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分析_3今天,随着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形成了一个休戚相关的整体,国家间的合作不断加强。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对世界的良性发展和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提高全球治理能力的建设迫在眉睫。
面对当前世界发展的困境,我们需要整合全人类的智慧共同应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对当今时代发展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本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关概述入手,运用文献研究法、演绎法、归纳法、历史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着重对其推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进行深入剖析和总结,以期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路径。
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关概述入手,首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进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总结概括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含义。
同时对它的提出背景和思想渊源做了一定的总结。
第二部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进行深入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全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
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利于形成国内、国际良好的发展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执政方略。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开创了中国对外交往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模式,有利于构建持久和平的国际新秩序,是内含中国智慧的全球治理方案。
第三部分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进行了研究总结。
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前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
这些挑战既存在经济领域也出现在政治层面,既有文化观念上的因素也有各个国家在安全利益上的考量。
第四部分全面揭示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路径。
全球治理视野下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挑战与策略研究王猛,邓国胜摘要:作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之一,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聚焦全球治理视野,从动力机制、动员机制、有效性机制、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分析研判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化策略:破解合法困境,促进价值认同;营造社会氛围,强化社会动员;加强能力建设,健全行动模式;加强对话合作,拓宽参与渠道;构建政策体系,完善制度建设。
以期为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提供思路指引,并通过社会组织“走出去”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
关键词:全球治理;社会组织;“走出去”;国际话语权;软实力中图分类号:D63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23)10-0023-12前言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正从旧的治理范式向新治理范式转变。
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收稿日期:2023-06-09作者简介:王猛,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管理;邓国胜,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非营利组织管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全球治理视野下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研究”,项目编号:22JZD020。
圆猿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进一步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这既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方法论,也为继续推动全球治理范式转变提供了新思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我国作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社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当代世界虽然全球治理的概念在冷战结束后才开始被广泛使用，但其实践可以追溯至国际关系史上一些国家通过跨国协调解决共同问题的经验。
其中，19世纪“欧洲协和”（European Concerts or Concert of Europe）所推动的国际治理及其带来的“百年和平”，尤为值得重视。
[1]1945年后，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相继诞生，在此背景下，国际治理升级为全球治理，世界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发展，却也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增多而面临着日益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全球层面更为有效的共同应对，造成“需求侧”对全球治理的要求不断提升和增多，这与实践层面全球治理“供给侧”存在的严重赤字，形成了一种日益明显的张力和悖论。
这种时代背景下，在全球层面治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以史为鉴，在充分借鉴相关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探寻当前全球治理困境的破解之道。
通过全球治理应对“大变局”的历史经验19世纪的欧洲已经具有当代全球治理最为实质的内容和形式。
美国学者米锃（Jennifer Mitzen）认为，全球治理是集体意图的形成和维持，是各国对一起解决问题的共同承诺。
从拿破仑被打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00年（1815—1914年）间“欧洲协和”正是发挥了这样一种作用。
今天我们所谈的全球治理，其在19世纪的起源正是“欧洲协和”。
在这100年中，欧洲各国之间，尤其是“列强”为了解决关涉多方的共同问题而召开了许多国际会议，进行“面对面的外交”。
这些国际会议被叫作“强国之间的协和”（Concert of Big Powers），即“欧洲协和”。
[2]19世纪的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和平的不可持续性。
1815年，一度横扫欧洲大陆、撼动诸大国统治的拿破仑被打败，但和平并未自动产生。
站在在全球层面治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庞中英 卜永光【内容提要】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治理”是应对“大变局”的有效途径。
但是，现存的“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和气候变化治理系统正在遭到弱化，陷入困境甚至危机。
治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治理理论一、治理的定义二、治理理论的演化及主要特征三、治理理论的失效四、当前治理理论的应用五、治理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编辑本段一、治理的定义随着全球对公共治理的关注变得更为广泛和日益重要，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出现了多种说法，直到现在治理仍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复杂的概念。
“治理”被定义为多种，如“在管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权力的行使方式”，如“个人和机构，公共或私营，在管理公共事务上多种方式的的总和，如“确定如何行使权力，如何给予公民话语权，以及如何在公共利益上作出决策的惯例、制度和程序，这些定义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治理这一概念的内涵。
然而，鉴于关系概念的性质，“治理”永远不可能被定义成一个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通用方式。
编辑本段二、治理理论的演化及主要特征对治理的关注，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新公共管理不能有效解释当代公共决策的更加复杂和动态的过程而不断向前的。
两个最早的表现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地方治理”和产生于80年代后期的“公司治理”运动。
截至20世纪90年代，这些不同的概念整合成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公共治理”，它把单独的公共机构的公司治理与政策网络联系起来，通常涵括了公共部门的各个层级。
治理的特征大部分学者比较趋同，概括起来如下:1.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2.主体间责任界限的模糊性。
3.主体间权力的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
4.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的建立。
5.政府作用范围及方式的重新界定。
总之，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
编辑本段三、治理理论的失效治理理论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
Bob Jessop将治理理论的内在困境概括为四种两难选择。
一是合作与竞争的矛盾，二是开放与封闭的矛盾，三是治理性与灵活性的矛盾，四是责任与效率的矛盾。
在90年代的发展问题的辩论中，“治理”概念之发挥核心作用最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属于全球化和跨国组织的领域。
一、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分析治理理论的提出有其特有的现实理由，它是西方国家政府失败、多元主体管理能量激活和全球合作共治的产物。
中国学者对于兴起于西方的治理理论存有分歧，有的学者否定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认为治理理论针对的病症在中国缺乏典型性，而它所开出的处方在中国也缺乏相应的药材，它还有可能影响国家的政治安全。
1.1反对派：1.治理理论针对的是西方国家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双重困境，而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市场不完善和政府能力不足。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间不长，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还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所需要的各项保障机制也还不健全。
就政府来说，因为机构臃肿和体制不顺，且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又欠缺经验，所以也常有效率低下、干预不当和调控不力的弊病。
2.以自组织作为第三种协调机制的治理理论能够在西方赢得普遍认同，有赖于特殊的前提条件，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
在治理理论的质疑者中，这一点是被强调最多的。
例如有的学者说过，“‘治理’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是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二是民主、协作和妥协的精神”，而这两个前提在中国都不存在。
还有的学者谈到，治理理论“所要求的治理的基础是完善的民主制度、健全的法治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而我国的国情与现状是“法治不够完善，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的缺失以及民主制度的匮乏”，因此“把本身就不成熟的治理理论引进中国，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3.治理理论倡导没有政府的治理，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借机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依据。
对这种危险的倾向，反对适用治理理论的学者已经列举出了一系列的论据：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行为体数量很少，因而国际公民社会运动常常由总部设在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主导或受西方国家资助；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虽然需要经过充分协商和沟通，但最终总难以摆脱强国把持发言权的宿命；国际组织将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治理改革相挂钩，这种做法其实是逼迫受援国实行苛刻的结构调整方案；全球治理初看上去以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为宗旨，但其实质是要弱化国家主权和输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所推行的‘良行治理’，实际上成了以经济刺激为手段、而将西方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的另一种委婉而隐蔽的做法”。
共商共建共享：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作者：蒋娅娣来源：《大经贸》2018年第09期【摘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全球治理面临困境时我国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案，核心体现在“共”、“商”、“建”、“享”四字中。
“共”是价值理念的选择，贯彻整个治理体系；“商”、“建”是治理步骤；“享”是治理的归属点和落脚点。
这一全球治理理念的提出与实施，传播了中国政治价值观，展现勇担国际责任的大国形象；贡献中国治理智慧，提升了参与全球治理话语权。
【关键词】共商建享中国全球治理观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们在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之余，也在担心全球化带来问题的严重性。
全球治理失灵，加深世界的不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力增强，如何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形象，参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也是我国领导人的思考。
本文主要从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提出为切入点，着重阐释在共商共建共享中体现的中国治理观，从而彰显出中国外交的胜利。
一、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提出（一）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主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加密切，随之而来的各种全球性问题也日益突出。
主要表现为：经济上，南北差距过大，债务危机等；政治上，人权问题，种族问题等；安全上，核武器威胁、国家间或地区间的冲突、恐怖组织、难民问题等；环境上：气候问题、水资源争夺、自然灾害等等。
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存在使得国际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新的全球问题又在不断出现。
但是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产生了治理失灵和治理赤字。
主要原因是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不能与时俱进，导致规则的实施没有得到有效展开或展开效果不大。
（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提出2015年12月习近平主持第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27次时指出：随着全球问题的增多，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势不可挡；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推动全球治理理念的变革；积极挖掘中华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与当今全球治理的契合点，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主与人权的困境与前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民主和人权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然而，全球化背景下，民主和人权面临着一些困境，同时也有一定的前景。
本文将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主与人权的困境与前景。
一、民主与人权的困境1.1 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全球化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更加频繁，但不同文化对民主和人权的理解和实践存在差异。
一些国家和地区可能将其传统文化视为优先，对于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概念持保留态度。
这种文化差异给民主和人权的推广带来了困难。
1.2 经济利益与民主人权的冲突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利益与民主人权之间往往存在冲突。
一些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可能会牺牲一部分民主和人权的原则。
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组织自由，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1.3 全球治理的不完善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仍然不完善，国际组织的权力和影响力有限。
这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和人权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挑战时常常陷入利益博弈和政治对抗，导致民主和人权问题的推动受到阻碍。
二、民主与人权的前景2.1 全球共识的形成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们对民主和人权的普遍认同逐渐增强。
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重视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性，积极推进相关改革。
全球共识的形成为民主和人权的推广提供了基础。
2.2 全球社会的参与全球化使得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的参与更加便利。
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工具，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和诉求。
这种全球社会的参与对于推动民主和人权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3 国际合作的加强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共同挑战，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
各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有助于共同应对民主和人权问题。
例如，国际组织和民间组织可以共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和人权改革，加强国际合作机制。
2.4 教育与意识的提升全球化背景下，教育和意识的提升对于民主和人权的发展至关重要。
现代治理理论解读一、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西方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为了适应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而建立的，属于典型的官僚制，它以威尔逊(Wilson)《行政学之研究》、古德诺(Goodnow)《政治与行政》和罗纳德·怀特(White)的政治--行政二分法为基础，以马科斯·韦伯(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的科层官僚制为基本框架，是19世纪以来西方各国公共行政的主导范式。
传统治理模式的主要理论基础为:1、政治--行政二分法，其代表人物为威尔逊和古德诺。
威尔逊认为，行政与政治不同，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个事务性的领域，行政管理问题并不是政治问题。
古德诺进一步发展了威尔逊的学说，他提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这种意志的执行。
政治不应受到政治及政党的因素的影响。
2、科层官僚制。
马克斯·韦伯抽象出了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原则，对公共行政的体系进行了明确的形式合理性设计，其核心是适应行政发展需要而形成的基于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的权威型层级管理体制。
B·盖伊·彼得斯(Peters)把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概括为:1、设想一个政治中立的公务员制度，这个概念是与“政治--行政二分法”和“权限中立”等概念相关联的，其基本思想是指公务员不应该有明显的政治倾向;2、实行层级和规章制度式管理;3、政府内部组织的永久性和稳定性，公务员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终身职业;4、制度化的公务员制度，是指应该建立一个制度化的公务员制度，并把它当作一个法人团体来进行管理;5、内部管制，公务员应该毫不迟疑地接受和响应其名义上的政治家发布的政策命令;6、平等，主张公务员处理公务时应秉公运用法规，平等对待所有顾客。
[i]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曾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一行政范式具有保持组织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作用，有助于追求机械效率和促进组织的技术理性，在实践中曾表现出历史进步意义。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青年理论第40卷（总第213期）我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境况、问题与对策■刘俊彦何土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北京100089；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2249）【摘要】全球治理人才是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战略资源，是参与全球治理和推动全球问题解决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积极探索多种有效的培养方式。
然而，我国全球治理人才队伍规模小，人才储备不足，尤其表现在全球战略型治理人才不足，全球技术型治理人才匮乏,全球技能型人才紧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提升等。
全球治理人才培养要正视人力资本投资大、培育与实际需求脱节、培养体系内部联动性不足、全球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供给不足等难题。
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需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体系，切实提供政策支撑、育人保障、开发使用支持，营造良好的成才发展氛围，提升人才赋能和红利，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关键词】全球治理人才全球治理能力人才资源全球治理人才是伴随全球治理问题兴起和推动全球问题解决的新型国际人才，是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战略资源，是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中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1]。
基于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对人才的迫切需求,本文全面探析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现实境况与关键问题，以期有针对性地提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更好地服务于全球治理人才培养。
一、我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现实境况“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
”也全球治理人才是懂政策、知国情、视野广、外语强、晓规则、会沟通的综合型复合型专业人才，是新时代实现民族振兴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重要战略资源，全球化深度融合发展对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些年,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实践迈上新征程。
２０２２年第４期(总第３２１期)㊀㊀㊀㊀㊀㊀学㊀习㊀与㊀探㊀索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Ｎｏ.４ꎬ２０２２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３２１政治发展研究论全球治理 中国角色 的构建巴殿君１ꎬ范㊀令１ꎬ王胜男２(１.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ꎬ长春２３００１２ꎻ２.长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长春２３００２１)摘㊀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ꎬ在多边或联合国框架内就核安全㊁气候变化㊁海洋安全以及抗击传染性疾病等全球问题积极开展合作ꎬ并取得了重要成果ꎮ面对严重的全球治理危机ꎬ如何在国际社会中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声ꎬ如何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向公正平等㊁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ꎬ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课题ꎬ这将促使中国重新构建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ꎮ关键词:新全球化ꎻ全球治理ꎻ角色定位ꎻ角色冲突ꎻ中美关系ꎻ竞合关系中图分类号:Ｄ８２ꎻＤ９９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６２Ｘ(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３６－０８作者简介:巴殿君ꎬ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㊁博士生导师ꎻ范令ꎬ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ꎻ王胜男ꎬ长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ꎮ㊀㊀进入２１世纪ꎬ人类面临新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困境ꎬ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演变ꎮ自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ꎬ在多边或联合国框架内就核安全㊁气候变化㊁海洋安全以及抗击传染性疾病等全球问题积极开展合作ꎬ并取得了重要成果ꎮ面对严重的全球治理危机ꎬ如何实现 角色再构建 ꎬ从而在国际社会中更充分地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声ꎬ更有力地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向公正平等㊁合作共赢方向发展ꎬ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课题ꎮ㊀㊀一㊁ 全球治理 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目前ꎬ学界关于 全球治理 内涵的阐述是多方面多角度的ꎬ但是共同的指向都聚焦于 全球化 与 全球困境 这两个语境ꎮ换言之ꎬ 全球治理 是伴随新时期的 全球化 到来ꎬ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 全球困境 而产生的ꎮ因此ꎬ 全球治理 属于国际政治现象ꎮ但是ꎬ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相比ꎬ它能否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ꎬ又能否构成新的理论阐释框架?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㊁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ꎬ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ꎬ战争与和平㊁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的话语叙述ꎮ从历史来看ꎬ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ꎬ两次世界大战以后ꎬ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间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的基础上ꎬ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 角色 作用ꎬ个人㊁公民团体㊁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 行为体角色 纳入讨论范围ꎮ冷战结束后ꎬ建构主义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的研究视角ꎬ对权力㊁身份㊁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泛讨论ꎬ进一步将身份角色㊁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国际关系中来ꎬ其中 安全共同体 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ꎬ但国家依然是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ꎬ国家安全作为 高级政治(ｈｉｇｈ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的叙事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ꎮ进入２１世纪ꎬ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ꎬ 全球主义 路径日渐浮现出来ꎬ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图景ꎬ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ꎮ在新全球化背景下ꎬ全球治理作为国家关系研究的新理论范式ꎬ既继承了传统理论的精髓ꎬ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际关系的方法与视角ꎬ从而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６３的广度和深度ꎮ同时ꎬ由于前所未有的 全球困境 的出现ꎬ以往被视为 低级政治 的非传统领域的事务逐步成为被优先考虑的 高级政治 事务ꎬ例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ꎬ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ꎬ全球各国只有密切合作ꎬ充分发挥不同国际行为的积极作用ꎬ推动全球治理ꎬ才能摆脱危机ꎮ简而言之ꎬ全球化的全面推进ꎬ打破了国家封闭的 海洋孤岛 状态ꎬ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㊁相互依赖的网络联结ꎬ任何国家脱离国际社会㊁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的做法既不可能ꎬ也不可行ꎮ近３０年来ꎬ面对严峻的全球治理困境ꎬ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ꎬ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ꎮ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ꎬ国家的 角色定位 具有多个维度ꎬ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ꎬ其中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 角色定位 尤其引人关注ꎮ大国角色定位 对全球治理的实践㊁体系结构的稳定有着巨大影响ꎬ如果大国间的 角色冲突 较少ꎬ全球治理体系就会有一个持久性的稳定基础ꎮ在彼此联系㊁依赖与博弈的全球治理体系中ꎬ大国间的 角色冲突 ꎬ极有可能从 合作性竞争 向 对抗性竞争 偏移ꎬ并逐渐延伸到其他领域ꎬ因此ꎬ如何追求共同利益㊁规避对抗竞争㊁追求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的基本动机ꎮ当然ꎬ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ꎬ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 零和博弈 的走向ꎮ因此ꎬ构建良性的 竞合关系 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ꎮ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ꎬ世界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ꎬ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治理困境ꎮ因此ꎬ如何构建大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 合作性角色 ꎬ推动良性的 竞合关系 形成ꎬ对于国际社会的稳定㊁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㊁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ꎮ㊀㊀二㊁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 角色定位 所谓 角色定位 是指行为体在全球治理结构中自我身份认定的过程与结果ꎮ通常ꎬ行为体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角色ꎬ通过自我的身份定位和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来实现ꎮ冷战结束之后ꎬ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经历了不同的角色认知㊁角色期望㊁角色需求和角色定位ꎬ面对新一轮全球化浪潮ꎬ中国需要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确立新的 角色定位 ꎮ(一)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 角色认知中国全球治理理念是以古今中外治理思想与实践为基础ꎬ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㊁中国国家治理战略以及当代全球治理经验的继承与发展ꎬ为当代中国全球治理 角色认知 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基础ꎮ１. 和平共处 的全球治理价值观和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ꎬ其以和谐为主要内涵ꎬ包括人内心的和谐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㊁国家治理的和谐以及国家间的和谐[１]ꎮ 和 文化由来已久ꎬ早在上古时期ꎬ 和 就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ꎮ新中国成立后ꎬ中国外交奉行的 睦邻友好 和平共处 以及 和谐发展 等理念也是根植于 和 文化ꎮ譬如ꎬ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提出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的 和平与发展 时代主题㊁２１世纪以来提出的 和谐世界 理念等ꎮ如今ꎬ 和 文化依旧是中国全球治理理念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２]ꎮ２. 天下大同 的全球治理体系观中国的 天下观 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ꎬ周朝创造了天下体系ꎬ即世界制度ꎬ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单位进行治理[３]ꎮ虽然中国古代的 天下 并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世界ꎬ但这种从整体性视角思考与解决人类问题的思维鲜明地体现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 天下 视野和 世界 格局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正是在这种 天下观 的引导下ꎬ中国一直以友好平等的善意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联系与交往ꎬ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维护者ꎮ３. 公平正义 的全球治理伦理观古往今来ꎬ 仁义 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高尚的道德价值ꎮ 仁 即 仁爱 之意ꎬ是指社会个体对其他个体的关切与帮助ꎬ其内７３涵既包含克制自我的利益ꎬ也蕴含着促进他人的利益ꎮ 义 的本意为 应当 正当 ꎬ拓展含义为 公正 平等 ꎮ在古代社会ꎬ 义 可以理解为一个文明社会正常运行所需的并且 应当 为个体成员所遵循的一套政治㊁法律和伦理准则ꎮ随着时代背景的深刻变化ꎬ 义 的含义也不断演进ꎬ但其基本内涵依然是不论政治㊁经济㊁文化㊁信仰㊁宗族以及性别等条件是否相同ꎬ世界上每个个体均享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ꎬ权利平等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４]ꎮ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继承与发展了 仁义 观ꎬ始终致力于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ꎬ是全球和平的维护者和公平正义的倡导者ꎮ４. 和而不同 的全球治理发展观全球治理的价值日益呈现出 和而不同 的面貌ꎮ从理论上说ꎬ全球治理的意义应当是超越国家㊁种族㊁宗教㊁意识形态㊁经济发展水平等之上的全人类的普遍价值ꎮ然而ꎬ由于各国历史与现实的不同ꎬ这些普遍价值在不同国家中有着极不相同的内涵和意义ꎮ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ꎬ中国不仅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㊁全球发展的贡献者㊁国际秩序的维护者ꎬ而且始终是发展中国家权益的积极维护者ꎮ５. 共同安全 的全球治理安全观新中国成立以来ꎬ中国坚决反对强权政治㊁霸权主义㊁单边主义㊁穷兵黩武以及所谓的 绝对安全 ꎬ反对零和博弈㊁冷战思维ꎬ主张建立全球治理 普遍安全 ꎮ２０１４年５月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四次亚信会峰会上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以及 普遍安全世界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ꎬ强调对话解决争端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思路ꎮ在国际合作方面ꎬ中国相继提出并践行 中非命运共同体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 中国 拉美命运共同体 亚洲命运共同体 以及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等倡议ꎬ积极推动区域和国际合作ꎬ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ꎮ(二)中国全球治理的 角色定位新中国成立以来ꎬ中国在全球治理事件中的角色认知和角色定位发生了历史性改变ꎮ面对新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治理困境与挑战ꎬ中国的角色定位既取决于中国本身的综合实力ꎬ也取决于中国的 角色认知 ꎮ１.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双重角色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双重身份ꎬ不仅是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ꎬ也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ꎮ明确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身份和角色ꎬ是中国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实践㊁克服全球治理困境的第一步ꎮ自改革开放至今ꎬ中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发展格局ꎬ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ꎮ特别是２００８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ꎬ在全球经济缺乏发展动能㊁复苏缓慢的严峻形势下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逆流而上ꎬ２０１０年ꎬ中国ＧＤＰ首次超越日本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ꎮ中国不仅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 火车头 ꎬ而且发挥着稳定全球经济发展的 压舱石 作用ꎮ首先ꎬ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３０％ꎬ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ꎮ其次ꎬ中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ꎮ２０１８年ꎬ中国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３０万亿元ꎬ货物贸易规模刷新历史纪录ꎬ稳居全球第一ꎮ再次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ꎮ截至２０１９年３月末ꎬ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达３０９８８亿美元ꎬ中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稳ꎬ市场自发调节能力不断上升[５]ꎮ最后ꎬ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环境的不断优化ꎬ中国的投资环境深受外资青睐ꎮ２０１８年ꎬ外资对中国的投入达到１３５０亿美元ꎬ比上年同比增长了３％ꎮ总之ꎬ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ꎬ中国的贡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ꎬ但中国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作为新兴大国的身份和地位ꎬ必须积极承担大国责任ꎬ破除部分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ꎬ为全球治理体系持续贡献自己的力量ꎮ虽然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经济已经有了飞速发展ꎬ但无论是从国际标准来看还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来看ꎬ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ꎮ根据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 人类发展指数 显示ꎬ２０１７年ꎬ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８６９０美元ꎬ人类发展指数为０.７３８ꎬ依据这８３一国际标准ꎬ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６]ꎮ就基本国情而言ꎬ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ꎬ在经济结构㊁科技进步㊁产业创新㊁区域发展协调性㊁城乡收入差异㊁全球治理实践等方面还存在一定距离ꎮ因此ꎬ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必须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与义务ꎮ２.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 兼顾角色所谓国家主义ꎬ是指在国家层面ꎬ个人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国家为中心ꎻ在国际层面ꎬ国家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亦以国家为中心ꎮ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利益ꎬ主权国家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或措施以维护自身利益ꎮ所谓全球主义ꎬ是指一种区别于国家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的文化意识㊁社会主张㊁行为规范ꎮ全球主义强调全球意识但不仅仅局限于全球意识ꎬ它要求以世界整体论和人类中心论替代国家中心论[７]ꎮ国家主义是全球主义产生的重要基石ꎬ全球主义是国家主义的合理补充ꎮ与此同时ꎬ在机制设计的国家和超国家导向方面两者存在矛盾ꎬ国家主义理念要求全球治理机制立足于国家的利益与规制层面ꎬ而全球主义理念要求全球治理机制立足于突破国家利益层级的超国家层面ꎬ全球主义的发展意味着削弱国家主义所强调的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８]ꎮ在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中ꎬ中国必须注重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相协调的全球治理理念ꎬ既坚持有效㊁合理的国家利益观ꎬ又要在维护本国利益㊁促进国家发展的同时ꎬ努力探索人类共同的利益交汇点ꎬ进而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ꎮ为此ꎬ中国相继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国际关系 以及 全球伙伴关系 等重要的全球治理思想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上升ꎬ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仅凭一己之力应对全球的威胁和挑战ꎮ因此ꎬ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尊重他国利益ꎬ促进全球各国共同发展ꎬ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ꎮ３.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 统筹角色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是治理在不同层级的实践活动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ꎬ两者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ꎬ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国家治理ꎬ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也要求对全球治理进行理性认知与实践[９]ꎮ党的十八大以来ꎬ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成为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两大战略考量:一是２０１２年８月十八大报告提出 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 ꎬ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ꎻ二是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ꎮ这两大战略考量对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一方面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ꎬ有助于化解某些国家对中国 国强必霸 全球治理参与不足 等方面的质疑㊁误解与指责ꎬ有助于中国与世界一道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与进步ꎻ另一方面ꎬ理性推进国家治理ꎬ有助于加强国际治理制度建设ꎬ提高中国国家治理的能力ꎬ进而从整体上提升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ꎬ为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奠定基础ꎮ４.推动全球治理的 变革角色随着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ꎬ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内涵㊁体系构建以及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定位㊁行动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和深刻调整ꎬ形成了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新全球治理理念ꎮ第一ꎬ提出 共商共建共享 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全球治理理念ꎮ考虑到当今世界经济的严峻形势㊁全球性问题的纷繁复杂以及各国间联系的日益加深ꎬ中国政府紧跟国际形势变化ꎬ在党的十八大上创造性地提出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ꎮ第二ꎬ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ꎮ中国通过开展多领域㊁多层次的治理实践全面强化全球治理合作ꎬ目前ꎬ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全面性ꎮ首先ꎬ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ꎮ中国积极发挥变革性作用ꎬ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机制不断完善ꎬ并为全球经济治理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以及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 亚投行 )等方案ꎬ从而不断拓展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范围ꎮ截至２０１６年底ꎬ中国与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ＢＩＴ)[１０]ꎮ其次ꎬ推动全球安全治理ꎮ自２０１０年４月以来ꎬ中国已经连续参加四届核安全峰会ꎬ９３并积极推动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ꎬ与美国㊁俄罗斯㊁法国㊁英国㊁印度以及韩国等多个国家进行核安全交流与对话[１１]ꎮ同时ꎬ中国积极加强双边及多边合作ꎬ积极打击恐怖主义ꎬ努力提升中国与东盟㊁中国与阿盟㊁欧盟以及其他国际组织间的反恐合作ꎮ再次ꎬ引领全球环境治理ꎮ中国已经与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形成了环境治理的交流与合作ꎬ与六十多个国家签署了书面环保合作文件ꎬ与多个国家㊁区域或国际组织构建了环保合作机制或平台ꎬ充分履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应该履行的国际义务ꎮ最后ꎬ积极参与全球公域治理ꎮ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治理问题ꎬ中国通过不断推进既有公域治理机制的改革ꎬ以及新的公域治理机制的构建ꎬ不断提升公域治理的能力ꎮ此外ꎬ中国还积极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构建ꎬ尤其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ꎬ为中国与世界搭建起一座互联互通的桥梁ꎬ为全球互联网的共享共治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与平台ꎮ(三)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 角色嬗变形塑国家角色的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历史㊁地缘位置㊁民族特性以及领导人风格等ꎬ面对不同国家时还应具体分析ꎮ形塑国家角色的外因主要包括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㊁组织结构和文化结构ꎻ就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而言ꎬ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是国家行为的重要意义与内容ꎬ国家的自我意象则是国家行为体在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社会化映射[１２]ꎮ国家在互动中构建的角色折射了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ꎬ无论何种国家角色都是作为一种国际社会制度而存在的ꎬ当制度产生变化时ꎬ国家角色也随之发生转变ꎮ自１９１９年起ꎬ世界力量分布的中心和重心就从欧洲转移到北美ꎬ此后随着苏联的成立与崛起ꎬ世界格局在 二战 后从 松散多极 转变为两极ꎮ冷战结束后ꎬ第四次工业革命迅速扩展ꎬ带来了国际体系㊁国际规范与国际制度又一轮革新ꎬ随之而来的则是主要国家的角色调整ꎮ因此ꎬ２０２０年的全球治理体系在上述若干方面呈现出 不一样的色彩 ꎬ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ꎬ国际格局正处于由 西重东轻 向 东重西轻 加速转移的过程中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不断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实力差距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ꎬ国际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ꎬ这种变化是由于国家间加速权力再分配所造成的[１３]ꎮ其二ꎬ中国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等倡议已经成为引领全球化发展的全新选择ꎮ与此同时ꎬ中国也走出了一条适合于广大后发国家走向繁荣发展的道路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㊁理论㊁制度㊁文化不断发展ꎬ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ꎬ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ꎬ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１４]ꎮ其三ꎬ中国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契机奋起直追ꎬ实现了 集四次工业革命于一体 的崛起ꎮ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多种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㊁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㊁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更具垄断性等特征[１５]ꎬ在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看来ꎬ美国和中国之间竞争的核心是技术ꎬ而不是核武器或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１６]ꎮ其四ꎬ政治思潮与价值观念发生持续性的剧烈变动ꎬ其突出表现为欧美发达国家席卷而来的 新民粹主义浪潮 ꎮ原有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建立起来的经济全球化方式难以为继ꎬ国家的主权底线日益受到侵蚀ꎬ各个国家坚持以 国家安全 为名捍卫国家主权ꎬ在此基础上国家主义㊁民族主义㊁民粹主义强势崛起[１７]ꎬ强权政治人物越来越受到各国民众的青睐与认可ꎬ导致传统价值观念与新思想㊁新思维发生碰撞ꎬ推动了国际格局㊁国际规范与国际制度发生深刻变化ꎮ深刻变化的国际背景推动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嬗变ꎬ而中国的角色调整也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ꎮ１. 中国发展 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㊁变化规则以及作用机制进行了细致分析ꎬ提出国际体系发生 质变 或类型变化ꎬ至少需要同时完成两个要素的转变ꎬ但也应注意到三个要素产生质变的速率是不同的[１８]ꎮ纵观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化ꎬ尽管新的国际组织层出不穷ꎬ但从功能性及影响力的角度来讲ꎬ主权国家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ꎮ自２００８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ꎬ国际０４格局开启了一段深刻的变动过程ꎬ其突出表现就是以中国㊁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 后发力量 或 外围成员 的崛起ꎬ其重要表现就是ＧＤＰ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详见下表)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ＧＤＰ数额及比重①㊀表单位:万亿美元国家类型２００８年ＧＤＰ及比重２０１８年ＧＤＰ及比重高收入国家４６.１４４(５７.１３％)５４.１０８(４６.２６％)中高等收入国家１３.５８３(１６.８２％)２４.４３３(２０.８９％)中等收入国家１７.１４３(２１.２２％)３１.１４１(２６.６２％)中低等收入国家３.５６(４.４％)６.７(５.７３％)低收入国家０.３２７１(０.４０％)０.５７２２(０.４８９％)㊀㊀如上表所示ꎬ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经济体量以及占世界总量的绝对优势ꎬ逐渐被发展中国家 反超 ꎮ在这一过程中ꎬ以中国为代表的中高等收入国家群体和以东南亚㊁南亚地区国家为代表的中等㊁中低等收入国家群体ꎬ历经１０年高速经济发展ꎬ为赶超发达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ꎮ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ꎮ２. 中国方案 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亚历山大 温特在研究国际规范时提出 三大国际社会文化 ꎬ即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为特征的 霍布斯文化 ㊁ 制度主义法律至上 为特征的 洛克文化 以及 民主和平共处 为特征的 康德文化 ꎬ这三种文化构成了可以解释国际社会规范的主体架构[１９]ꎮ具体而言ꎬ在 霍布斯式 的世界里ꎬ没有 规矩 可言ꎬ消灭敌人即为安全ꎬ国家间互为敌人ꎮ这一情况在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签订后逐步改观ꎮ因为民族国家㊁国际法以及国家间交往相处的前期规则正在逐步形成ꎬ这就使得世界慢慢走近 洛克 式的维度里ꎬ国家间关系由敌对转向竞争ꎬ为规范国家间交往ꎬ国际制度大量涌现㊁国际组织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而 欧洲一体化 等区域一体化或地区主义的聚合及倍增效应使得区域内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逐渐向 康德式 国际秩序转变ꎬ且这一转变仍在进行中ꎮ 二战 以来ꎬ 洛克式 的国际政治文化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㊁国家交往的主流范式ꎬ这一特征在当前甚至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内仍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ꎮ党的十八大后ꎬ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性原则由 韬光养晦 开始向 奋发有为 转变ꎮ随着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倡议㊁亚洲新安全观以及 文明对话㊁交流互鉴 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念的提出ꎬ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 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㊁强弱㊁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ꎬ坚持世界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 [２０]４４２的中国主张ꎬ日益赞同 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㊁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㊁全球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治理㊁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的中国倡议[２０]５４０ꎮ和平合作㊁开放包容㊁互学互鉴㊁互利共赢的理念开始成为一种与西方国家弱肉强食㊁双重标准㊁不平等依附的理念所完全不同的价值导向ꎬ获得了国际社会诸多国家的普遍肯定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倡议等中国方案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之中ꎮ这些充分表明ꎬ中国所倡导的积极价值观日益成为受欢迎的国际治理公共产品[２１]ꎮ３. 中国角色 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国际社会制度安排的基石依然是以联合国(ＵＮ)㊁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等国际组织为代表及其所承载的全球治理架构ꎬ这些机构自初创时就处处体现着西方国家的利益ꎬ其背后映射的是西方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 决定权 ꎮ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必然处于被动局面ꎬ其话语权的提升必须突破西方的重围ꎮ自２００８年开始ꎬ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Ｇ２０)开始成为固定的国际机制ꎬ逐步取代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Ｇ７)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及影响力ꎮ首届Ｇ２０峰会的召１４①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ꎮ参见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ｃｏｕｎｔｒｙꎮ。
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专业解读
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是当今国际关系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
国际组织是指由国家或国际组织成员共同建立的、以特定目的或目标为导向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
全球治理则是指通过国际合作与协调，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和模式。
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的作用日益凸显。
它们在维护全球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同时，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境，如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治理力量的不均衡、全球治理机制的不完善等问题。
对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专业来说，深入研究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的机制、实践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这不仅可以促进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理解，还可以为国际合作与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 1 -。
一、引言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课程旨在探讨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以及相关的理论与实践。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国际组织的背景、功能与目标，深入探讨国际组织对全球社会、经济、环境等领域的影响力。
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将能够掌握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的相关概念、理论和现实应用，并具备分析评估国际组织对全球治理的效果和挑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1. 国际组织：概念与分类1.1 国际组织的定义与特点1.2 国际组织的分类及其功能1.3 国际组织的历史与发展2. 国际组织的角色与功能2.1 国际组织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2.2 国际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2.3 国际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2.4 国际组织在全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3. 国际组织的案例研究3.1 联合国的机构与工作3.2 世界贸易组织的功能与挑战3.3 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与应对危机能力3.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与监管机制4. 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4.1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治理4.2 新现实主义与全球治理4.3 跨国政治与全球治理的关系4.4 全球治理中的国家主权与权力平衡5. 当前全球治理的挑战与前景展望5.1 全球治理的挑战：多边主义的困境5.2 全球治理的前景：区域合作与全球合作的协同效应5.3 全球治理的创新与变革三、课程要求与评估1. 课堂参与与讨论（20%）2. 课堂小组演讲与报告（30%）3. 个人研究论文（40%）4. 期末考试（10%）结语通过学习本课程，学生将深入了解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的相关知识，提升自身对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的理解能力。
希望本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使他们成为具备全球视野和国际背景的优秀人才，为全球治理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书目：1. Weiss, T. G., & Wilkinson, R. (201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Routledge.2. Gordenker, L., & Weiss, T. G. (2017). NGO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gency, advocacy, and policy mak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3. Biersteker, T. J., & Weber, C. (Eds.). (2017). 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struct (Vol. 6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4. Orsini, A., Morin, J. F., & Young, O. R. (Eds.). (2009). Regime complex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5. Risse, T. (Ed.). (2012). Governance without a state?: policies and politics in areas of limited statehoo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收稿日期：2020-10-19投稿网址·在线期刊：http ：///jhdx_sk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建设海洋周边关系的历史经验研究”（15BDJ015）作者简介：王建，男，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赵艳，女，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第38卷第1期2021年2月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angh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38No.1Feb.2021全球治理研究专题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与前瞻王建1，赵艳2（1.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230009；2.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230039）摘要：全球治理理念滞后是全球治理失灵的根源之一，过去“一元主义治理观、工具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主导”造成了全球治理的困境。
新时代中国以多元治理、关系协调、互补共进等思维方式不断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拓展全球治理的内涵；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增强全球治理的宗旨意识；树立“共赢共享”理念，坚持全球治理的责任原则；树立“聚同化异”理念，积极探索国家间矛盾化解方式；树立“民心相通”理念，塑造全球治理“情感”路径。
理念创新推动中国在全球治理发展中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方向，推动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努力建设平等公正的全球治理秩序，培育开放包容的主权国家发展思维，展现契合于新时代的全球治理特征。
关键词：全球治理；理念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平等公正；开放包容中图分类号：D61；D82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915（2021）01-0005-14DOI ：10.16387/ki.42-1867/c.2021.01.001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已经开始挑战人类生存，影响人类命运，1968年4月罗马俱乐部的诞生标志着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全球治理时代正式到来。
全球治理的理论困境 吴 畏 自罗西诺（ ）和泽皮尔（ ）在年引入国际治理概念（ ），全球治理正式破题。随着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哲学等学科基于各自的方法论把全球治理作为自己的一个新的理论领域，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也就形成了碎片化的格局。从目前关于全球治理的主要理论成果看，全球治理面临着三个主要的理论困境。
一、 全球治理能否形成统一的理论形态 如果假定统一的全球治理理论是可能的，那么首先要处理好全球治理的意义漂移问题，其次是如何去解决方法论分歧。 （一） 全球治理的意义漂移 霍弗伯思（ ）在国际关系研究范围内对全球治理进行了意义分类。他根据主观需要的两个维度来界说全球治理的意义。第一个维度是把全球治理的不同意义归结为“他们想要多少内容与何种方式”，如是，全球治理处于在分析视角和规范观念之间的混合状态。第二个维度是把全球治理的不同意义归结为“假定它有多少内容”，这样，全球治理在被理解为一种新现象，一个新范式，或者一个新领域之间漂移。 全球治理为何会发生意义漂移？首先，这是源自治理所涉及全球对象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流变性。这里对不同领域学者所使用的三个概念略做分析。首先是国际治理（ ）概念。国际在国家关系学当中通常是指国家之间，因此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使用国际治理概念来重构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所设定的国际治理主体通常是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国际机构和组织，以及各主权国家。其次是跨国治理（ ）概念，跨国通常是指超越国界，但不一定涉及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跨国治理的主体通常是具有内部严格组织结构、其行为不受国家主权约束的一些经济或法律机构。由于在实践上它更重视活动范围的全球性，在理论上更注重说明方式的整体性，它有着比国际治理和跨国治理具有最大的问题域和包容性。布雷斯（ ）认为，完全不受超国家（）或全球的规则影响的人类活动领域并不存在，他把跨国治理所涵盖的对象划分为九个核心范畴：经济、安全军事、交往、交通、公众健康、环境、发展、人道主义援助和人权（ ：）。对全球治理而言，至少还可以加入政治、法律、正义、价值观等范畴。 其次，全球治理的意义漂移源自治理概念本身的含混性。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之间虽然存在着模糊的边界，但从基本方法论上可以使之与传统的国家和世界政治模式相区分。对全球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原因的分析，最终要归结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基本观念和行为模式。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所存在的各种全球性问题而言，恐怕没有哪种理论能够做出如下判断：哪些是必需或者只能由全球治理来解决的，哪些是必需或者只能由国家治理来解决的。 再次，全球治理的意义漂移源自行动者难题。全球治理在实践上要突破传统的以政治权力为核心、以国家为主体的行动模式，就始终会面临行动者难题。由于治理概念本身就隐含着多元行动者的预设，这个难题可以表述为，在给定的全球问题和实施方案的情况下，谁是治理最合适的行动者，他们应当以何种方式来行动，并为行动的后果承担什么责任。非国家行动者对于重建全球治理国际体系的合法性十分重要。非国家行动者包括商业和民间社会（ ），民间社会包括处在家庭和国家两个层次之间的所有组织、网络和协会，但公司除外（ ，：）。虽然政府在这其中可以扮演多重角色，如引导者、协调者和支持者，但无法取代这些行动者。 （二） 理论构建的方法论分歧 尽管对全球治理的理解和界说存在着意义漂移，但这并不会从根本上妨碍全球治理的理论建构。 关于全球治理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世界的构成方式及其基本结构可以作为本质主义路线的立论基点。韦斯（ ）与威尔金森（ ）主张一种具有历史主义的本质论观点，他们认为，国际关系领域应当探讨这些问题：世界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为什么我们会有现在的治理形式，世界上其他时代存在着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秩序，我们应当怎样建构这个星球（或其他的）更好的指令和控制系统（ ：）。 基于历史主义的本质论，韦斯与威尔金森还提出了全球治理尚需探讨的四个问题。首先是应当超越这个术语与世纪后期世界实际变化之间的密切关联，用后冷战时代的复杂性是全球治理当下具体表达来取代之，但这种世界组织形式已经并将不同于其他时代。其次，应当确认和说明全球官方机构的结构，这种结构不仅是对宏观的指令和控制负责，而且要对区域、民族和地方等不同系统怎样与那种结构相连接或相促进负责。再次，应重点关注复杂系统中权力行使的各种方式，利益要怎样来表达和追求，权力和利益如何相得益彰，并有助于确立、维持和延续复杂系统的观念和商谈类型。最后，它应当说明系统内部及其相关的变化，并聚焦于持续时段变化的原由、结果和动因（ ：）。 全球治理的实践主义路线重点关注能够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结构形式和可行程序。在结构形式方面，考克斯（ ）认为：“‘全球治理’意味着对存在于世界（或地区）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程序和实践。一种假设的治理形式（世界政府或世界帝国）可以被设想为具有层级的协作形式，无论它是中心化的（统一形式），还是去中心化的（联邦形式）。其他协作形式也可以是非层级的，我们把这叫做多边协作。”（：） 布雷斯以类似于国内政治的方式来解读全球治理活动程序，它主要包括三类范畴：.立法范畴，如确认共同利益领域、安排议程、创设论坛、制定法律、标准、规则和政策，确定行动计划等等。.执行范畴，如对条约或计划的管理，在给定范围内的合作、分享信息和技术支持，监管和加强对规则的遵守等等，有些治理涉及为金融项目或提供物品和服务准备资金。.司法范畴，确立作为独立的超国家制度的跨国法庭或类似机构（国际刑事法庭，欧洲法院，联合国法庭），嵌入政府间组织的实体（例如，的争端解决机构，世界银行的信息法庭，国际海洋法庭），以及私人仲裁法庭（出现商业纠纷时公司会根据合同来采用）（：）。但依赖于程序的治理实践会面临国家利益冲突和行动主体缺位两大难题。
二、 全球正义能否作为全球治理的根本价值原则 应对全球性问题只有经过多边的民主协商、合理决策、协调行动等实际过程才是可能的。而在这其中必定会就某些价值原则达成一致或形成共识，否则全球治理就缺乏基本前提。全球正义正在成为各种价值原则探讨的核心论题，一些学者试图将其确定为全球治理的根本价值原则。但它能否成为全球治理的根本价值原则，取决于它能否找到与之相应的存在场合，以及在治理实践中如何定位。 （一） 全球正义的存在场合 西方关于全球正义问题探讨的基本理论参照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由于世界与国家在内在结构、存在样态和运行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别，探讨全球正义就产生了意见相左的两条基本理路：一是把罗尔斯所阐述的正义基本内涵和主要原则，通过对实现条件的分析和补充而扩展到全球范围，二是基于全球政治类型、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交往方式的历史和现实，来阐发在根本上不同于罗尔斯正义概念和原则的全球正义。 如果把社会正义简单地视为分配正义，关于国外和国内是否有社会正义争论的实质是追问社会正义存在的场合。声称社会正义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只能由民族国家成功地追求，主要是由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模式、价值文化认同和社会公共管理等诸多方面能够提供正义原则可实现的现实条件，而在全球范围内则不存在着一个稳定、可持续的类似于民族国家的世界结构。而要做出存在着被认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正义原则的判断，不能采取对适用于民族国家的正义原则做出必要的修正后、再应用于国家之间或跨越国家的思路。因为这种思路假定了国际与国家存在着基本一致的客观条件和实践逻辑。库卡塔斯正是通过否定这种假定而认为全球正义是一种幻象，因为全球正义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和责任的公平分配看起来像什么？二是需要何种建制来确保这样的公平分配？（：）如果离开了国家预设和形象，这两个问题似乎无从回答。 里塞（ ）不赞同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正义原则，提出了一种多元国际主义（ ）的正义原则。他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框架不适用于全球正义，多元国际主义通过对五种正义场合（ ）的探讨来确立自己的正义原则，即国家的共享成员资格、共同人性、人类对地球的集体所有权、全球秩序的成员资格、服从全球贸易体系（：）。多元国际主义的观点是：.存在着不同的正义场合，有些是关系性的，而有些则不是。.在国内运用所考虑的一系列因素（如强制性和互惠性）是作为使得特定正义原则可运用的一套共同的充分条件（我假定这些原则是罗尔斯的原则，但没有为这种观点提供充分论证）。.这些条件的弱化形式在其他的政治安排当中成立，并产生正义原则。.存在着由不能理解为在国内成立的弱化形式条件所描述的场合（特别是共同人性和地球的集体所有权）（：）。 （二） 全球正义的实践定位 全球正义要超越政治哲学的论证逻辑，真正作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它必须要很好地涵盖当今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重大或主要问题，并从中找到自己合适的实践定位。 布雷斯认为哲学家们在怎样把分配正义应用于全球政治所存在的问题时简单地采用国家的一些传统形象，并试图在国际层面上发现大致相似的治理结构（ ：）。全球分配正义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分享合作效益的公正，它要求所有参与者在合作框架内必须达到有效包容的临界水平，以及即使超越临界点，效益在他们之间的分配也必须是公正的。第二种是分派共同道德责任的公正。第三种是为受益者分配资源的公正。因此，如果把对全球正义的准确解释看作是与对它所具有的实践意义的把握是相一致的，有助于为全球治理提供可行的实践通道。 从全球范围内看，只要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价值等方面存在各种差异，权利保障、利益分配和机会平等问题就不可回避，因此全球正义应当有尽可能多的不同类型。弗雷泽（ ）认为，正义理论必须是三维的，即把代表的政治维度，分配的经济维度和认同的文化维度融合起来，以实现社会正义理论从凯恩斯—威斯特伐利亚框架（ ）到后威斯特伐利亚民主正义理论（ ）的范式转换。他对正义做出了分配正义之外的一种理解：正义最一般的含义是参与平等（ ）。根据这种对平等道德价值原则的激进民主解释，正义要求允许所有人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同等参与的社会安排（，）。而只要认为凯恩斯—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理所当然，那么就会把经济和文化作为建构正义的基本维度。而如果以成员和程序为中心，正义的政治维度主要关心代表（）。这种正义在全球治理的协商机制当中有其实践定位：谁是代表（受益方还是受害方），代表什么（国家利益还是全球公民利益）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三、 全球治理理论如何在实践上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