本东京高师范学校，民初出江苏都督府民政局总务科长兼教育长、江苏省教育司司长，并度拒任教育总长，他以倡导实用义、职业教育而为称道，是中国近代职教育的创始人，中华职业育社的首倡者。
其他教育学会的导层与管理层有着此类似的情况。
中国近代各级各类育学会以会员大会为力机构，由其选举产生执行机、评议机构，协同负责学会的日常行。
一般来说，省、州县、乡镇教育会在其会员大闭会后，以评议会为决机关，会长、副会综理会务，干事员司其职；民间教育学则选举董事会或理事会为其行机构，并由其聘请主任干事或推选常务理事负责日常务，评议会、监事会佐以相关事宜除晚清政府曾对教会会长、副会长的任职资格过规定外，民国成立以来所颁布有关规章、法律，以中国近代各级各类教育学会身所定章程，均没有就其领导层与理层人员的任职资格出相关规定，但就人员的实际成来看，“声望卓素、热心育、术有专攻”可谓基本要求，上述张謇、黄炎培人。
并且，如果说清末时期教育学的组织与发展尚过地倚重有着传统功名的士或绅商，那么，民初以来唱主角的是接受过新式教育、大多有留学经历、甚是专攻教育学科的学者专家。
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依据该社章程，事部为其领导机构，成由社员大会公选产生，以抽签式决定各自任期，可连连任。
其中的董事部长由董事互选并由董事部聘请主任干事作为社各项事业开展的总负人。
显然，中教育改进社的领导层，汇集当时教育界的著名专家，或有相当威望并有志于教育改的社会名流，他们大多有着留学外知名大学的经历，因此，称社拥有研究教育学术的专家群体并为过。
事实上，因育学会乃是教育专业人员“学术共同体”，以学术造和声望作为入选领导层与管理层的要因素或决定因素实属顺理章。
例如，中国教育学会的事会成员几乎为有着留学欧美或本著名大学经历的教育专家、人，且绝大多数任职于当时国各大高校乃至担当领导职务。
时人言，中国教育学会“吸收了国最优秀的教育界人士”专门性教育学会的情也是如此。
据《中国社会育社社章》，理事会年会闭会期间该社最高领机关，设理事15人其中12人由全体员公选产生，另外3人由当选理事就未当选之重要省市或重要社会教育事业之成员推选；设候补理事15人，其中12人由公选得票数多者充任，其余3人由理事会推选，并理事互选出3人担任常务理事负责处理社里的日常事务其中，既有毕于国外知名大学、时任教于国内各大学乃担任领导职务的教专家、学者，如邰爽、刘季洪、张伯苓刘湛恩、李蒸、陈剑俪、庄泽宣、仲衣、孟宪承等；也有直接从事村教育、社会教育实践与研的专家、学者，如俞庆棠、赵冕高阳、甘豫源、陈礼江、董淮、漱溟、孙枋、朱坚白等还有致力于社会教育事的教育行政官员，如永键、马宗荣、张炯、雷沛、彭百川等。
尤其像傅葆琛那样毕业于耶鲁大，曾获“乡村教育”博学位，且出任过中华平教育促进总会乡村教育主任的人士加盟，更是彰了中国社会教育社领导层与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程度。
总之，中国近代各各类教育学会的领导层与管理以当时全国各大高校教育专家或相关教育领的学者为主体，其中大多数人有留学海外知名大学的经历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
换一个角来看，可以说中国近各级各类教育学会集国内教育群体的力量来推进教育学术的展，这充分显示出中国近代教育究学术化、专业化的总体趋。
三、教育家群体与国近代教育学术研究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学会功能时所指出的，“将本学科研究聚集一堂进行学术讨论乃近代学会经办之重要事”。
教育学会亦不例外，它改变了国古代教育学术研究“单兵作”的格局，联络和汇聚散居全国各的教育专业人员，特别是集教育家体之力，对深化教育学术研究发了主导性的作用。
所周知，全国教育会联会曾聚集国各地教育专家开“新学制”问题的研究。
1915年全教联于天津召开第一届会时，即有湖南省教育会提议改革学校系统案》，陈述了改制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及改革现制之点，并就拟定的新方案及其理依据、社会疑虑现实困难等作了说明，开了新一轮学制改革的幕。
全教联因此案“问重大，其应否改革宜以郑重之手续出之而未开议，只将原免费论文下载心附函征集各省区教育会意见，便汇集呈送教育部解，并“陈请教育部，在未决以前，暂勿变更现”。
其后虽一时未见动静，但学改革问题已然引起教育人士的普遍关注。
1919年全教联第五年会期间，又有浙江省育会提出《改革师范教育案》，该年会因之公决下届年会应加入修改制为提案方针之一。
年召开的第六届年会于是收了安徽、奉天、云南、福建等的相关提案，年会经过讨认为“此等重大议案，似未可短促之时期，少数之意见，骤议决”，遂拟定了条措施，其中两条最为要的是：提请各省教育会先行组织学制系统究会，以研究结果成议案，分送各省区教育会及七届全教联事务所；第七届全联将首先开议学制系统案1921年在广州开第七届年会期间，有广东、黑龙、甘肃等11个省区教育会提出学问题议案，经大会审查定广东省的提案较为完备，议决以此为依据，参酌其省区的提案，制订并通了学制系统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