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言文合一”运动论略

1 五四前后“言文合一”运动论略

高建青①

（宜春学院 江西 宜春 336000）

内容摘要：晚清至五四的白话文运动都肇始于批判“言文分离”，倡导“言文合一”。然而，文学语言本身内在的“陌生化”要求使其具有天然的偏离日常语言的趋势，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使得“言文合一”运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遭遇了危机，“言文合一”只能是一个政治谎言。

关键词：言文合一 文学语言 陌生化 白话文运动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Coincidence of 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Chinese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Gao jianqing

（Yichun University Yichun Jiangxi 336000）

Abstract：The vernacular movement betwee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stemmed from the criticism of the Separation of 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Chinese , and the advocate of the Coincidence of 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Chinese .

However, the defamiliarization of literature language requires it to possess the

tendency that departures from common language naturally. The defamiliarization of

literature language made the Coincidence of 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Chinese

movement suffer from crisis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So, the Coincidence of

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Chinese could only be a political lie.

Keywords：The Coincidence of 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language,

Defamiliarization,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滥觞，从根本上说有赖于黄遵宪、裘廷梁、梁启超等一干主将们对由来已久的“言文分离”传统的猛烈抨击。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对“言文分离”传统的清算，才有了晚清的那场语言变革乃至后来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早已证明了白话文运动的积极意义以及它所代表的正确方向，白话，或者说官方钦定的标准普通话，已经席卷了包括日常交流、科学论证和文学书写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林纾在当时坚守文言的立场尚且被讥为食古不化，今天的我们倘若还对白话文运动持有怀疑态度的话，那难免会被人指斥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老顽固了。然而，肯定白话文运动本身并不意味着这场运动就无可非议，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在处理文言和白话的关系的时候，无论是晚清的黄、裘、梁，还是五四的胡、陈、钱，都采取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化思维方式，视二者形同水火。于是偏见和谬误也就不可避免。“言文合一”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创造的看似合理实则大谬不然的语言神话。

① 作者简介：高建青（1976—），男，江西宜春人，文学博士，宜春学院讲师。 2 言文分离：文学书写对日常语言的背离

语言按其功用可划分为日常语言、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日常语言主要适用于人际交流和对话，科学语言主要用来陈述事实、说明事理、阐释观点，而文学语言则倾向于捕捉人类变幻莫测的情感。“新批评”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理查兹将其概括为“语言的两种用法”：科学用法和情感用法。[1]P243不过这种区分在现代语言学的意义上才得以成立，在一百多年前的晚近时期，梁启超、胡适们显然忽视了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差别，而简单地把矛头指向了“言文分离”。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他们为了启蒙和宣传的需要而有意忽视这种差别，强调文章必须“明白如话”，言文必须合一。但不管怎么说，“言文分离”在当时显然成为了众矢之的，重新审视这一概念将有助于我们对白话文运动的深层次的解析。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用十个字标明了他的革命宗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看起来这场革命似乎存在着两个工作重心，其实不然。文学和国语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成一整体。虽然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在汉语拼音化、造就“欧化的国语”等方面提出过一些主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国语运动的真正主角并不是他们。汉语拼音化的声音自晚清以来就不绝如缕，卢戆章、王照、劳乃宣、王璞等人才是国语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目的并不在于告诉我们怎样对国语进行欧化，而在于如何写出白话文学作品；同样，“文学的国语”侧重点也并不在于后面的核心词，而在于“文学”这一定语。强调这一点意在表明：晚清白话文运动也好，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好，归根到底都只是文学运动而已，语言变革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只有文学语言才是关注的焦点。因此，从运动之初就被强烈关注的“言文分离”尽管是一个语言问题，但显然它是服从于文学革命的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言文分离”实质上就是指作为书面语的文学语言和当时流行的日常语言之间的分离，具体来看，就是文言文对口语的疏远和隔阂。

白话文运动的主将们对此都有深刻的揭示。黄遵宪最早言及这种“言文分离”的现象。他认为，“语言者，文字之所以出也。虽然，语言有随地而异者焉，有随时而异者焉；而文字不得不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2]P924并进而提出“我手写我口”[3]P33的主张，这既是对当时文坛复古、模拟之风的批评，又是对文言文严重脱离口语表达的不满。必须指出的是，黄遵宪的“语言”与“文字”并举其实就是口语和文学语言的对立。在当时的语境中，“语言”就是说话，即口语表达；“文字”就是书写，即文学语言，特指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言。

继之而起的是裘廷梁。他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认为文字为天下公器，人人有读懂的权利，故文字必须与语言一致。“因音生话，因话生文字。文字者，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也。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而对于“言文分离”的现象则深恶痛绝，“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两千年来文字一大厄。”[4]P178对文言的极端化态度在此已初露端倪。

梁启超起初并没有对“言文分离”表露太大的热情，他在1897年到湖南时务学堂任职时还对文学语言脱离日常语言的现象持模糊认可的态度，其订立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第六条规定：“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之也。”[5]P115以现代语言学的知识背景来考察，梁启超所谓的“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其实就是语言的“科学用法”与“情感用法”，应该说这种区分还是很有见地的，它显示出梁启超作为一个文学家对文学语言的敏感。然而遗憾的是，梁启超后来放弃了以一个文学家的立场来把握文学语言的问题，而完全站在政治家的立场来强调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认为“传世之文”也必须能够“觉世”，从而抹煞了两种 3 文体之间的语言差别。他甚至想当然地认为：“古者妇女谣诼，编为词章，士夫答问，著为词令，后皆以为极美之文字，而不知当时之语言也”[5]P132，因此文章要“觉世”，则非用“浅而易解”的俗语方言不可，“言文合一”似乎成了大势所趋，“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达„„”[5]P583从这里我们可以很轻易地体察到梁启超批判“言文分离”的极端目的论倾向，其中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

在胡适的文章中还很难找到“言文分离”这个概念，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对这一问题不关心，事实上对“言文分离”的批判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贯穿始终。早在1915年胡适在一篇题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论文中就曾将文言称之为“半死的文字”，而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更是直接指斥其为“死文字”，并断言“死文字绝不能产生活文学”[6]P42。正是有感于文言已经严重地脱离了“表情达意”的现实，才催生了他的文学革命的想法，使他明确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和打倒文言文的主张，从而建立了“国语文学”概念。而所谓的“国语文学”其实就是以宋元以来的经典白话文学作品语言为典范的、源于口语的书面语言创作的文学。虽然胡适同时还喊出了“文学的国语”口号，但从他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7]P128的表述中，文学语言的特性在这种口语化的过程中也就无法显现，无怪乎柳亚子会说胡适“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8]P38，痛斥白话诗有白话而无诗。不过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胡适对“言文合一”的推崇。可以说，正是在对“言文分离”的批判过程中，胡适对旧有的文言与白话、语言与书写、口语与书面语的秩序进行了颠覆，引起了五四时期一场深刻的语言、文学和社会革命。

在胡适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观念影响下，傅斯年创作了《怎样做白话文》一文。这本是一篇探讨白话文的写作技巧、增强白话文的文学性的文章，然而就文中观点来看，稍显矛盾的主张难以真正提供方面的帮助。傅斯年认为可供白话文借鉴的只有“留心说话”和“直用西洋词法”两端，前者其实就是重视口语，重视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话语交流。他甚至认为，“文章语言，只是一桩事物的两面”，国语文学，“只是有文学组织的国语，本来和说话是一件东西，不过差在写出写不出罢了”[9]P176。这是最极端的“言文合一”论了。他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论述的片面性，因此用了“直用西洋词法”来作补充。所谓的“西洋词法”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大概指西洋文的款式、文法、句法、章法、词枝等“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因此，我们要“赶紧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超于说话的白话文，有创造精神的白话文，与西洋文同流的白话文”，也就是傅斯年的“理想上的白话文”。[9]P179然而，国语文学既要“乞灵于说话”，又要创作出“超于说话的白话文”，这个矛盾又如何解决？显然，无论是傅斯年还是胡适，都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其实傅斯年本人对文学语言的特性还是有充分的认识的，只是由于晚清以来对“言文分离”的批判实在太猛烈，才使他也过分强调了文学语言与口语之间的天然联系。一方面，这是傅斯年从口语和文学书面语的对立中谋求辩证统一；另一方面，这体现了他对待“言文分离”时的矛盾心态。傅斯年此前专门写了一篇《文言合一草议》，但其中的“文言合一”并不是针对文学书面语背离口语而阐发的，而是指对文言与白话都应“别为优劣，取其优而去其劣”，最后“归于合一”。[10]P33这种观点总体上与当时的刘半农较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