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与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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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 野 考 古 学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学系 陈洪海 副教授 第一章 田野考古学概说 1-1,考古学的研究体系 1-1-1,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与目的 1-1-1-1,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特点 考古学虽然不拒绝文献资料,但他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实物资料来复原历史。而研究技术和方法又是考古资料的特性决定了的。概括考古资料的特点,有如下三点: 实物性; 非文字; 局部完整与整体的不完整性; 1-1-1-2,考古学研究的目的 资料的阐释 1-1-1-3,考古学的方法论 1-1-1-3-1,分析的方法 1-1-1-3-2,比较的方法 1-1-1-3-3,复原的方法 1-2,田野考古学的内容和特点 1-2-1,田野考古的内容 1-2-1-1,调查、发掘来获取资料 1-2-1-2,整理,提取系统化信息 1-2-1-3,报告,资料信息的发布

1-2-2,田野考古学的特点 田野考古学不仅仅是单纯地提供研究资料的技术性环节,同时也是一个研究过程。田野考古是一套由许多工作环节组成的复杂系统工程,这些技术方法不是任意地杂乱无章的拼凑在一起的,而是针对考古资料的特点和从考古学的目的所提出的要求,按照一定原理组成的技术体系,为了保障这个技术体系的组织合理、运用得当和富有成效,就必须对这套技术体系从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2-2-1,对各种有针对性发展起来的技术其作用和局限性的说明 1-2-2-2,对将许多技术组织匹配成一套技术体系时的原理、逻辑关系,及有效性的说明 1-2-2-3,对于这个技术体系的发展过程及其背后深层道理的阐释

1-3,田野考古学的发展史 1-3-1,外国田野考古简史 1-3-1-1 ,萌芽期 (15 末~ 18 末 ) 这一时期调查发掘的目标只是艺术品和有经济价值的古物,以及与文献记载有关的古迹和铭刻。调查、发掘、记录都没有采用科学的操作方法,属于“找宝式”的工作。

1-3-1-2,形成期 (19 世纪 ) 形成期 (19 世纪 ) 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逐渐地完善起来,至19 世纪后半叶,地层学的建立,标志着科学的田野考古学形成。 沃尔赛对丹麦沼泽地的发掘 瑞士的湖居遗址发掘 菲奥里特在意大利的庞培城 2

库乌齐斯在希腊的奥林匹亚 谢里曼和德普费德在土耳其的特洛伊 皮特·里弗斯在英国 皮特里在埃及的发掘 谢里曼和德普费德在土耳其的特洛伊 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nIann)1822年出生在德国梅克伦堡的乡村里。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位穷牧师,家境清贫。十岁这一年,父亲送给小谢里曼的圣诞礼物是一本杰尔的《世界历史》,里面的一幅特洛伊城火光冲天的插图,使他激动不已。他发誓,终有一天,一定耍找到特洛伊城。1868年,46岁的谢里曼断然放弃了经商,去实现少年时的梦想——寻找古城特洛伊。在离海岸只有一小时路程的希萨利克,谢里曼看中了一块高地,决定在此发掘。1870年4月,谢里曼带领他的发掘工人在希萨利克高地上挖起第一锹土。谢里曼凭着热情,以难以置的幸运,发现了他多年要寻求的东西——荷马史诗的证据和埋藏在地下的珍宝。 然而,谢里曼的功绩不仅仅在于发现了特洛伊古城,而且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的新阶段。

当然,“用现代的标准衡量谢里曼的工作,当然还很原始,但毕竟开始了野外发掘方法的新阶段” 。可以说,谢里曼是现代考古地层学方法的奠基人,田野考古发掘正是由此而逐渐走向成熟的。正如卡罗所说的:“没有一个考古工作者不承认他曾受惠于谢里曼夫妇的成就”。 1-3-1-3,成熟期 (20 世纪 ) 成熟期 (20 世纪 ) 20 世纪上半叶,田野发掘的科学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科学发掘的技术逐渐得到普及推广。一些探讨田野考古方法的著作在 20 世纪初相继问世,“田野考古学”的名称也被正式提出来。尤其是发掘资料的整理,考古类型学的出现,标志着田野考古学的成熟。 汤姆逊(Thomsen.C.J)与三期说 皮特·•里弗斯(Pitt RIivers,1827一190O)与器物分类 蒙特柳斯(G.O. A. Montelius,1843~1921)与考古类型学 汤姆逊(Thomsen.C.J)与三期说 1819年,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将博物馆藏品按石器、青铜器、铁器的分类方案进行陈列,并提出了著名的“三期说”。尽管这种分类并不等于类型学研究,但分类是类型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蒙特柳斯与考古类型学 蒙德留斯(G.O. A. Montelius,1843~1921),1843年生于斯德哥尔摩,186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07~1913年任斯德哥尔摩国立古物馆馆长,终身致力于欧洲古文化的研究。蒙德留斯将北欧与南欧的青铜器、陶器以及希腊、埃及和西亚的古代装饰花纹等进行了排比,对照了一些考古发掘中的地层关系,证明确有规律可循。他建立了青铜斧、剑和扣针等若干标型器物,探讨了各种方式的器物组合,并用这些标型器物及其组合来推断其它共生器物的年代。 蒙特柳斯与考古类型学 蒙德留斯在研究中在重视类型学的同时也要重视地层关系,重视遗物被发现时的共存关系,注重出土物的组合。1903年,蒙德留斯在总结多年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出版的《古代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分期》一书,其中第一卷《方法论》系统地介绍了类型学的方法。 蒙德柳斯的学说在考古学界中获得极高的评价。考古类型学方法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欧洲考古学的发展,标志着田野考古学进入成熟阶段。 1-3-2,我国的田野考古简史 1-3-2-1,古代对古迹的野外调查 我国古代的一些地理、地方志作家,实地考察过一些城址、碑刻、冢墓等地上古迹,并记载下来。 司马迁为写《史记》曾上会稽、探禹穴,到访过许多古迹; 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盗发魏国古墓出土大批竹简,学者们从中经整理出《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多种佚书。 到了北宋时期,朝野人等竞尚收藏古物,研究古物之风日盛,逐渐形成了一门学问 ── 金石学。

1-3-2-2,近代田野考古的产生 这一阶段,外国学者做了很多工作,当然也有文物资源的掠夺。我国一些学者,出于爱国之心和认识我国历史的追求,开始从事田野发掘工作,开展了专业性的联合或独立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 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evn Hedin)曾三次进入新疆考察,发现了著名的楼兰古城和许多古代遗物。 从1895年开始,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白鸟库吉、八木庄三郎等调查和发掘了东北地区的许多遗址。 3

1900 ~ 1905 、1906 ~ 1914年,匈牙利人斯坦因(M.A.Stein)多次进入新疆、甘肃等进行调查和盗掘,不仅发现了许多古城、采集了许多古物,而且从敦煌骗走了大量的古代文书、 经卷等珍贵文物。 1906 ~ 1908年,法国学者伯希和(P.Pelliot)在新疆、甘肃进行考察期间, 发现了早期佛寺遗址和大量的文字材料,又从敦煌骗走大量的经卷等珍贵文物。 安特生与中国考古学 安特生(J.G.Andersson,1874~1960),1874年出生地于瑞典克尼斯塔,1902年获博士学位。曾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安氏受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作为农商部矿政顾问来到中国。安特生不仅具有丰富的地质、古生物知识和经验,对考古学也极有兴趣和造诣。以至于在中国工作的十余年(1914~1925)中,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就,远大于地质学研究方面的业绩。 安特生与周口店 安特生与仰韶遗址 安特生的甘肃考古 >>>安特生20年代在中国进行的考古工作,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建立和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展,都是有开创之功的。这段历史不应该抹煞,也不应该做别的解释。

1-3-2-3,田野考古的科学化 李济与西阴村的发掘 梁思永与后岗三叠层 苏秉琦与瓦鬲的研究 李济与西阴村的发掘 1924年,李济(1896~1979)学成归国。1926年,主持了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这是由清华大学同美国弗里尔美术馆合作、第一次由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在发掘之前,先定下正东、西、南、北的十字基线,并以西端的零点为基准,将发掘区分为边长各2米的若干正方形探方。(接下頁) 李济与西阴村的发掘 发掘时,采取了“层叠法记录一般遗物,即由零点以下每1米深度为一层,以英文大写字母A、B、C...为层位号,自上而下编号。重要遗物则记录它们的三维坐标位置。李济也注意到了堆积土质土色等方面的变化,又将每一大层细分为若干小层,用英文小写字母为号[1]。总的看来,尽管李济仍采用按一定深度划分地层和记录遗物的水平层位法发掘,但较之安特生有了不小进步,特别是探方法的使用,更便于观察和控制地层,反映了20年代考古发掘的较高水平。 [1]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

梁思永与后岗三叠层 193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专攻考古学并获得硕士学位的梁思永学成归国。同年秋,先后主持和参加发掘了黑龙江昂昂溪、山东城子崖和殷墟的发掘。1931年春与秋,梁思永先后主持了安阳后岗遗址的两发掘[1]。第一次发掘共开探沟25个,发掘面积216平方米;发现有白灰面房址、陶器、石器和骨器等。第二次开探坑20个,发掘面积385平方米,除发现有白灰面房址外,还发现 4

了一段长70米的夯土围墙。与以前发掘的最重要的区别是,发掘与遗物统计均依土质土色区分的文化层为单位进行,并依据遗物的特征,将各文化层合并为3个大的文化层,即上层的小屯文化(商文化)、中层的龙山文化和下层的仰韶文化层[2]。这就是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三叠层”。 后岗的发掘的重要意义不仅是确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以前水平层位发掘法的结束和以文化层为单位发掘法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中国科学的考古地层学基础,使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有了突破性进展而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梁思永:《后岗发掘小记》,《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2] 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苏秉琦与瓦鬲的研究 1948年,苏秉琦先生研究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墓地出土物时,应用了类型学的方法, 对出土的陶鬲进行了仔细的分类整理[1],从而使考古类型学研究进一步完善化。沟东区共有40座墓出土有陶鬲。苏秉琦依据器型、纹饰、制法三个指标详细描述了每一件器物的特征后,主要以足部的特征为据,但也考虑到整个结构、制法的差异,把陶鬲分成三种类型,即袋足类、折足类、矮足类,又把袋足类细分为锥形脚袋足鬲和铲形脚步袋足鬲两种。然后依据陶鬲的共存与平行现象给每一类陶鬲分期。 (接下頁) 值得注意的是,苏秉琦在分析陶鬲的演变时,用A、B、C...表示鬲种的区别,用a、b、c...表示各种陶鬲的演变阶段,前者即现在常用的型的概念,后者则是式的概念,而袋足鬲分成锥状足和铲状足两种,实际上是同型器所分的亚型。不仅如此,苏秉琦还把与陶鬲共存的墓葬形制、陶壶、铜戈的变化情况综合分析,将整个墓葬群分为三大组(期),即瓦鬲墓、屈肢葬墓、洞室墓三大期和十一小期。这样依据共存关系把对器物的分期上升到整个墓地的分期,扩大了类型学研究的范围。这样,从20年代开始出现的类型学研究,30年代初步形成,40年代逐步成熟。 [1] 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