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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全球价值链理论指的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组织的一种方式，它强调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相互依赖和协作，使企业能够从中获得更高的价值。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对于理解和研究我国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价值链的概念、价值链的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力、价值链的组织和管理方式。
价值链是指将一系列的活动连接起来，从而创造价值的过程。
这些活动可以分为主要活动和支持活动，主要活动包括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销售和售后服务等，支持活动包括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采购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全球化的价值链意味着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分工和协作，通过国际间的合作和协调，将价值链上的不同环节连接起来。
这种全球化的价值链更加注重资源和市场的配置效率，不再受制于地域限制，可以优化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
全球市场竞争的加剧，也促使企业更加关注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地位和竞争优势。
全球价值链理论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我国产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我国产业链上的环节相对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我国产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需要我们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解决。
全球价值链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评估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变化和提升的机会。
全球价值链理论强调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相互依赖和协作，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从中获取更高的价值。
而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需要我们准确把握这种变化，及时调整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
全球价值链理论可以指导我国产业升级和转型的路径选择。
通过研究全球价值链，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效益。
这些企业可以作为我国产业发展的榜样，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其成功经验，为我国产业升级和转型提供有益的借鉴。
全球价值链理论对于我国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新经济 NEW ECONOMY学术研究专栏一、全球产业链将面临重大调整发达国家在疫情中产业链受到冲击的情况下，美、日、欧各国政府相继提出一些重组产业链的原则。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4月初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支持美国企业迁出中国，搬迁支出可以计入相关费用抵扣。
库德洛表示，“让企业回流的政策，我们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例如，可以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
厂房、设备、知识产权结构、装修等。
”路透社5月初报道美国政府正在推出“经济繁荣网络”计划，改变现在的产业链有关国家构成。
彭博通讯社4月8日报道，日本政府4月7日出台追加预算方案，包括2200亿日元（20亿美元）资助企业把生产地点迁回日本，235亿日元供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给予不同比例的补贴。
越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越是跟疫情密切相关的、越是规模较小的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比例就越高。
继欧盟委员会3月颁布《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自由流动、保护欧盟战略性资产收购指南》之后，德国政府4月8日宣布修改《对外经济法》，旨在对非欧盟国家投资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核，执行更加严格有效的审核标准，以避免关键漏洞。
这次法律修订可以视为对外资并购德国企业审查的进一步升级，也会对全球产业链的紧密联系产生影响。
二、全球产业链形成与变化趋势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变化趋势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段楠（河南省周口市外商投诉受理中心，周口 466000）摘 要：全球产业链形成是全球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一种自然选择与结果。
然而，随着全球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加剧，美、日、欧等国家为了维护全球价值链中的“链主”地位，推动产业链回归本土或转出中国。
中国应针对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制订应对策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应对策略；研究-50-JAN 2021（一）比较优势与全球价值链分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贸易壁垒逐渐降低，工业品的价值链环节越来越具有空间上的可分布性。
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新途径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全球配置催生了模块化生产、合同制造、服务外包等生产方式和商务模式的创新，促使价值链在各国之间持续延展细化。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全球化红利”释放创造了新的财富，而这些“全球化红利”被更多主体分享，从而在一定水准上改变了全球财富的分配和国际竞争格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深度调整，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和低碳经济发展，对中国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着重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国际分工机理，提出要素全球配置条件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一、全球价值链解构与国际分工深化20世纪末，国际分工的技术条件和制度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和业务发包实现全球布点，加快了世界范围内制造业价值链向产业的上游和下游延展至国际分工覆盖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同时，在网络技术应用和要素跨国流动的支撑下，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可分解性、中间品（或服务）的可贸易性以及要素配置的分散水准日趋提升，全球价值链持续细分裂解。
在全球价值链深度分解过程中，来自不同国家、掌握不同专业知识的企业和机构加入产业链条，使得全球价值链变粗变长，价值链的增值环节增多，更加趋于片断化、分散化。
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分解不仅影响到行业领导型企业战略资源的构成，而且带动了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目前，传统意义上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逐步深入到了产品内部。
相对于早期的产业间或产业内国际分工，产品内分工对分工参与国的技术和资本禀赋条件要求较低，并不拥有独立的产业链条、而仅具备某一环节生产条件、且符合行业领导型企业要求的企业（国家）也可以参与产品内分工，从而扩展了国际分工体系的外延。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中国光伏产业升级摘要：我国光伏产业还是处于来料加工阶段，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些处于低端的光伏制造企业举步维艰。
在当今生产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光伏产业应积极通过加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实现自己的升级。
关键词：光伏产业；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一、引言我国光伏产业从20世纪70年代起步，已颇具规模，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链日趋完善，生产成本逐渐降低。
目前国内已拥有400多家光伏企业，行业总产值超过3 000亿元人民币，直接从业人数超过30万。
但这些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中下游，即光伏电池及组件环节，这也是光伏产业价值链最低环节。
在金融危机下，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些处于低端制造环节的企业，因此，我国必须寻找光伏产业升级之路。
二、关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回顾价值链理论首先是由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他指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这些互不相同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
之后gereffi于1994年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的概念，并于1999年研究东亚发达地区服装升级的文章中对全球商品链做了完整的阐述，即一个商品链指的是包括设计、生产和产品营销在内的全部活动。
并将商品链治理类型分为：购买者驱动型和生产者驱动型。
前者多出现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后者多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随后gereffi在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于2001年又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相应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也分为购买者驱动型和生产者驱动型。
全球价值链更加强调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价值创造。
后来的学者以这两类价值链的驱动力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handerson指出，生产者驱动型的价值链是由生产者投资拉动市场需求，从而在全球形成特定商品的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
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是拥有品牌优势或是强大的销售渠道的采购商，以自身的全球战略为基础，通过对全球生产体系的布局，形成的全球价值生产网络。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升级路径选择摘要：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条上处于低端环节，迫切需要升级。
本文应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面临的升级障碍和升级路径选择问题，提出了基于技术能力、市场扩张能力以及技术和市场相组合三种企业升级路径，并对我国亚光纺织集团和雅戈尔集团的升级实践进行了讨论，最后给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纺织服装企业；升级；路径一、引言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同一商品的生产销售过程被一段段地分开，在空间上一般离散性地分布各地。
由此，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销售形成一种跨国生产组织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在一个一体化的生产网络中，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上利润分布并不均匀，就像跨国公司的”哑铃型”组织结构，主要利润流向产品价值链的两端，一端是研发和设计，一端是品牌和营销，中间是生产制造，形成一条u 型曲线，被形象地称为”微笑曲线”。
从制造业价值链来看，由于发达国家较高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已成为其获取利润的瓶颈，所以，它们主要从事研发、技术创新产品开创期的生产以及产品营销环节，以攫取高附加值的垄断利润和经济租金，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获利最少的制造和组装环节。
中国纺织业就是一个很好的残例证，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条上处于低端环节，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只能拼数量、竞压价、抢出口，其结果是极易陷入所谓的”贫困化增长”道路。
迄今为止，中国纺织行业的利润率为3% -5% ，服装行业则为5% -8% 。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和最大的纺织服装贸易国，在频繁遭遇全球纺织品进口国的特保措施、反倾销、技术、环保等各种形式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纺织服装业升级，占据全球价值链上高附加价值的环节，是目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本文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框架，分析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升级的制约因素及其路径选择问题。
28E nterprise E conomy一、本土生产型外贸企业的内涵与分类我国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管理实行备案登记制度。
根据对外贸易经营者所享有的进出口经营范围的不同，将对外贸易经营者划分为四种类型：商务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专业外贸公司；有权自营进出口的生产企业；对外经营科技产品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从事国际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国际合作公司。
其中，有权自营进出口的生产企业的经营范围仅限于进口本企业所需的技术、设备、零部件和原辅材料，出口企业自产产品。
参照我国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相关管理办法，本文将本土生产型外贸企业定义为：按照法定程序在国家外经贸主管部门备案登记并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资格，国际业务量超过其业务总量50%以上的内资生产型企业。
根据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差异，可以将我国本土生产型外贸企业划分为四种类型：低级制造型企业、高级制造型企业、创新型企业和知识型企业。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本土生产型外贸企业的增长模式备受诟病，需要依靠大量的投资和环境消耗来维持增长，对现有生产模式进行变革成为必然。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企业具备核心升级能力的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我国本土生产型外贸企业升级机理分析□胡绪华蔡济波[摘要]在阐明我国本土生产型外贸企业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依据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差异将我国本土生产型外贸企业分为低级生产型企业、高级生产型企业、创新型企业和知识型企业四种类型。
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后，两种生产型企业升级的本质特征是扩大所在生产环节的增值空间（低级生产型外贸企业的升级策略是降低生产成本，高级生产型外贸企业升级的策略是提高产品市场售价），实现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横向扩张式升级；创新型企业升级的本质特征是从低增值向高增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实现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纵向渗透式升级；知识型企业升级的本质特征是从低增值空间的价值链向高增值空间的价值链转换，实现基于全球价值链的阶梯跃迁式升级。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本土生产型外贸企业；升级[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1－0028－0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危机性产生衰退国际传导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机理与实证研究”(批准号：70973045)；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于产业集群链高效整合的后危机长三角区域经济协调（批准号：2010SJB 79005）；江苏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集群企业间知识传播行为研究（批准号：10JDG155）[作者简介]胡绪华，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江苏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博士后，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江苏镇江212016）蔡济波，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企业价值链重构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企业价值链重构一、引言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通过分工合作，形成一个复杂的生产网络，最终将产品和服务提供给全球市场。
随着全球分工的加深和全球化的加速，中国企业日益融入全球价值链，但也面临着外部竞争和内部转型的压力。
本文将探讨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进行价值链重构，以获取竞争优势。
二、全球价值链与中国企业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形成离不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配置，企业通过跨国合作实现利益最大化。
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担任着不同的角色：一方面是低附加值环节的承担者，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另一方面是高附加值环节的参与者，如科技创新和设计。
然而，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和全球价值链的演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受到了挑战。
一方面，中国的人力成本上升导致了竞争力下降，许多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被转移到了其他低成本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高附加值环节中缺乏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难以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
三、中国企业价值链重构的机遇和挑战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迫使中国企业加快技术升级和自动化改造，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企业通过加强技术合作和创新，在全球供应链中提高地位。
然而，中国企业在价值链重构过程中也面临着挑战。
一方面，技术转型和创新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时间，企业需要提升研发能力和创新意识，才能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过渡。
另一方面，全球贸易摩擦和政治风险加剧，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性，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四、中国企业价值链重构的路径和策略为了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可以采取以下路径和策略：1. 加强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
通过加大投入和力度，加强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提高企业的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从“Made in China”到“Created in China”的转变。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转换一、引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充分整合全球生产资源，而将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不同工序、区段和环节，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空间配置，从而形成了以产品内分工为特点的全球价值链（GVC）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构建、治理并控制着价值链上的各国生产厂商。
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被跨国公司嵌入到其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上，成为被治理者。
尽管在嵌入过程中，中国获得了一些发达国家溢出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且随着它们的产业链布局调整实现了出口产品的快速升级。
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始终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随着中国在发达国家主导的GVC中嵌入得越来越深，嵌入产业越来越广，中国产业发展的主动性在不断减弱。
从各国产业发展的历程来看，曾经以参与者身份加入到全球生产活动中的日本、韩国等国家，通过逐步培育起自己的跨国公司，形成自己的GVC，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而同为参与者的一些拉美国家则因为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GVC，而长期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甚至面临被踢出GVC的风险。
打造由中国自己主导的GVC是跳出“悲惨增长”的陷阱，实现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
二、GVC的构建者与嵌入者的利润分配与产业升级（一）GVC的构建者与嵌入者的利润分配在全球价值链中，产品的设计、开发、制造、营销、销售和售后服务等价值增值环节被分割开来，分散到全球空间。
从完整的产品生产过程来看，分散在各环节上的厂商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互相合作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价值的分配中它们是平等的。
1992年，中国台湾宏基电脑创始人施振荣先生在描述个人电脑的各个工序附加值时提出的“微笑曲线”，直观而形象地阐述了GVC内部各功能环节间的价值等级特征。
其中研发和营销是产品价值链中利润最丰厚的两部分，中间产品加工和组装是价值链中利润最微薄的部分。
一般而言，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利润率均在20%以上，而处于底端的加工装配环节利润率只有5%。
那些把持着“微笑曲线”两端的正是构建GVC的跨国公司。
它们不仅凭借占据了价值链中较高的附加值环节获得了更多收益，而且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份额，这些GVC 的主导者们还采取制造过剩生产能力以增强价格主导权、转移前置时间成本、在加工贸易中实施转移定价策略等手段不断压榨嵌入在低端生产者的利润。
例如：戴尔、惠普等国际大购买商在中国台湾采取的策略就是不断更换代工厂商，为了能够抢得大买家的订单，各大代工厂商不得不拼命压低价格。
为了降低平均成本，增强产品竞争力，又倾向于竞相扩大生产能力，增强资产专用性。
但是供过于求的产能竞争、较高的资产专用性和沉淀成本最终更加削弱了台湾厂商的整体谈判能力，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跨国公司给予中国台湾代工厂商的合同越来越苛刻，中国台湾厂商被逐步压缩获利空间（张晔，2006）。
可见，嵌入者的命运是相当悲惨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通过从低端嵌入者变为高端嵌入者来改变自己的境遇呢？这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任何通过在发达国家构建的GVC中攀升到高端环节的企图都是不现实的。
（二）GVC的构建者与嵌入者的产业升级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产业升级不再表现为产业的整体升级和完整的产品价值链升级，而是表现为某一产品价值链的某一功能环节、某一生产阶段、某一工艺流程和某一技术特征的升级。
Humphrey和Schmitz（2002）提出了四层次升级与创新分类法：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对于GVC的构建者，也即是“链主”来说，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不断地创新和价值链整合来与同行业的其他“链主”竞争，如何治理和控制价值链上各环节厂商，维持自己的“链主”地位，并领导他们为实现自己主导的产业链升级而努力。
为了在同行业“链主”中胜出，某条GVC的主导者会不断地进行研发和创新，并把自己的创新意图灌输给自己所领导价值链上的参与者，要求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升级意图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改善工艺流程和生产出一些新的差别化的产品与其他“链主”竞争；为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要求生产者按照较高的标准进行生产，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或者重新布局和整合价值链，以实现更优的要素配置效果。
“链主”的这些活动客观上提升了嵌入者的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推动了嵌入者在一定程度上的产业升级。
但这种升级主要是工艺流程和产品层次的提升，并且对嵌入者来说这仅仅是一种被动的过程，获得何种技术、改善哪个环节、提升到何种水平都无法实现自主。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GVC的嵌入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升级在于从生产环节向设计或营销等利润丰厚的环节跨越，或者是进入一条新的价值更高的相关产业的价值链，也就是实现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
而这两种层次的升级在原价值链中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功能的升级意味着嵌入者获得了核心竞争力，具备了与原“链主”抗衡的能力，成为了他的竞争对手；后一种情况意味着嵌入者脱离了原“链主”所领导的GVC，破坏了他的战略布局。
不论哪种情况都是原“链主”不希望看到的，为此他会采用一些战略隔绝机制，阻碍嵌入者功能与价值链的升级能力的提升。
例如作为“链主”的跨国公司会采取绝对控股或独资的方式，再或者“复制群居链”，形成“封闭式”网络，减少知识外溢，对核心技术、关键的隐性知识实行战略隔绝；通过利润压榨降低代工厂商的创新投入，削弱其自主创新能力；要求代工厂商使用进口的机器设备和关键中间品，使得嵌入产业与国内产业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降低其装备制造和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动力，从而使嵌入国国内产业循环体系发生系统性紊乱和失衡，影响整个产业体系的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作为嵌入者的国家和企业较快地实现了生产工艺的改善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但却很难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在价值链的升级中驻足不前，甚至出现降级。
即使是作为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较成功的中国台湾PC产业链条中，直到现在也只是在最上游的关键零部件与最下游的市场营销这两个利润最富集点之外的中间范围来回移动（张辉，2007）。
有人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有了很大改善，已由出口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出口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似乎实现了价值链的跨越。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出口的增加主要是基于加工贸易，1993—2008年间，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由70.19%上升到了91.6%，在这些高新技术产业中仍然从事的是加工、组装的低技术工作。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加的形式掩盖了中国企业仍然徘徊在劳动密集低端环节的现实。
因此，这种“升级”更像是由于跨国公司寻找成本洼地和为了实现全球战略，抢占中国高端市场进行的战略布局，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发展能力提升带来的产业升级。
因此，一种嵌入式的升级将注定是失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清醒地看到，如果只是以参加者的身份被动地嵌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GVC中，只可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并逐步陷入“悲惨增长”的境地，并且毫无产业升级的自主权，在“链主”的严格控制下逐渐失去产业升级的动力与能力。
因此，决不能靠嵌入GVC坐等所谓的“自动、有序”的升级，而应该积极地以战略的眼光去搜寻世界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布局自己的生产网络和销售市场，构建中国自己主导的GVC。
三、中国构建GVC的紧迫性与独特性作为后来者的发展中国家和作为先行者的发达国家在构建GVC时面临的环境和基础不同，决定了两者的GVC之路必定不同。
当前的国际环境、资源和市场条件以及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等都决定了构建中国的GVC迫在眉睫，并且在构建GVC时的战略安排、策略选择、实施过程上都将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给中国构建GVC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GVC的构建过程是与全球化的形成过程相伴的，他们的跨国经营活动是在各国贸易壁垒逐渐消除的情况下一步步深入展开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逐步加快，由于逐渐认识到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许多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应对并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国家市场越来越开放，政策趋向自由化，贸易和投资壁垒逐渐减少。
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的困难，急需引进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因此，各国对外资几乎采取了不设防的欢迎态度，采取各项措施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的进入。
可以说，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在一种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快速实现了自己的GVC布局。
当前，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我们面临着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世界，全球资源共享、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生产方式已被普遍接受。
这些都为我们打造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开放的环境。
但是随着一些采用吸引外资和出口导向策略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逐渐被认识到，各国在吸引外资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来者不拒了。
出于国家安全原因审查外国投资的趋势仍在继续，一些经济合作组织国家通过了这方面的条例，他们扩大了强制性通报规则的范围，或使政府能够阻止跨国公司对国内公司股权的收购。
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联合会《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法律和法规改革年度调查》显示，1992—1994年有49个国家进行了95项相关管理规定的修改，其中，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有94项，仅有1项不利措施；2008年有55个国家颁布了110项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新措施，其中有85项属于更加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措施，25项属于不利措施。
此外，双重征税条约增加75项，累计达到2 805项，载有投资条款的其他国际条约（大多数为载有缔约方在投资自由化和保护方面具有约束性义务的自由贸易协定）在2008年底达到273项。
同时，2008年底废除了6项双边投资条约。
随着国际投资协定的增加，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纠纷也在增加，2008年底总计达317起。
一些国家开始运用国际规则中的漏洞，“变相”歧视外国投资者和/或他们的产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9）。
可见，作为GVC的后来者来说，我们面临的投资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这预示着中国的GVC之路将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国际局势与东道国相关政策法规的变化，加强对策的研究与灵活运用。
（二）资源、市场条件凸显构建GVC的紧迫性资源与能源是一国产业稳定发展、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基本保证，尽管现在各国正加紧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但传统能源仍将在未来的10~20年里扮演重要角色。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大量承接全球价值链中高投入、高消耗的制造环节，不仅消耗了大量国内自然资源，而且对国外资源和能源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
1990年，中国主要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只有5%左右，到了2006年中国对原油、铁矿砂、铜矿砂、氧化铝、铜材、铝材等主要原材料的对外依存度已分别高达42%、40%、83%、46%、60%和40%（葛丰，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