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口生态视野的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研究 申鹏;杨军昌 【摘 要】出生性别比是人口发展的"生态基础",而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是和谐人口生态关系的一个极不和谐的因素.已有的人口学研究一般从全国或区域的范围分析出生性别比问题,忽视了少数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自身的特点.基于人口生态视野分析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特征、成因和后果.男性偏好在该地区特定的人口生态制约下有着深刻的经济、文化、社会、性别根源.贵州民族地区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调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提高贵州民族地区妇女社会地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期刊名称】《人口学刊》 【年(卷),期】2010(000)002 【总页数】8页(P9-16) 【关键词】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生态;男性偏好;贵州民族地区 【作 者】申鹏;杨军昌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74;贵州大学人口社会法制研究中心,贵州贵阳550025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C924.24 “人口生态”是指人口的性别和年龄标识所产生的差异性,以及男女老少互补互助所支持的人口发展格局。[1]在人口生态的各种年龄和性别标识中,“性别生态”是性别标识的最重要指标,“性别生态”的平衡,是人口生态平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出生性别比是“性别生态”的基础变量,因此,出生性别比是人口发展的“生态基础”。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出持续攀升的趋势,改变了人口生态结构,影响着人口生态平衡,引起学界、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人口生态关系的一个极不和谐的因素。 贵州民族地区包括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 11个民族自治县 （其中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属于黔南州管辖）,共 46个县 （市）,占贵州全省88个县 （市、区、特区 ）的 52.3%,其中 ,国家扶贫工作贫困重点县 36个,占全省 50个扶贫工作贫困重点县的 72%;至 2007年末,常住人口为1 641.18万人,乡村人口 1 461.73万人,乡村人口占贵州民族自治地区总人口的 89.07%,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17.31个百分点;除道真、务川和威宁3个自治县外,3个自治州和 8个自治县人均常用耕地面积不到 0.8亩,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警戒线。从所处地形看,大多地处山峦叠嶂、河谷深切、沟壑纵横的岩溶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各少数民族依山傍水聚族而居,形成了贵州民族地区特有的民族生育文化,这种民族生育文化使得该区域内各民族的生育行为既有本民族生态文化的印迹,又有汉民族文化影响的痕迹。因此,研究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离不开这一区域特有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 由于生育政策的民族差异,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幅度相对要小,导致对该地区出生性别比攀升的现象及其已经和将产生的负面影响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种状况不利于贵州民族地区缓解人口生态环境矛盾和构建和谐社会。基于此,本文从人口生态的视野对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期引起对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和重视,目的在于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调、维护人口生态平衡和构建和谐人口生态关系,这已成为贵州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中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贵州民族地区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2007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简称黔东南州,下同）出生性别比为 114.1,与上年相比下降 2.2;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简称黔西南州,下同）为 115.1,与上年相比上升 4.9;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简称黔南州,下同）为123.9,与上年相比上升 9.6,上升的幅度远大于下降的幅度;再从贵州民族地区 46个县市 2007年的出生性别比来看,失衡的县市有 41个,其中黔南州全州 12县市全部失衡;黔西南州除兴仁县,其余 7个县市全部失调;黔东南州除镇远县和剑河县,其余 14县市全部失调;11个自治县除玉屏县和威宁县,其余县均已失调。现将这 41个县市出生性别比失衡数据进行分类（见表 1）。根据人口普查资料、相应年份人口计生统计年报数据以及相关文献分析,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在程度、时间、表现、孩次、区域等方面既表现出与全国共有的特点,又呈现出地域特点的特征。 从表 1可以看出,极度失衡县占全省 10个极度失衡县 （市、特区）中的 2个,比例不大,但重度失衡县 （市）占全省 31个重度失衡县 （市、区）中的 16个,中度失衡县 （市）占全省 30个中度失衡县 （市、区）中的 20个,轻度失衡县占全省 8个轻度失衡县 （市、区）中的 3个,其失衡程度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 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虽然先后不一,但长期积累与近年攀升并存的特征却很明显。黔东南州出生性别比呈显著的“三高”（即重度偏高、长期偏高、全面偏高）特征,是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典型地区,1981年全州 16个县市出生性别比除丹寨、台江、黄平、从江 4县未偏高,其余县市均高于 107,其失衡时间几乎与全国同时,早于贵州 （贵州全省失衡时间为 1998年）达 17年之久。1990年,全州出生性别比为123.10,远远高于国际社会公认的 103～107正常值。[2]黔南州整体及所辖多数县市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攀升,越过协调底线而处于失衡状态,积累时间也在 15年左右,到 2007年其所辖各县已全部在 115以上,最低的龙里县已达 115.8,整体达到 123.9,处于重度偏高水平。黔西南州是“五普”后才开始偏高,2007达到 115.1,比 2006年上升了 4.9。民族自治县以关岭、三都 2个自治县为例,2004～2005年,关岭县分别为 105.95、115.91,2007年达到 132.0;三都县 1991年出生性别比达到 107.4,随后在波动中上升,2000年达到 110.4,2005年增长至 121.79,2007年为127.6。可见,黔西南州和这 2个自治县出生性别比近期攀升的势头日趋严重。 一般认为,出生性别比在 120及以上的称为重度失调,而处于正常值域 103～107上下 5个百分点左右徘徊者称为轻度失调。据此标准,贵州民族地区有 18个县市属于重度失调,其中最高的独山县、罗甸县、平塘县、三都县、惠水县、长顺县、荔波县、瓮安县属于黔南州,占全州 12个县市的2/3,麻江县、黄平县和凯里市属于黔东南州,普安县属于黔西南州,关岭县、务川县、印江县、镇宁县、紫云县和松桃县是民族自治县,占民族自治县的 1/2以上。与此同时,出生性别比在一些县市还呈轻度徘徊特征,这种情况自然包括 107+5和103-5两种,在此主要述及 107～112内的地区。轻度徘徊的情况以黔西南州为代表。从计生年报数据看,2002～2005年,黔西南州出生性别比分别为 106.4、107.9、106.2、107.6,各年份出生性别比介于正常和轻度失调之间,2006年的 110.2,2007年的 115.1,其性别比经过轻度徘徊之后进入了中度失衡阶段。 研究表明,性别比与孩次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3]即体现出性别比随孩次渐次上升的特征,具体孩次上以 2孩及多孩偏高为主。以“五普”为例,如表 2所示,3个自治州在孩次上,由于 2孩比例较高,2孩性别比对总性别比有决定性影响。如黔南州、黔西南州 1孩分别为 97.32、88.15,呈 1孩偏低,2孩至多孩偏高的“两头失衡”特征。黔东南州1孩正常,2孩及多孩极度失衡。 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城乡分布差异都较大,这种差异背后有其不同的成因。以“五普”为例,黔南州、黔东南州市镇村出生性别比全面失衡,其中黔东南州农村偏高,黔南州城市与农村接近。而黔西南州农村偏低 （仅 99.39）与市镇偏高（108.86、113.85）并存,总出生性别比为 101.18,主要是农村偏低使然。由此可见,出生性别比城乡分布的特点：在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地区,农村一般失衡;失衡严重的地区,农村失衡较严重;而在没有失衡的地区,农村出生性别比一般较低。 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需要从多个角度去探源。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自然人文环境复杂与民族文化多元多姿等因素,导致其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难以整齐划一。总体而言,我们将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分为根本、间接、直接 3个层次 （见图 1）。 我们认为,男性偏好是男孩“相对优势效用”作用的结果,是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诸多影响因素的最集中体现,也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就具体研究对象诸因素来看,男性偏好在贵州民族地区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文化、性别根源。 （1）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强化了男性偏好的效用预期 在贵州民族地区的生产与生活背景的影响下,不同性别的劳动力存在着价值差异,手工劳作的农业生产需要强壮的男性体能,导致了人们的男性偏好,极易使人们产生生男比生女可以获得更多利益的观念和行为。所以,农村的劳动力需求指向男性并内化为生育需求无疑是基于其经济理性的选择。 （2）传统民族文化是性别选择行为的动力源 男性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偏高原因体系的汇聚点,是性别选择行为的动力源,而非物质形态的民族文化对男性偏好的形成具有直接而根源性的影响。由于贵州民族贫困地区地域的封闭性,人口文化素质较低,使其至今仍受传统民族生育文化的影响。如苗族视无后 （无男孩）为“绝户”,被认为是因果报应,以致很多场合禁止无后家庭参与,死后只是草草掩埋,这种凄凉际遇往往令苗族居民为生男孩不惜一切代价。侗族也是如此,如果连生几个女孩必遭怪罪,三胎未见男孩则可谈离婚之事。其他少数民族的求子习俗反映了人们生生不息的子嗣祈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