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解释中诚信原则的定位

  • 格式:doc
  • 大小:16.50 KB
  • 文档页数:3

论合同解释中诚信原则的定位
作者:方培
来源:《审计与理财》2008年第09期
一、概述
合同解释是对合同内容的含义的理解和探讨,其目的不仅在于使不明确、不具体的合同内容归于明确、具体,而且在于使当事人的纠纷得以合理解决。

对此,梁慧星先生认为:“虽然在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往往提出各自不同的解释,但最终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是法庭所作的解释。

所以,法律上所谓法律行为的解释,仅指法庭所作的解释。

”笔者也赞同将合同解释的主体定位在法官上。

在合同解释的一般原理上,大陆法系的法官与英美法系的法官存在着差别:大陆法系法官采取意思主义,即对合同解释的最终目的是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法官即使是对书面文字进行解释,也要以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为标准。

而英美法系法官采取表示主义,即确定合同的效力只能以当事人表现于外部的意志为准,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交易的安全。

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在于两大法系对于合同本身性质认识的不同。

笔者在此无意于深究两大法系的合同解释原理的区别,而是恰恰认为,无论是意思主义还是表示主义,两大法系的法官在解释合同、适用法律的时候所使用的方法却是相同的,比如目的解释、整体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等。

从历史主义进程来看,在两大法系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博弈过程中,展现了表意人自治价值与受领人信赖价值之间的冲突。

然而对于两大法系的法官而言,更为重要的则应当是通过使用这些解释方法在冲突中寻求协调,寻求价值的最佳平衡。

即在各种解释方法之中,能够起到利益平衡作用的,能够兼顾表意人自治价值与受领人信赖价值的当属诚信解释。

二、诚信原则的历史发展和基本含义
一般认为,诚信原则与古罗马法中的“一般恶意抗辩”同出一源,具有同一意义。

在19世纪以前,诚信原则以商业习惯的形式存在,作为成文法的补充而对民法关系起着某种调整作用,在法官适用法律时难有实际意义。

到了19世纪末,毫无限制的契约自由和自由放任主义已经造成种种弊端,个人本位的法律思想转变为社会本位的法律思想,立法者开始注重道德规范的调整作用,将诚实信用道德规范引入法典。

到了现代,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逐步扩大,最终扩及一切权利的行使和一切义务的履行,并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其性质也由补充当事人意
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不能以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法院可以直接依职权适用的强制性规定。

现代意义下的诚信原则涉及两重利益关系,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其目标是要在这两重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

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以对待自己事务之注意对待他人事务,保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

当发生特殊情况使当事人间的利益关系失去平衡时,应进行调整,使利益平衡得以恢复,由此维持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当事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需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

梁慧星先生认为:“诚信原则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树立了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隐约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


三、诚信原则在合同解释中的功能
我国《民法通则》将诚实信用规定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要求一切民事活动都必须予以遵循。

合同行为是最为重要的民事活动,自然也应该遵守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在合同中,一方面产生当事人的附随义务;另一方面又是明确和补充合同内容的依据,所以其无可争议的成为合同解释的重要方法之一。

诚实信用解释是指解释合同应遵循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要求法官在解释合同时将自己作为一个诚实信用的当事人来解释合同,公平合理地确定合同内容。

诚信解释方法为许多国家立法及国际公约所采用,如德国《民法典》第157条、日本法院判例、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我国《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也明确了这种解释方法。

用诚信原则来解释合同,符合当事人的本意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与探求当事人真意原则在本质上是相统一的。

诚信原则在解释合同中有如下几项功能:首先,具体性功能。

比如合同约定债务人于某日给付,但债务人不于债权人工作时间交付,而是深夜叩门交付,这就是违背诚信原则的,也即在给付时间上,债务人并未依诚信为之。

其次,补充性功能。

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人们的有限理性难以预料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法律关系,法律也难以提供周全的、具体的、补充性的法律规定,而《民法》基本原则则可以以其抽象的主动性的补充规定来解释或补充行为人具体表示的疏漏。

德国学界通常也认为,诚信原则是合同中不同种类附随义务产生的基础,也即为确保契约目的之达成,使诚信原则超越契约约定本身,创立或补充的义务群。

再次,限制性功能。

即权利人在行使其权利时,需受到诚信标准的限制,此即学界通常所谓的“权利不得滥用”。

最后,修正性功能。

即当法律行为基础事实欠缺或者灭失的时候,基于诚信原则,可以适当修正契约内容。

比如我国台湾有持续性契约中一方当事人基于重要理由的解除权,就属于这种情况,我国学界称此为“情事变更”。

四、正确的态度:肯定并审慎
学界一般认为,该原则作为现代《民法》上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指导法院或仲裁庭正确解释合同的基本原则,所以无论采用何种解释方法,最后所得的结果均不得违反诚信原则。

对于此,台湾学者邱聪智教授有不同观点,他主张:“诚信原则适用之前提,除宣示显然不当之法律规定外,需现行法典之法律逻辑体系有欠缺,否则,任意舍弃现有之法律逻辑体系,是不被允许的。

”笔者也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对于诚信原则解释合同的方法也持“肯定但谨慎”的态度。

所谓“肯定”,是因为诚信原则具有上述的那些优越的功能,它在填补合同漏洞方面表现明显,法官在合同条款不清晰或缺乏规定时,应当依照一个诚实守信之人的理解来确定合同内容,或者法官依此原则来衡平当事人的利益,合理确定合同内容。

此不赘述。

所谓“谨慎”,是因为诚信原则具有强行补充法律与契约的性质,当事人不能以约定排除其适用,法官能据此来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也就是说,使法官得对于单一事件,以一个想象的公平及适用之衡平裁判,取代契约或是法律规定之法律效果。

所以诚信原则解释应当有一定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损害私法自治体系。

毫无节制地使契约解释诚信化,其流弊恐怕有如毫无制约之契约自由,有害人格尊重及自由理念之阐扬,至少对法律安全性,亦是一种威胁与挑战。

那么,究竟应该给各种解释方法以怎样的定位,如何给诚信解释划定一个界限呢?笔者认为:首先,文义解释、文本解释具有优先性,若文义解释的条件得到满足,它就优于其他解释方法而被采用;其次,只有具备足够的理由对文义解释的结果表示怀疑时,才有条件考虑整体解释;再次,当这些解释结果都不能明显成立的时候,才可以考虑目的解释与习惯解释;最后,诚信解释是对上述解释方法的修正与补充,通常在其他解释已能使合同有效合理时,诚信规则仅仅起到检验作用,居于末位。

相反,如果其他解释无法达到“正义”的合同解释时,就适用诚信解释,当然这首先仍然需要法官依良心对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等事实背景做以全面的考虑。

总之,合同解释时诚信解释不应当提前适用,否则就使合同内容、合同漏洞获得其他更有效解释方法的机会丧失,从而使得合同解释的有效性、准确性大打折扣。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