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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实用主义费正清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也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
他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并且他的研究方法被普遍认为是实用主义的。
下面我将从费正清的实用主义方法以及他的相关研究成果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费正清的实用主义方法。
实用主义是指一种关注实际问题和实际效果的研究方法。
费正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一直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他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以及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因素。
他强调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
费正清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注重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他通过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如中美贸易问题、中美军事合作、文化交流等，来分析中美关系的实际影响。
他还着重研究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的人物，如尼克松、基辛格、邓小平等，以及他们的政策和决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通过对这些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费正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
费正清的研究成果。
费正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有许多重要的成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的著作《中美关系：1945-1972年的历史回顾》。
这本书是费正清对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详细、全面地回顾了1945年至1972年期间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
这本书不仅概述了中美关系的重大事件和非正式事件，而且分析了这些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通过这本书，费正清全面地介绍了中美关系史，并为后来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费正清还出版了许多其他与中美关系史相关的著作，如《尼克松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十年洪涝》等。
这些著作通过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揭示了中美关系的内外因素，并提供了对中美关系的深入理解。
费正清的实用主义方法成为他研究中美关系史的重要特点。
他通过关注实际问题和实际效果，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中美关系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他的研究成果通过详细、全面地回顾中美关系历史，并深入分析其中的关键因素，提供了对中美关系的深入理解。
冲击回应模式费正清一、费正清与“冲击—回应”模式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开拓者，他早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曾受过英国著名汉学家马士（Hosea B. Morse）的指导，同他进行过深入交谈，③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是根据大量英国档案和中国海关史料撰写而成，对费正清决定研究海关档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大影响，为他一生从事中国学研究奠定基础。
费正清来中国后又受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中国历史学家蒋廷黻的影响，拉铁摩尔地缘政治研究的许多新观点“恰好可以和费正清关于“东南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研究”计划互相补充”④。
费正清在中国期间，在蒋廷黻指导下，致力于《筹办夷务始末》研究，以中国档案与英国档案互相堪对，蒋的外交史研究方法在观念上对费正清有重要启发，他在多年从事中国学研究中注重从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层，这对他用“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进程，无疑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费正清的著作很多，其中《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费正清博士论文）（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建立了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
其中“冲击—回应”模式作为一个架构的核心，贯穿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始终。
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
在阐述西方侵略对传统中国社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时，费正清认为，这种影响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而且“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
费正清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实用主义1. 引言1.1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部分将探讨费正清选择实用主义作为研究方法的原因，以及这种方法在其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在当前世界格局下，中美关系备受关注，而费正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贡献。
通过实用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中美关系史，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双方的互动与合作，还能为今后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
研究背景的探讨将为读者提供对费正清研究中的实用主义思想有更深入的了解，为接下来的内容铺垫基础。
费正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所展示的实用主义态度将带领我们深入探讨这一领域的发展和影响。
1.2 研究意义"研究意义"部分的内容应包括如下内容：深入研究费正清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对于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及实用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一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促进学术界对于费正清在实用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独特贡献的认识，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发展，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程。
2. 正文2.1 费正清对实用主义的态度费正清对实用主义的态度可以从他多次提到"实事求是"这一理念来进行解读。
实用主义强调解决问题应该依据实际情况和经验，而非只从理论上出发。
费正清认为，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应该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和历史事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和解释历史事件。
他不赞成空泛的理论推测，而是主张通过对实际情况的观察和研究来得出结论。
费正清对实用主义的态度还体现在他的实地调研和实践中。
费正清曾多次赴美国和中国进行调研和访问，深入了解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
他的研究从实际出发，注重实证和实践，力求揭示中美关系中的实际问题和矛盾，并提出解决方案。
通过实地调研和实践，费正清对实用主义的态度得以深入贯彻和体现，为中美关系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实践借鉴。
一、费正清与“冲击—回应”模式费正清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开拓者，他早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曾受过英国著名汉学家马士（Hosea B.Morse）的指导，同他进行过深入交谈，③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是根据大量英国档案和中国海关史料撰写而成，对费正清决定研究海关档案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大影响，为他一生从事中国学研究奠定基础。
费正清来中国后又受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中国历史学家蒋廷黻的影响，拉铁摩尔地缘政治研究的许多新观点“恰好可以和费正清关于“东南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研究”计划互相补充”④。
费正清在中国期间，在蒋廷黻指导下，致力于《筹办夷务始末》研究，以中国档案与英国档案互相堪对，蒋的外交史研究方法在观念上对费正清有重要启发，他在多年从事中国学研究中注重从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层，这对他用“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进程，无疑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费正清的著作很多，其中《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费正清博士论文）（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建立了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
其中“冲击—回应”模式作为一个架构的核心，贯穿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始终。
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
在阐述西方侵略对传统中国社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时，费正清认为，这种影响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而且“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
读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心得体会不知道大家度过伟大的中国革命没有？伟大的中国革命，这是以费正清视角展开的一部中国现代史。
下面是为大家准备的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读后感，希望大家喜欢!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读后感范文篇1费正清是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是美国最具权威的汉学专家、中国史泰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
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观察中国》及《中国;传统变迁》等。
费正清先生曾经这样说道：了解中国，人人都说，为了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重要的;但是谁为这件事做了些什么呢?总应该有人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把19世纪的中华帝国，同1911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来的人民共和国联系在一起。
然，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又有几人能够真正了解并理解个中的奥妙呢?《伟大的中国革命》这本书是以费正清视角展开的一部中国现代史。
时间跨度从晚清的180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85年，历时185年。
这185年间，中国真是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变局：一向雄居世界之林的东方大国强国一下子变得衰老贫弱落后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在不觉中轰到了京都;闭关自守的国门洞开;国土几被列强瓜分;和外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绵延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西方文化传入国内;大小起义不断爆发;体制革新社会变法;军阀混战帝制复辟;国共联合又分裂;共产党一统天下;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东方大国重新崛起等等。
费正清先生从宏观的历史和世界角度看待中国革命，横向和美国的比较，中国人口众多而相对自然资源缺乏，同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束缚着现代化的变革脚步，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士绅和文字书写的制度，儒教控制了整个教育事业，使普遍民众无法得到适应他们实际需要的正式教育，群众只需从事能用锄头耕地，文字和思想都是少数精英和统治者的特权，他们侧重于引经据典并由他们制定出有关儒教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约束民众的行为和扼杀思想，形成中华帝国表面上的统一。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简介：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
凭借其坚定的毅力、顽强的精神，费正清毕生致力于中国、东亚区域，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等问题，主张跳出传统“汉学”的束缚，重视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变迁，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开创了“中国学”研究的新局面。
费正清一生著述颇丰，在西方影响很大，被誉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创建之父”、“头号中国通”。
美国《评论》杂志评论，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与匹敌的人物”。
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剑桥中国史》、《中国：传统与变迁》、《东亚文明史》和《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等。
名著拾萃：战争持续了八年。
它的直接或间接结果是大约1500万至2000万中国人死亡。
财产损失难以数计。
而且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精神疲惫，风纪败坏。
因此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并直接有助于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
同日本的这场战争，确实是中华民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蒋介石曾经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
自从 1927 年国民党人执掌政权以来，尽管日本曾多次进行干涉和侵略，他却始终奉行一种和解政策。
他深信要抵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中国是太弱了，并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认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满洲），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
然而，从1935 年晚些时候开始，反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
于是，在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逐步开始了战争的准备。
他大概口头许诺过他将抵抗外来侵略，换取了西安获释。
因此，1937 年2 月他撤换了据说亲日的外交部长张群，而且他开始与他长期的敌人——共产党人谈判和解。
费正清中国史观论析费正清是一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他的中国史观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本文将探讨费正清的中国史观，分析其观点的内涵、特点及其影响。
在搜集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费正清的学术成果涉及广泛，包括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
然而，本文将主要费正清的中国史观，即他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演变的理解和阐述。
在整理思路方面，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变迁性；二是将中国历史置于全球视野中；三是坚持客观、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
针对这些方面，本文提出以下观点：首先，费正清认为中国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既有传承也有变迁。
他特别强调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变迁，例如秦朝的统一、科举制度的创立等。
其次，费正清将中国历史置于全球视野中，认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是相互、相互影响的。
他强调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以及外部因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最后，费正清坚持客观、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
他认为，只有通过客观、实证的研究，才能深入了解历史的真相。
他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引用证据方面，本文将主要引用费正清的著作和论文，如《中国：传统与变迁》、《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等。
这些作品详细阐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特点及其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
同时，我们也会引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验证和补充费正清的观点。
总结归纳本文通过对费正清中国史观的分析，指出了他观点的内涵、特点及其影响。
费正清强调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变迁性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坚持了客观、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
这些观点对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例如，他过分强调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变革和动荡时期。
费正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5.24.-1991.9.14.）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
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
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自其门下。
一、生平简历费正清1907年5月24日生于南得克萨斯州胡龙镇，是亚瑟·波·费和罗莱娜的独生子。
父亲是位牧师的儿子，早年立志跟随其父从事教会，后从学法律，入考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法学院。
1901年毕业后在南德克塔州定居，在胡龙镇做律师，任市镇律师。
母亲罗莱娜对费正清的成长影响很大。
她出生于德克塔，在芝加哥就学，最后又回到故乡，但她所留恋的始终是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和那里的文化。
她是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成员，随后任该协会一分支机构主席。
罗莱娜毕生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工作，参加妇女选举权的游行和示威活动，组织各种集会，是位政治上相当活跃的人物，费正清早年的从政志向都与其母亲的引导有关。
在1927年进入哈佛时，费正清尚未考虑研究中国，而且，当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系统研究现代西亚的课程。
他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艺术和经济。
1929年秋，费正清赴牛津大学。
他的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
1931年论文完成后，费正清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是年，费正清在华盛顿美国国会档案局收集资料，随后在剑桥和巴黎查资料。
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两年研究收获甚丰，他把现代中国作为研究主题，以中美外交和机构史为新视点，他的博士论文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
费正清认为中国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西方的资料，还应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这自然要求掌握汉语和在中国的生活经历。
牛津的治学研究队伍十分有限，而且没有汉语课程。
费正清向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费正清成为第一位在远东地区的罗德奖学金学者。
1932年初，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从师清华大学蒋廷黻进行研究工作。
1936年1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
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于1954年出版。
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于是返回哈佛大学任教。
从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
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
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亲自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
1977年，他从教职退休时该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1966年3月，费正清在听证会上作证：二、中国学研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
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其论著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类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
他的一些学术论文及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这一类著作的代表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这一两卷本的重要专著，是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论述了1842年至1854年间外国列强在中国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
第二类是主要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他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书目介绍；《清代文献》是有关中国历史文献注释与译文的教学参考资料，是特别有助于研究生的参考书；与邓嗣禹等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也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
第三类是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美国与中国》。
从篇幅上说，第三类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
这类著作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融会贯通在费正清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的产物。
第四类是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走向、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
这些文章与一般的时评文章不同。
他总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阐述问题，论述当前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不是就事论事。
这些论文在发表以后多被汇集成册，如《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等，其他著作还有：《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中美关系展望》等。
1.重要著述——《美国与中国》《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它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该书并没有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实，而是提纲挈领地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样的介绍正符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了解不多的美国公众的需要。
本书第一版于1948年问世，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获得较高评价，被称为经典著作。
此后，他又不断补充修订，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别出了第二、三、四、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
后来尼克松在准备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美国与中国》也是他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
费正清随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断思考研究中国社会，其表现之一就是不断修正、丰富《美国与中国》一书的内容。
在此后的几次再版过程中，费正清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考察。
《美国与中国》研究的是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并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分析中美关系。
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介绍、分析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状，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从而消除中美两国的隔阂和误解，进而改善中美关系。
——《剑桥中国史》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
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主持编写过一套15卷容量的《剑桥中国史》，中译本为《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伟大的中国革命》。
《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策划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付印，为时共25年，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成，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堪称为一项有影响的垮国工程。
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
自1966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
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留心学术前沿的人会注意到，这套《剑桥中国史》，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影响。
——《观察中国》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是费正清长期职业生涯中一个核心的目标，也是他力求通过做书评来实现的目标之一。
他的书评和他的专著一样的出色。
《观察中国》是一本二十六篇论文的合集，其中大部分是书评，多数刊登在《纽约书评》上面。
但是，费正清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这些书评合集成册，而是重新编辑、删减、修改，将零散的片断加以重新组织，于是，这些书评就被分成不同的关于中国近现代以来五大历史主题：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的革命领袖与其人民的关系、二十年的敌对之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文化大革命、近来一些美国人对中国问题做出判断的尝试，其价值远非单纯的论文集可比。
费正清的这部《观察中国》于2001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傅光明翻译，其中共列出五大标题，它们是新帝国主义观；毛的中国之内幕；正常化之路；文化大革命；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2.创建东亚研究中心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有人戏称，费正清不愧为是“学术企业家”)，费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为其坚实后盾，费正清所有的规划和设想，都通过这一中心操作、实施，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
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
东亚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同时研究日本、朝鲜和其他东南亚各国与地区，中心搜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注重搜集中国近代、现代史方面的资料。
搜集的资料中包括重大史实、人物传记和思想制度。
这些资料都被整理成英文信息档案，供研究者共同利用。
研究中心还出版了大批著述。
自中心建立，最初20年共出版了图书140种。
19 70和1971两年就出版了43种，差不多每月出版两种，数量很可观，主要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本人的著作，大部分也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除以上外，研究中心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
3.呼吁对东亚的研究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府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他曾不遗余力，劝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东亚，认识中国，他一方面向学界同仁呼吁加强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世界的承诺，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加大向美国公众的传播力度。
1940年，费正清指出，如果把东亚列入美国的学校课程，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
195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正确反应取决于对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
1970年，费正清再次呼吁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和国家，以便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