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代戏曲目录；整理与研究；综述
［摘要］中国古代戏曲目录文献具有丰富的戏曲史价值、文献学价值和文化史
价值。中国古代戏曲目录文献的发现、整
理、使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戏曲研究
在20世纪的长足进步。本文回溯了20世纪
至本世纪初100多年时间里数部重要的古代
戏曲专科目录文献的整理研究历程；回顾
了与戏曲著录关系密切的中国古代私人藏
书目录的整理研究状况；客观分析了这一
时期中国古代戏曲目录宏观研究与微观研
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为今
后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8214（2009）10－0063－07
纵观20世纪的中国古代戏曲研究，我们会发现，戏曲研究前进的步伐始终伴随着珍贵戏曲目录文献发现与整理的历程，戏曲目录文献的发现和利用对戏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文对数部重要的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整理与研究历程、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的宏观研究、中国古代私人藏书目录与戏曲目录的整理与研究等三方面在20世纪至本世纪初100多年时间里的状况进行简要综述和客观评价，并指出戏曲目录研究整理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为今后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120世纪古代戏曲目录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20世纪最初30年间，以王国维、刘世珩、吴梅、董康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戏曲目录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发掘与整理，一大批重要的中国古代戏曲目录文献被刊刻出版，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单纯从兴趣出发，或以收集珍稀版本为目的从事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的状况，开始正式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戏曲文献校勘整理，并着手进行重新编撰中国古代戏曲目录，开启了中国古代戏曲目录整理与研究的新里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王国维先生功不可没。1909年，王国维编撰的《曲录》成书，这部中国古代戏曲总目的编撰是《宋元戏曲史》写作前期重要的文献准备。在编撰《曲录》前后，王国维对古代戏曲目录著作广为搜罗，进行校勘。《录鬼簿》《曲品》《新传奇品》在当时的刊行都与王氏密切相关。
在几部比较重要的中国古代戏曲目录著作中，《录鬼簿》的整理起步较早，研究最为深入，成果也最为丰富。清康熙年间，曹寅将所藏珍本中的《录鬼簿》收于《楝亭藏书十二种》中，校勘印行。1908年左右，王国维以《楝亭藏书十二种》本《录鬼簿》为底本，先后以明季精钞本、清初尤贞起钞本加以校勘，成《新编录鬼簿校注》一书。暖红室主人刘世珩校辑《暖红室汇刻传剧》，将《录鬼簿》作为附刻第一种加以收录，选取清初尤贞起钞本重刊。1917年武进董康《诵芬室读曲丛刊》、1921年陈乃乾《曲苑》、1925年陈氏《重订曲苑》均影印此本。1931年夏，郑振铎、赵万里、马廉发现了明范氏天一阁蓝格抄本《录鬼簿》和《录鬼簿续编》（二书合为一册），动手影钞，1937年，北京大学将三人合钞本影印出版。［1］293-294马廉生前曾以三人合钞本为底本，校以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所收本等成《录鬼簿新校注》，连载于193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刊》十卷第一至第五号。此后，明范氏天一阁蓝格钞本《录鬼簿》和《录鬼簿续编》为郑振铎所得，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此本影印出版。1959年，傅惜华、杜颖陶二先生合力校点完成
20世纪中国古代戏曲目录整理与研究综述●王瑜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①本文虽主要概述20世纪的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但兼及本世纪最新研究成果，时间下限为2008年。
①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收集中国古代重要的戏曲论著48种，其中不乏重要的戏曲目录著作（如《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南词叙录》《曲品》《远山堂剧品》《远山堂曲品》《曲目新编》《重订曲海总目》等等），整理者深厚的学术功力保证了该书的质量，校勘之精，资料之富，使此书至今仍为广大戏曲研究者案头必备。《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收之《录鬼簿》以楝亭本为底本，并以孟称舜本、暖红室本、王国维校注本、天一阁蓝格钞本对勘，并详出校勘记，是一部资料较为完备的整理本，其后被戏曲研究者广泛使用。建国以来，对《录鬼簿》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录鬼簿》及《录鬼簿续编》版本研究。（2）以《录鬼簿》的作家、作品著录及吊词为考察对象，发掘《录鬼簿》在戏剧、文体研究方面的理论价值。（3）从文献学角度出发，考察《录鬼簿》作为戏曲目录文献具备的特征，挖掘其在戏曲目录学中的地位与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戏曲史的研究。
在中国古代戏曲目录中，《曲品》无疑是特色极为鲜明的一部著作，它与后来的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以“品第”式著录方式为后世研究者关注。在20世纪之前的很长时间里，《曲品》这样一部重要的戏曲文献尚不为人知。1910年，刘世珩过录曾习经抄本《曲品》，将其附刻于《暖红室汇刻传剧》之后，其后，吴梅据暖红室刻本对此书进行了校补，并于191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铅印出版。此后，陈乃乾辑《曲苑》《重订曲苑》、圣湖正音学会《增补曲苑》所收之《曲品》《新传奇品》均属曾习经抄本系统，文字与暖红室刻本出入不大，但卷册划分与归属存在差异。1947年，叶德均先生《戏曲论丛》中的《曲品考》一文对《曲品》版本异同、错误、相互影响及其与王国维《曲录》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考察。1959年，《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校点重排此书，基本厘清了《曲品》《新传奇品》《古人传奇总目》三者界限。与此同时，清华大学藏乾隆癸亥（1791年）迦蝉杨志鸿钞本被发现，引起了学术研究界的兴趣，1962年，吴新雷发表《<曲品>真本的考见》一文，1964年，赵景深先生发表《增补本<曲品>的发现》一文，均充分肯定杨志鸿钞本的价值。199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吴书荫《曲品校注》便以杨抄本为底本，并详细注释，具备了较高的学术价值。1985年，路工先生在《访书见闻录》一书中收录了他据新发现吕天成万历庚戌（1610年）手稿点校的《曲品》全文；是年，邓长风先生发表《吕天成<曲品>庚戌稿本初探》，基本认同了万历庚戌手稿本，并对通行本与此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但吴书荫《新印〈曲品〉校读记》则认为路工所发现的钞本并非吕天成手稿。此外，研究者们对于《曲品》的品评方式和由此产生的理论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对《曲品》的品评标准、戏曲情节论、戏曲结构论、当行本色论、《曲品》的价值及局限等进行了论述。但从目录学角度来研究《曲品》的专门论文却很少，可以深入的空间还很大。
与《曲品》比较而言，同样以品评式著录为特色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虽然在建国后才被整理出版，但仍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初，山阴祁氏藏书大量散出，黄裳先生于1952年发现明启元社黑格竹纸钞本《远山堂曲品》残卷，将其抄录一过，加以整理注释，题名《跋祁彪佳〈曲品〉残稿——
—明人戏曲存目的新发现》，附录于其戏曲论文集《西厢记与白蛇传》之后。1953年，黄裳购藏到《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竹纸蓝格手稿本，旋即对这两部珍贵的戏曲文献进行了仔细整理校勘，于1955年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附录《明曲品补目》《明剧品补目》《曲品逸文》《祁公世培传》《大室山房四剧及诗稿序》《全节记序》等珍贵文献，提供了祁氏藏书目录及《祁忠敏公日记》中的戏曲剧目的丰富资料，为后代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叶德均《祁氏曲品剧品补校》对黄裳校点本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认真补校，更正黄氏错误同时为祁氏“二品”搜集了更为丰富的研究资料。与黄裳校录本比较而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亦以远山堂蓝格稿本为底本重排，但它详出校记，校点更为精细，使用更加广泛。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祁氏远山堂“二品”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戏曲理论研究方面，赵景深《曲论初探》、何东宪《祁彪佳和远山堂曲品剧品》、齐森华《曲论探胜》、王长安《雅：人品与剧品的双相提升——
—祁彪佳的剧作观》等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二品”体现出的戏曲观念及戏曲理论；另一方面集中于祁氏家族及祁氏藏书研究，杨绍溥《明季江阴祁氏家族述略》、唱春莲《北京图书馆馆藏祁彪佳著作探究》为全方位考察祁氏“二品”的编撰背景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第三方面的研究成果表现在祁氏“二品”和吕天成《曲品》比较研究和戏曲目录“品第”式批评的总体研究方面。谭帆《行家之品和文人之品——
—吕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