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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分析_3今天,随着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形成了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国家间的合作不断加强。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对世界的良性发展和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提高全球治理能力的建设迫在眉睫。
面对当前世界发展的困境,我们需要整合全人类的智慧共同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对当今时代发展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本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关概述入手,运用文献研究法、演绎法、归纳法、历史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着重对其推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进行深入剖析和总结,以期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路径。
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关概述入手,首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进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总结概括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含义。
同时对它的提出背景和思想渊源做了一定的总结。
第二部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进行深入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全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
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利于形成国内、国际良好的发展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执政方略。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开创了中国对外交往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模式,有利于构建持久和平的国际新秩序,是内含中国智慧的全球治理方案。
第三部分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进行了研究总结。
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前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
这些挑战既存在经济领域也出现在政治层面,既有文化观念上的因素也有各个国家在安全利益上的考量。
第四部分全面揭示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路径。
全球治理视野下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挑战与策略研究王猛,邓国胜摘要:作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之一,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聚焦全球治理视野,从动力机制、动员机制、有效性机制、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分析研判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策略:破解合法困境,促进价值认同;营造社会氛围,强化社会动员;加强能力建设,健全行动模式;加强对话合作,拓宽参与渠道;构建政策体系,完善制度建设。
以期为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提供思路指引,并通过社会组织“走出去”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
关键词:全球治理;社会组织;“走出去”;国际话语权;软实力中图分类号:D63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23)10-0023-12前言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正从旧的治理范式向新治理范式转变。
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收稿日期:2023-06-09作者简介:王猛,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管理;邓国胜,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非营利组织管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全球治理视野下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研究”,项目编号:22JZD020。
圆猿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进一步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这既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方法论,也为继续推动全球治理范式转变提供了新思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我国作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当代世界虽然全球治理的概念在冷战结束后才开始被广泛使用，但其实践可以追溯至国际关系史上一些国家通过跨国协调解决共同问题的经验。
其中，19世纪“欧洲协和”（European Concerts or Concert of Europe）所推动的国际治理及其带来的“百年和平”，尤为值得重视。
[1]1945年后，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相继诞生，在此背景下，国际治理升级为全球治理，世界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发展，却也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增多而面临着日益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全球层面更为有效的共同应对，造成“需求侧”对全球治理的要求不断提升和增多，这与实践层面全球治理“供给侧”存在的严重赤字，形成了一种日益明显的张力和悖论。
这种时代背景下，在全球层面治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以史为鉴，在充分借鉴相关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探寻当前全球治理困境的破解之道。
通过全球治理应对“大变局”的历史经验19世纪的欧洲已经具有当代全球治理最为实质的内容和形式。
美国学者米锃（Jennifer Mitzen）认为，全球治理是集体意图的形成和维持，是各国对一起解决问题的共同承诺。
从拿破仑被打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00年（1815—1914年）间“欧洲协和”正是发挥了这样一种作用。
今天我们所谈的全球治理，其在19世纪的起源正是“欧洲协和”。
在这100年中，欧洲各国之间，尤其是“列强”为了解决关涉多方的共同问题而召开了许多国际会议，进行“面对面的外交”。
这些国际会议被叫作“强国之间的协和”（Concert of Big Powers），即“欧洲协和”。
[2]19世纪的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和平的不可持续性。
1815年，一度横扫欧洲大陆、撼动诸大国统治的拿破仑被打败，但和平并未自动产生。
站在在全球层面治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庞中英 卜永光【内容提要】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治理”是应对“大变局”的有效途径。
但是，现存的“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和气候变化治理系统正在遭到弱化，陷入困境甚至危机。
治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治理理论一、治理的定义二、治理理论的演化及主要特征三、治理理论的失效四、当前治理理论的应用五、治理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编辑本段一、治理的定义随着全球对公共治理的关注变得更为广泛和日益重要，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出现了多种说法，直到现在治理仍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复杂的概念。
“治理”被定义为多种，如“在管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权力的行使方式”，如“个人和机构，公共或私营，在管理公共事务上多种方式的的总和，如“确定如何行使权力，如何给予公民话语权，以及如何在公共利益上作出决策的惯例、制度和程序，这些定义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治理这一概念的内涵。
然而，鉴于关系概念的性质，“治理”永远不可能被定义成一个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通用方式。
编辑本段二、治理理论的演化及主要特征对治理的关注，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新公共管理不能有效解释当代公共决策的更加复杂和动态的过程而不断向前的。
两个最早的表现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地方治理”和产生于80年代后期的“公司治理”运动。
截至20世纪90年代，这些不同的概念整合成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公共治理”，它把单独的公共机构的公司治理与政策网络联系起来，通常涵括了公共部门的各个层级。
治理的特征大部分学者比较趋同，概括起来如下:1.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2.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
3.主体间权力的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
4.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的建立。
5.政府作用范围及方式的重新界定。
总之，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
编辑本段三、治理理论的失效治理理论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
Bob Jessop将治理理论的内在困境概括为四种两难选择。
一是合作与竞争的矛盾，二是开放与封闭的矛盾，三是治理性与灵活性的矛盾，四是责任与效率的矛盾。
在90年代的发展问题的辩论中，“治理”概念之发挥核心作用最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属于全球化和跨国组织的领域。
一、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分析治理理论的提出有其特有的现实理由，它是西方国家政府失败、多元主体管理能量激活和全球合作共治的产物。
中国学者对于兴起于西方的治理理论存有分歧，有的学者否定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认为治理理论针对的病症在中国缺乏典型性，而它所开出的处方在中国也缺乏相应的药材，它还有可能影响国家的政治安全。
1.1反对派：1.治理理论针对的是西方国家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双重困境，而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市场不完善和政府能力不足。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间不长，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还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所需要的各项保障机制也还不健全。
就政府来说，因为机构臃肿和体制不顺，且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又欠缺经验，所以也常有效率低下、干预不当和调控不力的弊病。
2.以自组织作为第三种协调机制的治理理论能够在西方赢得普遍认同，有赖于特殊的前提条件，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
在治理理论的质疑者中，这一点是被强调最多的。
例如有的学者说过，“‘治理’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是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二是民主、协作和妥协的精神”，而这两个前提在中国都不存在。
还有的学者谈到，治理理论“所要求的治理的基础是完善的民主制度、健全的法治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而我国的国情与现状是“法治不够完善，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的缺失以及民主制度的匮乏”，因此“把本身就不成熟的治理理论引进中国，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3.治理理论倡导没有政府的治理，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借机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依据。
对这种危险的倾向，反对适用治理理论的学者已经列举出了一系列的论据：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行为体数量很少，因而国际公民社会运动常常由总部设在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主导或受西方国家资助；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虽然需要经过充分协商和沟通，但最终总难以摆脱强国把持发言权的宿命；国际组织将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治理改革相挂钩，这种做法其实是逼迫受援国实行苛刻的结构调整方案；全球治理初看上去以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为宗旨，但其实质是要弱化国家主权和输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所推行的‘良行治理’，实际上成了以经济刺激为手段、而将西方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的另一种委婉而隐蔽的做法”。
共商共建共享：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作者：蒋娅娣来源：《大经贸》2018年第09期【摘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全球治理面临困境时我国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案，核心体现在“共”、“商”、“建”、“享”四字中。
“共”是价值理念的选择，贯彻整个治理体系；“商”、“建”是治理步骤；“享”是治理的归属点和落脚点。
这一全球治理理念的提出与实施，传播了中国政治价值观，展现勇担国际责任的大国形象；贡献中国治理智慧，提升了参与全球治理话语权。
【关键词】共商建享中国全球治理观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们在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之余，也在担心全球化带来问题的严重性。
全球治理失灵，加深世界的不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力增强，如何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形象，参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也是我国领导人的思考。
本文主要从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提出为切入点，着重阐释在共商共建共享中体现的中国治理观，从而彰显出中国外交的胜利。
一、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提出（一）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主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加密切，随之而来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也日益突出。
主要表现为：经济上，南北差距过大，债务危机等；政治上，人权问题，种族问题等；安全上，核武器威胁、国家间或地区间的冲突、恐怖组织、难民问题等；环境上：气候问题、水资源争夺、自然灾害等等。
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存在使得国际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新的全球问题又在不断出现。
但是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产生了治理失灵和治理赤字。
主要原因是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不能与时俱进，导致规则的实施没有得到有效展开或展开效果不大。
（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提出2015年12月习近平主持第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27次时指出：随着全球问题的增多，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势不可挡；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全球治理理念的变革；积极挖掘中华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与当今全球治理的契合点，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主与人权的困境与前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民主和人权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然而，全球化背景下，民主和人权面临着一些困境，同时也有一定的前景。
本文将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主与人权的困境与前景。
一、民主与人权的困境1.1 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全球化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更加频繁，但不同文化对民主和人权的理解和实践存在差异。
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将其传统文化视为优先，对于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概念持保留态度。
这种文化差异给民主和人权的推广带来了困难。
1.2 经济利益与民主人权的冲突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利益与民主人权之间往往存在冲突。
一些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可能会牺牲一部分民主和人权的原则。
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组织自由，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1.3 全球治理的不完善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仍然不完善，国际组织的权力和影响力有限。
这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和人权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挑战时常常陷入利益博弈和政治对抗，导致民主和人权问题的推动受到阻碍。
二、民主与人权的前景2.1 全球共识的形成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们对民主和人权的普遍认同逐渐增强。
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重视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性，积极推进相关改革。
全球共识的形成为民主和人权的推广提供了基础。
2.2 全球社会的参与全球化使得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的参与更加便利。
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工具，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诉求。
这种全球社会的参与对于推动民主和人权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3 国际合作的加强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
各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有助于共同应对民主和人权问题。
例如，国际组织和民间组织可以共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和人权改革，加强国际合作机制。
2.4 教育与意识的提升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和意识的提升对于民主和人权的发展至关重要。
现代治理理论解读一、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西方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为了适应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而建立的，属于典型的官僚制，它以威尔逊(Wilson)《行政学之研究》、古德诺(Goodnow)《政治与行政》和罗纳德·怀特(White)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为基础，以马科斯·韦伯(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的科层官僚制为基本框架，是19世纪以来西方各国公共行政的主导范式。
传统治理模式的主要理论基础为:1、政治--行政二分法，其代表人物为威尔逊和古德诺。
威尔逊认为，行政与政治不同，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个事务性的领域，行政管理问题并不是政治问题。
古德诺进一步发展了威尔逊的学说，他提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这种意志的执行。
政治不应受到政治及政党的因素的影响。
2、科层官僚制。
马克斯·韦伯抽象出了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原则，对公共行政的体系进行了明确的形式合理性设计，其核心是适应行政发展需要而形成的基于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的权威型层级管理体制。
B·盖伊·彼得斯(Peters)把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概括为:1、设想一个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制度，这个概念是与“政治--行政二分法”和“权限中立”等概念相关联的，其基本思想是指公务员不应该有明显的政治倾向;2、实行层级和规章制度式管理;3、政府内部组织的永久性和稳定性，公务员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终身职业;4、制度化的公务员制度，是指应该建立一个制度化的公务员制度，并把它当作一个法人团体来进行管理;5、内部管制，公务员应该毫不迟疑地接受和响应其名义上的政治家发布的政策命令;6、平等，主张公务员处理公务时应秉公运用法规，平等对待所有顾客。
[i]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曾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一行政范式具有保持组织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作用，有助于追求机械效率和促进组织的技术理性，在实践中曾表现出历史进步意义。
全球治理的理论困境 吴 畏 自罗西诺（ ）和泽皮尔（ ）在年引入国际治理概念（ ），全球治理正式破题。随着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哲学等学科基于各自的方法论把全球治理作为自己的一个新的理论领域，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也就形成了碎片化的格局。从目前关于全球治理的主要理论成果看，全球治理面临着三个主要的理论困境。
一、 全球治理能否形成统一的理论形态 如果假定统一的全球治理理论是可能的，那么首先要处理好全球治理的意义漂移问题，其次是如何去解决方法论分歧。 （一） 全球治理的意义漂移 霍弗伯思（ ）在国际关系研究范围内对全球治理进行了意义分类。他根据主观需要的两个维度来界说全球治理的意义。第一个维度是把全球治理的不同意义归结为“他们想要多少内容与何种方式”，如是，全球治理处于在分析视角和规范观念之间的混合状态。第二个维度是把全球治理的不同意义归结为“假定它有多少内容”，这样，全球治理在被理解为一种新现象，一个新范式，或者一个新领域之间漂移。 全球治理为何会发生意义漂移？首先，这是源自治理所涉及全球对象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流变性。这里对不同领域学者所使用的三个概念略做分析。首先是国际治理（ ）概念。国际在国家关系学当中通常是指国家之间，因此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使用国际治理概念来重构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所设定的国际治理主体通常是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国际机构和组织，以及各主权国家。其次是跨国治理（ ）概念，跨国通常是指超越国界，但不一定涉及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跨国治理的主体通常是具有内部严格组织结构、其行为不受国家主权约束的一些经济或法律机构。由于在实践上它更重视活动范围的全球性，在理论上更注重说明方式的整体性，它有着比国际治理和跨国治理具有最大的问题域和包容性。布雷斯（ ）认为，完全不受超国家（）或全球的规则影响的人类活动领域并不存在，他把跨国治理所涵盖的对象划分为九个核心范畴：经济、安全军事、交往、交通、公众健康、环境、发展、人道主义援助和人权（ ：）。对全球治理而言，至少还可以加入政治、法律、正义、价值观等范畴。 其次，全球治理的意义漂移源自治理概念本身的含混性。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之间虽然存在着模糊的边界，但从基本方法论上可以使之与传统的国家和世界政治模式相区分。对全球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原因的分析，最终要归结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基本观念和行为模式。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所存在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而言，恐怕没有哪种理论能够做出如下判断：哪些是必需或者只能由全球治理来解决的，哪些是必需或者只能由国家治理来解决的。 再次，全球治理的意义漂移源自行动者难题。全球治理在实践上要突破传统的以政治权力为核心、以国家为主体的行动模式，就始终会面临行动者难题。由于治理概念本身就隐含着多元行动者的预设，这个难题可以表述为，在给定的全球问题和实施方案的情况下，谁是治理最合适的行动者，他们应当以何种方式来行动，并为行动的后果承担什么责任。非国家行动者对于重建全球治理国际体系的合法性十分重要。非国家行动者包括商业和民间社会（ ），民间社会包括处在家庭和国家两个层次之间的所有组织、网络和协会，但公司除外（ ，：）。虽然政府在这其中可以扮演多重角色，如引导者、协调者和支持者，但无法取代这些行动者。 （二） 理论构建的方法论分歧 尽管对全球治理的理解和界说存在着意义漂移，但这并不会从根本上妨碍全球治理的理论建构。 关于全球治理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世界的构成方式及其基本结构可以作为本质主义路线的立论基点。韦斯（ ）与威尔金森（ ）主张一种具有历史主义的本质论观点，他们认为，国际关系领域应当探讨这些问题：世界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为什么我们会有现在的治理形式，世界上其他时代存在着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秩序，我们应当怎样建构这个星球（或其他的）更好的指令和控制系统（ ：）。 基于历史主义的本质论，韦斯与威尔金森还提出了全球治理尚需探讨的四个问题。首先是应当超越这个术语与世纪后期世界实际变化之间的密切关联，用后冷战时代的复杂性是全球治理当下具体表达来取代之，但这种世界组织形式已经并将不同于其他时代。其次，应当确认和说明全球官方机构的结构，这种结构不仅是对宏观的指令和控制负责，而且要对区域、民族和地方等不同系统怎样与那种结构相连接或相促进负责。再次，应重点关注复杂系统中权力行使的各种方式，利益要怎样来表达和追求，权力和利益如何相得益彰，并有助于确立、维持和延续复杂系统的观念和商谈类型。最后，它应当说明系统内部及其相关的变化，并聚焦于持续时段变化的原由、结果和动因（ ：）。 全球治理的实践主义路线重点关注能够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结构形式和可行程序。在结构形式方面，考克斯（ ）认为：“‘全球治理’意味着对存在于世界（或地区）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程序和实践。一种假设的治理形式（世界政府或世界帝国）可以被设想为具有层级的协作形式，无论它是中心化的（统一形式），还是去中心化的（联邦形式）。其他协作形式也可以是非层级的，我们把这叫做多边协作。”（：） 布雷斯以类似于国内政治的方式来解读全球治理活动程序，它主要包括三类范畴：.立法范畴，如确认共同利益领域、安排议程、创设论坛、制定法律、标准、规则和政策，确定行动计划等等。.执行范畴，如对条约或计划的管理，在给定范围内的合作、分享信息和技术支持，监管和加强对规则的遵守等等，有些治理涉及为金融项目或提供物品和服务准备资金。.司法范畴，确立作为独立的超国家制度的跨国法庭或类似机构（国际刑事法庭，欧洲法院，联合国法庭），嵌入政府间组织的实体（例如，的争端解决机构，世界银行的信息法庭，国际海洋法庭），以及私人仲裁法庭（出现商业纠纷时公司会根据合同来采用）（：）。但依赖于程序的治理实践会面临国家利益冲突和行动主体缺位两大难题。
二、 全球正义能否作为全球治理的根本价值原则 应对全球性问题只有经过多边的民主协商、合理决策、协调行动等实际过程才是可能的。而在这其中必定会就某些价值原则达成一致或形成共识，否则全球治理就缺乏基本前提。全球正义正在成为各种价值原则探讨的核心论题，一些学者试图将其确定为全球治理的根本价值原则。但它能否成为全球治理的根本价值原则，取决于它能否找到与之相应的存在场合，以及在治理实践中如何定位。 （一） 全球正义的存在场合 西方关于全球正义问题探讨的基本理论参照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由于世界与国家在内在结构、存在样态和运行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别，探讨全球正义就产生了意见相左的两条基本理路：一是把罗尔斯所阐述的正义基本内涵和主要原则，通过对实现条件的分析和补充而扩展到全球范围，二是基于全球政治类型、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交往方式的历史和现实，来阐发在根本上不同于罗尔斯正义概念和原则的全球正义。 如果把社会正义简单地视为分配正义，关于国外和国内是否有社会正义争论的实质是追问社会正义存在的场合。声称社会正义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只能由民族国家成功地追求，主要是由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模式、价值文化认同和社会公共管理等诸多方面能够提供正义原则可实现的现实条件，而在全球范围内则不存在着一个稳定、可持续的类似于民族国家的世界结构。而要做出存在着被认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正义原则的判断，不能采取对适用于民族国家的正义原则做出必要的修正后、再应用于国家之间或跨越国家的思路。因为这种思路假定了国际与国家存在着基本一致的客观条件和实践逻辑。库卡塔斯正是通过否定这种假定而认为全球正义是一种幻象，因为全球正义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和责任的公平分配看起来像什么？二是需要何种建制来确保这样的公平分配？（：）如果离开了国家预设和形象，这两个问题似乎无从回答。 里塞（ ）不赞同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正义原则，提出了一种多元国际主义（ ）的正义原则。他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框架不适用于全球正义，多元国际主义通过对五种正义场合（ ）的探讨来确立自己的正义原则，即国家的共享成员资格、共同人性、人类对地球的集体所有权、全球秩序的成员资格、服从全球贸易体系（：）。多元国际主义的观点是：.存在着不同的正义场合，有些是关系性的，而有些则不是。.在国内运用所考虑的一系列因素（如强制性和互惠性）是作为使得特定正义原则可运用的一套共同的充分条件（我假定这些原则是罗尔斯的原则，但没有为这种观点提供充分论证）。.这些条件的弱化形式在其他的政治安排当中成立，并产生正义原则。.存在着由不能理解为在国内成立的弱化形式条件所描述的场合（特别是共同人性和地球的集体所有权）（：）。 （二） 全球正义的实践定位 全球正义要超越政治哲学的论证逻辑，真正作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它必须要很好地涵盖当今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重大或主要问题，并从中找到自己合适的实践定位。 布雷斯认为哲学家们在怎样把分配正义应用于全球政治所存在的问题时简单地采用国家的一些传统形象，并试图在国际层面上发现大致相似的治理结构（ ：）。全球分配正义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分享合作效益的公正，它要求所有参与者在合作框架内必须达到有效包容的临界水平，以及即使超越临界点，效益在他们之间的分配也必须是公正的。第二种是分派共同道德责任的公正。第三种是为受益者分配资源的公正。因此，如果把对全球正义的准确解释看作是与对它所具有的实践意义的把握是相一致的，有助于为全球治理提供可行的实践通道。 从全球范围内看，只要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价值等方面存在各种差异，权利保障、利益分配和机会平等问题就不可回避，因此全球正义应当有尽可能多的不同类型。弗雷泽（ ）认为，正义理论必须是三维的，即把代表的政治维度，分配的经济维度和认同的文化维度融合起来，以实现社会正义理论从凯恩斯—威斯特伐利亚框架（ ）到后威斯特伐利亚民主正义理论（ ）的范式转换。他对正义做出了分配正义之外的一种理解：正义最一般的含义是参与平等（ ）。根据这种对平等道德价值原则的激进民主解释，正义要求允许所有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同等参与的社会安排（，）。而只要认为凯恩斯—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理所当然，那么就会把经济和文化作为建构正义的基本维度。而如果以成员和程序为中心，正义的政治维度主要关心代表（）。这种正义在全球治理的协商机制当中有其实践定位：谁是代表（受益方还是受害方），代表什么（国家利益还是全球公民利益）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三、 全球治理理论如何在实践上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