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科学大战_科学理念的争论

“科学大战”—科学理念的争论霍詠菁（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０８级上海市２０１６２０）摘要：本文通过对科学大战的一些研究，进而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上对科学大战的双方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和判断。说明了两者的差异，同时也阐明了科学和人文之间思维的相互交融性、方法相互补充、精神相互渗透等。Abstract:Thisarticlethroughtoscientificwar'ssomeresearch,thentothescientificprincipleandhumanism'sobjectofstudy,intheresearchresultsandtheresearchtechniquehascarriedoncertainanalysisandthejudgmenttoscientificwar'sbothsides.Ex－plainedboth'sdifference,simultaneouslyalsohadexpoundedbetweenthescienceandthehumanitiesthethoughtblendsthenature,themethodtosupplementmutually,thespiritseepsandsoonmutually.关键词：科学大战科学主义人文主义Keywords:ScienceWarScientismHumanism作者简介：霍詠菁（1984.2），男，河北遵化，东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代科技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N01【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10）-06-0105-02科学历来是人们赞誉倍加的对象。由科学所推动的技术应用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环境。很自然地，人们对科学渐渐地产生了崇敬甚至崇派之情，习惯于用“科学的”一词作为判别一切是非的标准，说某事物是“科学的”意味着它是正确的、有效的、有价值的等等，很少有人敢于对科学产生过怀疑。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在英、美、法等国）的人文学者中渐渐地涌现出一股新颖的文化思潮，他们把怀疑与批判的目光投向了这一历来被认为是无可指责的领域。这一文化思潮后来被通称为后现代主义，它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后现代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科技伦理学等多个学派。后现代主义试图从不同侧面对科学进行“研究”，指出西方现代科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商业利益集团、欧洲中心主义等有诸多联系。科学家们显然被激怒了，为澄清耳目、为恢复科学与理性的坚定信念，他们开始搜罗证据，寻找机会准备给予科学的文化研究者有力的回击。一．世纪之交的科学大战20世纪的最后10年，被认为是西方学术界“科学大战”的十年。1992年，美国物理学家温伯格(StevenWeinberg)和英国生物学家沃尔坡特(LewisWolpert)对社会建构论等论点提出了批评。1994年英国媒体对沃尔坡特与柯林斯(HarryCollins)的辩论进行了报道，美国传媒则报道了全美学者协会的会议,使这场关于科学本质的学术争论在大西洋两岸几乎同时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同年,格罗斯(PaulGross)和莱维特(NormanLevitt)出版了《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论》,向科学论研究者提交了正式宣战书。作为回应,《社会文本》(SocialText)于1996年精心准备了一个“科学大战”专辑,并且导致了著名的“索卡尔事件”。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是5位主编都没有发现这些错误，也没有能识别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经主编们一致通过后文章被发表，引起了知识界的一场轰动。从科学大战战事全面展开的情况来看，索卡尔本人在他那场“恶作剧”中以嘲弄后现代人文学者对物理学的无知作为开端，他主要反对的是他所谓的相对主义哲学，以及他所理解中的社会建构论，但战争一旦全面爆发，对立的双方所涉及的冲突就远远不止索卡尔最初的关注了。在以后的几年中,争论双方进行了充满火药味的论战。学术研究似乎变得无关紧要，双方也都缺乏了解和理解对方的愿望，并且草率地将其论战文章发表在报纸和通俗刊物上，从而演变成了一场科学与人文的公开论战，一场公开表演的“聋子对话”。这场论战在一定程度上也波及到了国内学术界。进入21世纪,要求超越科学大战，展开严肃对话的论著越来越多。2000年，西格斯特雷尔(UllicaSegerstrale)主编了《超越科学大战:关于科学与社会所缺少的对话》一书，对科学论领域近年来的研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反思。2001年，拉宾格尔和科林斯主编了《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一书。拉宾格尔和科林斯在书中总结说，如果这场争论以实质性对话的方式继续下去，人们必须从对这场争论状态的关注转变到对有关研究的重要性的关注上来，在耐心地倾听和理解对方论点的基础上展开充分的交流，求同而存异。二．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争在这场科学的论战中，科学学派即科学主义的观点为:科学就是科学家的事情，不需要人文学者指手画脚的评论和审核，因为科学的文化研究者们什么都不懂，无法为科学把关，对基本的科学常识、概念术语片面理解甚至任意曲解，论证漏洞百出，却声称要对科学进行批评。人文学派即人文主义的观点:对科学研究的合理性、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科学的本体论和科学的认识论基础进行了全面的颠覆。强调科学中的政治权力的规则。把科学领域视作一种权力———利益场所。强调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科学主义的代表自然科学将其研究对象归结为具像的、现实的、感性的、经验的，从根本上都是可直接感受与观察的。从表面上看，数学今天似乎已脱离了感性经验材料，完全可以进行自由的理性创造，而其实它的根仍然深植于现实物质世界的数、量、形之客观关系。并且自然科学理论实质上是说明性与阐释性的。人文主义的代表人文社会科学主要的研究对象，虽然大量也

科学技术社会

105--2010年6月刊

改革与开放

是经验的、具体的、可观察的，但许多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社会关系、社会历史规律、物化的思想、理论、观念的影响作用等等,常常是非直观的、非感性的、非具像的，是不可直接经验的，它更需要理解、感悟、抽象，人文科学实质上是理解性的。因此，才有所谓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等等。研究方法的分析，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属性是实验、定量研究和逻辑主义方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属性是定性分析、定性研究和历史主义方法。实验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基础，可以说，没有科学实验就没有自然科学；实验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方法，并将永远如此。自然科学较社会科学更强调科学研究的精确性、明晰性、客观性、可预见性、普适性；注重自然对象的规模、范围、速度、大小等数量关系与物理性质；定量性、形式化、程序化、可操作化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鉴此，要求概念明确，判断无误，推理论证严守逻辑法则；注重归纳、类比、演绎、推理和探求因果关系等系统严整的理性逻辑思维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逻辑的要义与核心。而对许多人文社会现象，如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心理变化、世界观、价值观等等，则只能通过定性分析、定性研究来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与类型，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运用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实践的、历史主义的眼光与方法进行研究，因为这些对象是既不能实验，也不能定量的。研究成果和成就的分析，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技术成就一般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其结果、效用常常立即就可证实或证伪，其定义、公理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成就的运用与证实却不是一次、一时就能完成的，常常要经历多次反复甚至曲折,有一系列中介环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也总要有一个被人们逐渐认识、理解、把握的过程，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血与火的冲突与斗争。简单地概括已有20多年历史的“新”科学论对传统科学观带来的挑战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拉宾格尔和柯林斯用这样一组对立的概念对其进行概括，即实在论与相对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一般来说，“新”科学论研究者强调后者。他们注重科学中的人为因素，探讨科学知识是怎样由于这些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带来的不确定性，科学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他们研究的问题包括科学制度的社会特征、科学研究所依赖的文化环境以及表达科学发现的语言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多数科学家往往坚持传统科学论的观点，更着重于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以及科学发现过程的客观性。三．备受关注的问题探讨人们普遍关注而又意见不一的问题是，这种“新”的科学论是否反科学、反理性或对科学的客观真理性提出了挑战？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根据动机和效果分为两个问题：①新科学论者是否有意识地反对科学？有人声称，他们或者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者出于对科学家取得的成就和地位的嫉妒，试图削弱科学的权威或诋毁科学的基础；另一些人尤其是新科学论研究者则认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挑战或动摇科学的权威，而是为了发展有关科学为什么以及怎样在当代世界具有突出地位的一种中立的“批评术”，其不良后果是被误解或不中肯，但不会对科学造成危害，好的结果是促使人们以新的方式来思考某些疑难问题。②新科学论者在效果上是否动摇了科学的权威或对科学造成伤害？科学家在批评新科学论时往往将科学面临的处境或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发生的变化与新科学论宣扬的科学观联系起来，比如，科学研究经费越来越少，公众对科学家越来越不放心，宗教迷信和占星术愈演愈烈，等等。他们声称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科学论者则予以反击，认为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威胁科学的权威地位，也看不出上述现象与他们的研究成果之间有什么因果联系，至于公众在对科学的态度上的变化，他们的研究是要给公众一幅更为真实的科学形象，这对于社会公众理解科学并且从长远来看支持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益的。不幸的是，科学大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仍战鼓隆隆，双方各执己见。这场论战对科学家和科学论者来说都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对科学家来说,科学的“教科书模型”把那些困难的问题分解成硬核的、精确的、科学的部分和杂乱的、不精确的、社会政治的部分，这种诱惑是强烈的，但是不可能的，科学论能为科学家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是：鼓励科学家打破常规，摆脱墨守陈规的标准思维方式。对科学论学者来说，这个世界需要对科学进行负责任的批评，对科学的不完善及其适用范围进行说明、解释和探索，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来摆脱教科书式的科学模型。科学是一种获得了巨大成功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一个完善的‘世界观’。科学是至今为止解决许许多多问题的最好方式———但是，这些问题并非所有的问题，并且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问题。”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得出的种种新颖结论是否可靠，以及科学知识包含多少社会“建构”成分，是否过分夸大了社会维度对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影响，是否对科学事业构成了“威胁”，这都有赖于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参考文献：[1]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江晓原主编看！科学主义[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3]郑晓松技术原罪[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4）：3-5[4]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安德鲁·罗斯科学大战[C]夏侯炳，郭伦娜译南昌：江西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