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现状分析

十年来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现状分析 作者：王日华 时间：2010-11-06 浏览次数：94 次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借助北京大学图书和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书目、过刊以及中国期刊网，采用完全统计法和归纳法，就1995-2004年十年间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的主要范围与内容作出了定量和定性的概括。总结了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地缘政治学科名称、理论价值和时效性的争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关于地缘政治学研究可能需要注意的问题和研究方向。

作者：王日华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4级博士) “地缘政治学”，在中国学术界至今仍没有统一名称的学科，又被称为 “政治地理学”或“地理政治学”。本文将借助北京大学图书和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书目、过刊以及中国期刊网，采用完全统计法和归纳法，就1995-2004年十年间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的主要范围与内容作定量和定性的概括，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个人对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体会和看法。

一、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19世纪末，德国的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把达尔文主义引入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于1897年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一书，由此奠定了地缘政治学的基础。两年后，瑞典的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首次提出了“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的概念并对之进行了定义,标志着地缘政治学的形成。由于一战后，地缘政治学在德国成为法西斯主义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论依据和战争借口，于是，地缘政治学随着德国的战败而被认为是纳粹主义理论一起溃败，经过了近30年的沉寂，直到20世纪70年代地缘政治学才得以重生。 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孔子、老子、孙子等人的论著中无不包含着丰富的地缘政治学思想，还有春秋战国时期脍炙人口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地缘政治战略思想，甚至早在夏商时代的“五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一种地缘政治的体系”。[①] 但是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却是长期受到忽视。新中国建立后，地缘政治学作为资本主义侵略理论，一直受到国内的批判。50-70年代，翻译出版了(Семёнов, Ю. Н.)的《法西斯地缘政治学与美帝国主义》(1951年)，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1965年)，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1965年)，普雷斯科特(Prescott,J.R.V.)《海洋政治地理》(1978年)，谢·格·戈尔什科夫(Горшков,С. Г.)《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1974年)等几本著作，大陆地区几乎没有地缘政治学方面的专著。。80年代后，我国录取翻译出版了西方地缘政治学方面的经典著作约27本，介绍了马汉，麦金德，杜黑，斯皮克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人的地缘政治学理论。

在中国内地，早期关于地缘政治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周介明等编写的《中国政治地理》(1989)，陈力的《战略地理论》(1990)，张文奎和刘继生的《政治地理学》(1991)，王正毅的《现代政治地理》(1993)，王国梁的《世界政治地理》(1993)，肖星的《政治地理学概论》(1995)，朱宁的《下个世纪谁最强——今后20年中美竞争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纲要》(1997年)，叶自成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1998年)，刘从德的《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1998年)，徐小杰的《新世纪的油气地缘政治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1998年)，程广中的《地缘战略论》(1999)等。根据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记录，到2004年为止，国内学者出版了大约65本关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著作。

1998年，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第一次对中国地缘政治学思想和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作者在书中不无感慨的写道：“中国国内的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地缘政治的研究是很不够的，以至于过去在报刊杂志上很少见到‘地缘政治’这个词，只是近年来在介绍国外政治外交情况时，才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地缘政治的思想。”[②] 这样的感慨在国内地缘政治学的文章中比比皆是。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过刊和中国期刊网的统计，到1994年为止，全国公开发表的关于地缘政治学方面的论文一共只有30篇左右。

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得到了转变。从1995年到2004年，国内公开发表的关于地缘政治学方面的论文为475篇(其中包括在不同期刊上重复发表的论文7篇)，如图，“1995-2004年国内地缘政治学研究的论文增长趋势图”

从上面的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在十年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1996年北约东扩议题将注定改变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学者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动向，于是1997年关于地缘政治学方面的论文有了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关于论述北约东扩对欧洲地缘政治影响的就有7篇。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军队进入中亚地区。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这些国际背景都会使得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研究论文明显增加，对照当年的论文内容，确实集中关注的也是这些议题。

正如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内容那样，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和政治学的一门交叉学科，探讨地理和政治相互作用中的国际关系，是制定和观察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一种方法。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研究队伍也主要来自于三个专业领域：一是来自于地理学等理科类研究领域;二是来自于政治、历史等文科类的研究领域;三是来自于军事系统类的研究领域。根据论文发表时提供的作者情况，大致可以整理出“国内地缘政治学研究队伍专业领域分布图”：

在进行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队伍专业领域分类统计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但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呈现出“地缘化”的特点。西部省份的学者更多的关注中国西部的地缘政治研究，西南省份的学者则更多的注意到了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研究，而东南省份的学者更多的关注中国东南地缘政治的研究。

如果说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地缘化”的特点恰恰说明了中国学者以国家为己任的话，那么，我们从下面的“1995-2004年国内地缘政治学研究主要议题”表格中就更清楚的看出这种爱国情怀和关注世界的眼光。

A：中国地缘政治研究;B：欧美地缘政治研究;C：亚洲地缘政治研究;D：介绍国外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研究等; E：地缘经济学研究;F：外论翻译;G：其他

通过对1995-2004年十年间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历史和发展、研究队伍和研究内容与范围的介绍，我们既为国内地缘政治学方面研究的滞后而担忧，又为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而欣慰。中国是一个地缘政治大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一端，领土面积居世界第三，陆地边界线长22800公里，邻国15个;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隔海邻国有7个。其中人口过亿的大国5个，经济大国日本、军事大国俄罗斯。超级大国美国虽然和中国远隔太平洋，但是美国在中国周边有众多的军事基地和庞大据军。此外，在中国周边还潜藏着复杂的领土纠纷、宗教矛盾、历史仇恨、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等因素。中国如此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版图就更加需要地缘政治理论的指导。

二、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与论争 地缘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富有争议性的学科。在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学术界对地缘政治学的学科名称、理论价值及其时效性有着不同的观点。

1、地缘政治学的名称之争 地缘政治学研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名称的不统一。在国内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如叶自成、牛军、时殷弘、王逸舟、冯绍雷、陆俊元、张文木、林利民、刘从德、刘靖华等一般使用“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李少华、王国梁、梁昱庆、张海亮等多使用“政治地理学”的概念;王恩涌、王正毅等则在不同时间同时 “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这两个概念。从1995-2004年国内公开发表的论文来看，使用地缘政治概念的有438篇，占论文总数的93%，可见，“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在国内为绝大多数学者接受。

使用“政治地理学”或者“地理政治学”的学者，一般把地缘政治学理解为地理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根据在国外对这门学科的拼写，基本上也是由地理学和政治学两个单词合成，如英语写作Geopolitics，德语写作Geoplitik，俄语写作 。也有的学者“政治地理学”概念的学者有的是为了与法西斯主义划清界线，因为德国法西斯主义学者奠定了地缘政治学的基础并以此为德国法西斯发动二战辩护。还有的是出于专业的偏好，大多地理学专业的学者更愿意用“政治地理学”这个概念，如从事人文地理研究的曹诗图、王国梁、张海亮等。

实际上，到底“地缘政治学”、“地理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之间有何区别 大多数学者像肖星先生那样，同意“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体，故又称为地理政治学”。[③] 王逸舟先生也表示：“地缘政治往往与政治地理学在同等意义上加以使用”。[④] 因此，当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遇到这三个不同的名称时，一般都认为所指是一致的。 但是，笔者认为，为统一行为起见，汉语中“地缘政治学”更为贴切，因为“缘”指关系，地缘政治学决不是简单的研究地理方面的政治，而更主要的是探讨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而“缘”，即关系，正好指出了这门学科的本质。

2、地缘政治学的价值之争 地缘政治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的学问 地缘政治学从诞生到现在就不停的受到质疑。拉采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地缘政治学和豪斯霍斯地缘政治理论的生存空间论一直受到学者的强烈批判，甚至带着某种对法西斯主义痛恨的意识形态式的学术批判。国际政治学中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明确表示：“地缘政治学诗一门伪科学，它把地理因素建立为一种被认为决定国力，因而决定国家命运的绝对物。”[⑤]

哈罗德·斯普劳特和玛格丽特·斯普劳特夫妇反对片面地把地理环境视为国际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他们认为地理环境只有通过心理环境才能影响人的决策，只有通过这种心理的操作环境(operation milieu)，地理环境才能限制个人依据其对环境的认知而作出行动和决策。[⑥] 斯普劳特夫妇关于环境和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无疑把地缘政治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地理环境影响人类社会生活，但是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因此，地缘政治学从地理的这一侧面来观察国际政治是深刻的，而且作为一种方法论，地缘政治学对理解和预测各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间的关系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或者手段。正如曹绪飞所言：“地缘政治学的生命力来源于地缘的政治意义。„„地缘的变化意味着安全系数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可利用资源的增减。一句话，意味着生存与发展条件的变化。地缘问题是必须密切注视的政治问题。”[⑦] 但是地理环境毕竟不是国际关系中唯一的也不是最后决定意义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