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观的差异
中国最早的文学观是理想的文学态度和文学观，应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那就是政治问题也不回避，而要积极地干预。而日本的文学观则是，“愍物宗情”的情趣才是重要的，如果把政治纠缠于文学之中，那就会流于庸俗，这种倾向是很强的。而产生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源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问题。
二、“风雅”与“讽刺”
中日两国对“风雅”的不同理解，中国人把政治问题放在个人生活的范畴里来加以领会的是“风”，把人类社会问题同政治联系起来加以理解的是“雅”。中国的“风雅”首先是考虑政治观念，其次是古典美。而日本人则首先要想到“典雅”和“消遣”。在日本一语道破贯穿艺术之道在于“风雅”的是芭蕉。他断言，顺从造化、埋头于自然，是“风雅”的理想状态。而日本的“风雅”从中国人的感觉来说，是一种“淡化”了的“风雅”，这种“风雅”完全去掉了中国人在“风雅”之中认为最为重要的东西，给它套上一层风趣的外衣，使其成为日本的“风雅”。日本人认为，这种“淡化”了的“风雅”才是真正的“风雅”。
中国所说的“风雅”，同时具有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叫做“讽刺”、“讽喻”或者“讽谏”。在文学中尊重讽刺，是中国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解答。在文学作品中，要高度评价讽刺性，换言之，就是主张把文学作为可纠正封建社会弊端的一种智慧。中国文学的讽刺，是以更多的直言作为宗旨的，因而往往过于认真，缺乏笑的因素。而日本对“讽刺”的理解也不像中国那样严格，常常蕴含着游戏精神。在日本，把“讽刺”理解为“嘲弄”。
三、日本文学的超政治性
中日对文学与政治关系产生差异的原因。原因之一，从事文学的阶层不同。中国是由士大夫阶层的官僚和知识分子支持的；而日本主要是由宫廷妇女（宫廷女官）、法师、隐士和市民等人之中承袭的。这些人都不大关心政治，从政治上说多数是局外人。日本文学的核心是由政治局外人的文学家的游戏精神所支撑的。
其次，从派遣唐使时的政治规章来寻找其原因。派遣唐使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引进政治制度。不过，遣唐使却没有引进中国的所有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可想而知，似乎对政治思想的引进，进行了相当严格的选择和控制。不引进政治问题的警惕心理，不久对政治上的言论，哪怕是文学领域里，也使日本文化界人士产生了某种变态心理反应，其结果，在日本形成了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文学。当然，这种观点有待进一步研究。
接着是日本文学
传统――超政治的倾向。在世界上来说也是罕见的。日本艺术的一般倾向是，离开现实的地方去寻找“风雅”、“幽玄”和“象征美”。而本文关于文学的基本观点是文学的基础之中就应该同政治问题有较深的关联。“超政治”决不是文学本身应具有的本质特征。
四、日本的抒情与中国的抒情
日本人的抒情，往往偏重捕捉咏叹的极致；而中国诗最具有说明性、逻辑性和思想性。例如，在中国诗中，诗句讲究对仗的倾向极强，日本短歌中几乎没有对偶的意识。
日本的抒情，叙述的条理性和逻辑性是无关紧要的，也不讲究结构，只要抓住部分的咏叹和顶点的咏叹就成其为诗了。日本的抒情，不论短歌还是俳句，从开始就不注重说明和说服的意识，也可以说它只期待顶点咏叹时的共鸣。其原因是由生活方式共通的岛屿文化而产生的，日本的抒情，是岛屿文化抒情的典型。因这种不要求说明和说服的和歌，是一种只有在狭小的同民族共同社会的交流中才可能出现的文艺形式。
五、“风骨”与“愍物宗情”
“风骨”这个词，是中国文学评论，尤其是诗评中的常用词。中国文学具有代表性的嗜好倾向，包孕于“风骨”一词中，而日本文学具有代表性的嗜好倾向，则包孕于“愍物宗情”一词中。
“愍物宗情”一词出自本居宣长。本文认为“愍物宗情”就是，凝视无限定的对象而引起的某种感触。这里存在着日本人的文学精神。敏感而五目的，这一个性是与日本文学的特质相通的。
爱情与无常是传统日本文学的两大主题。而使其得以持续至今，可以说是由于存在于日本人心中的对“愍物宗情”的爱好。
在中国，只表现情绪而不接触意志的文学，不能视为优秀的文学，这种传统根深蒂固。但在日本，作者的意志表现得暧昧亦无妨。唯有情绪，唯有“愍物宗情”之心才为重要。中国人思考的传统文学观与日本人思考的传统文学观互不吻合之处，基本上即在于此。
重“愍物宗情”的日本文学，更注重腼腆、娇羞、文弱等情感。因此，日本文学中，擅于表达“愍物宗情”的女性，容易在文学中占据主要位置。
对于这种差别产生的原因，本文从作为文学背景的风俗习惯的差异中找寻答案。中国文学面对广阔大陆上的生活迥异的人们，本来是作为担负教化使命的文学而存在的，为了教化，教育者必须具备理性、逻辑和思想。而日本文学本来就是岛国的、以同一家族的小集团为对象的文学。具有家族之间的语言活动性质。因此，没必要冠冕堂皇地进行逻辑的说教，倒是有使人相互安慰，
体贴入微的必要。
对于“风骨”的偏爱，和对于“愍物宗情”的偏爱，确能把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本质差异完全地、典型地显示出来。
六、日本人的艺术意识
日本人的艺术意识有欣赏言外余韵或余味的强烈倾向。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有特别注意素被认为是典雅的东西的强烈倾向。他们认为象“有心”、“幽玄”、“象征”这类模糊暧昧，难以确切了解其实际意义的用语是代表日本美的词汇而一直爱用至今。“有心”、“幽玄”、“象征”这类文艺用语，都是对具有浓郁的言外余韵的文艺作品进行批评的评语。日本自古以来就认为充分含有言外余音即具有含蓄之感的东西是优秀文学。日本人认为艺术上“暧昧”的含义是有艺术价值的东西。
中国文艺思潮的主流乃是“格调”的精神。中国人的文学趣向实际上并不爱好含有抽象、暧昧或幽玄的东西。中国民族历来是现实主义者。中国的传统文学意识，认为包含对政治进行批评的“风雅”“讽刺”在内的作品是优秀作品，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主张明确而又说明透彻的作品是优秀作品；日本人的传统文学意识，认为像“有心”、“幽玄”、“象征”这类难以摸清其实体的作品、有着某种深邃的内涵而又能动人心灵的作品是优秀作品。在日、中传统的文学意识之间确实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七、眩晕嗜好
本文对于日本人避免明确肯定事物的意识特别强烈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观点：一个不曾拥有自己的文字文明的民族，在应用异国的文字文明时，会产生某种缺乏自信的现象。并且，缺乏自信所导致的某种“羞涩感”和暧昧心理，反而产生了喜好暧昧的文化。
古代日本人在认识外国时，大都只能通过用视觉去阅读汉籍这唯一途径。即一直是凭借视觉来理解的。日本人既有凭藉汉字表现所联想的视线，又有以日本人的情绪捕捉日本的风土人情得之于现实生活的视线。当这两种视线的焦点巧妙地重合时，汉籍所描写的世界便有了立体感。这就是用现实生活的尺度来衡量修正未知世界的事物，以此得出对未知世界的印象。而这种模糊不清的映像正因为其模糊反而受到喜爱和欣赏。这样说来，日本人喜好朦胧感的心理可以说是从可悲的习性中产生的可悲的嗜好。也因此产生了日本人独有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并且，又是这种独特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形成了日本文化的优点。
八、“风流”考
中国的“风流”，从表示放荡不羁开始，既成为文学上的“风流”，又成了色情上的“风流”，而在这些现象的核心，存在着“心的风流
”，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的“风流”，总是具有奔放而自由的精神，或可以说，宽余而奔放一直是它的基本特点。它发自那种讨厌常规老套的内心。
日本式“风流”的要素是，第一，脱离政治和社会生活，其次还要脱离经济生活、个人的升晋意识。第二，必须具有传统的古典性质。日本式的“风流”彻底地嵌在一定的模式里。第三，贫困的现实生活中那种抽象的、观念性的心神消遣、没有目的、没有欲望的清澈纯净的消遣，在现代才被看做是“风流”。
九、“无常”考
在中国，始于《楚辞》，一脉相承于“古诗”、“古歌”和建安诗中的无常感是与佛教的无常观无关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无常感。还应看到，佛教方面为使佛教在中国家喻户晓，巧妙地利用了中国固有的无常感，使之在佛教无常观的鼓吹和普及中发挥作用。（中国固有的无常感与佛教融为一体，后来见于文学世界的当是在四世纪以后，此前文学世界的无常感，为认为是与佛教无关的。）
日本的所谓“无常”，通常是同佛教的无常观密切相关的。
十、经世与游乐
在中国的文学意识中，无论过去和现在，文学都颇具“经世”的意识。认为文学必须为“经世”服务。
日本人认为文学的出发点在“愍物宗情”的波动。他们觉得文学最重要的是写出纤细的心灵颤动。到了近代，日本人肯定了坪内逍遥《小说神髓》的观点，从这篇评论中产生了文学的基本观点。《小说神髓》主张艺术不应该被充作其他学科诸原理的派生物，艺术之中有其固有的原理。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就源于《小说神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