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的_形而下_回归_读王川_西方近代职业教育史稿_喻忠恩

2012年第25期理论研究5总结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最新经验，并以其指导国内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是我国职业教育界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一个职业教育后发国家来说，这种做法并不难理解。但是，当我们审视我国职业教育近几十年的发展轨迹时，我们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一系列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因而我们在学习他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时，需要深入了解并分析他国经验的背景以及条件，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理性思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在职业教育发展实践中走弯路、走错路。王川教授的《西方近代职业教育史稿》（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版，以下简称《职教史稿》）是对当下我国职业教育界热衷于追求新理论、快效果行为进行反思基础之上的一个尝试。尽管作者在前言中坦陈其研究方法只是“叙述”，而不以探索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为目标，但通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说我国职业教育界长期所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如何做”，《职教史稿》则是更重视这些国家“为何这样做”。显然，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而言，以此为切入点的探索与思考比那种试图直接获取现成经验或模式的研究具有更实在的学术价值。一、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回归过程国内教育学术界在研究外国教育发展历史的时候，一般习惯以政治制度发展为标记的各个时代为经，以不同国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为纬进行“平面”的论述。《职教史稿》则试图超越年代、国家间的具体差异，以西方国家的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系统如何从关注“形而上”转变为关注“形而下”的过程为主线，从教育思想（思潮）、教育制度（教育机构）两个方面入手，梳理了西方上至中世纪、下讫二战结束的职业教育发展概貌，阐释了欧美等国职业教育萌芽、发展以及兴盛的基本脉络。在这里，所谓“形而上”教育是指追求真理的、以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占主导的、强调古典语言与文法教学的“自由教育”或者“博雅教育”。在西欧，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并且由英国教育继承、推崇及发展，从而成为上层社会（贵族、富家子弟、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等级身份的象征。这种以追求精神层面的教育不仅把职业教育边缘化，也把现实社会从教育中剥离出来。所谓“形而下”的教育是指与现实生活和生产劳动结合、增进个人福利知识的、追求物质生活丰富和享受的教育。毫无疑问，“形而下”的教育关注生产生活与实践，强调实用性，与追求“心智”的“形而上”教育成对立面。作为教育发展历史承载者的教育思想与制度，一般是教育历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因而往往也成为教育史专著的主要框架。在阅读《职教史

职业教育的“形而下”回归———读王川《西方近代职业教育史稿》

喻忠恩，姚楚英摘要：从关注“形而上”到关注“形而下”，是人类社会教育现代转型的重要特征。《西方近代职业教育史稿》从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两个维度揭示了西方职业教育现代转型的过程。这种作为过程的、整体性的转型，对我国职业教育当下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关键词：职业教育；“形而下”；《西方近代职业教育史稿》；教育思想与制度作者简介：喻忠恩，男，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姚楚英，女，广东技术师范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2）25－0005-042012年第25期理论研究

6稿》时，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同类著作中经常出现的大量的史实堆砌与“宏大叙事”的论证，而是以平实而流畅的行文展示出来的西方国家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实现近代转型的过程。当然，教育思想与制度并非独立于这个过程之外。只是，按照作者的说法，这一时期的所谓教育思想与制度并非玄妙之物，无非是人们对教育从“形而上”重新回到“形而下”的“看法与做法”。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轻视思想与制度，而恰恰表明他在认识上的这样一种自觉：多数时候，正是因为我们过度关注思想与制度层面的变化，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对更隐性、更深层次“过程”的体察。综观人类社会教育的产生及发展的历史，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在其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必要的和必然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一开始就是“形而下”的。只是，当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教育开始可以独立于日常的生产生活之外时，教育才开始具备其“形而上”追求的客观条件，教育才开始作为身份的一种象征与所谓“劳心者”紧密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东西方社会教育的发展轨迹都是相似的。只是进入近代以后，东西方社会教育发展之间的差异才开始显现并加剧起来。进入近代后，西欧社会的产业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一方面成为了西方近代职业教育的催化剂，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提出了转向“形而下”的要求。因此，西方社会的职业教育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而只是“回归”其本原的面目。与西欧社会相比，东方国家的教育转型来得要迟缓一些。而这种转型与东方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大体上是一致的。如果从洋务运动开始算起，我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已经历时一百多年，目前正处于这一转型的关键时期。就职业教育而言，其重点就是由关注“形而上”向“形而下”转变。当然，我国的情况比西欧国家更复杂，那就是传统的职业教育从未被纳入到正规的教育体系之中。因此，我国制度化的现代职业教育其实是普通教育的衍生物。因是之故，我国职业教育转型所面对的难题是职业教育受到来自普通教育的影响太大。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教育观念上，也体现在管理、教学的方式方法等方方面面。在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职业教育作为“类”的教育的特征并不明显，而其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逐步摆脱普通教育影响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构建相对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当下职业教育发展重要内容。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职业教育的转型发展不仅仅只意味着在身份上的独立，而是在其本质上要体现作为与“形而下”教育相适应的内容、形式与方法。二、“形而下”回归的“整体性”条件在关注转型过程的同时，《职教史稿》还重视近代各国职业教育转型的影响因素。与多数国内同类著作不同，《职教史稿》没有把影响职业教育发展与近代转型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因素作为讨论的重点。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作者否认这些因素对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而是为了突出学术界多容易忽略的思想观念、科技发展乃至人文环境等因素在职业教育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即超越一般作为政治史“附庸”的教育史的认识水准，使人们能更全面、更客观地把握西方国家的教育是如何从关注“形而上”重新回到关注“形而下”的。当然，国家间的差异性决定了职业教育近代转型具有其复杂性与多面性。因此，《职教史稿》在叙述西方各国的近代职业教育时，把英、德、法三国归为一类，美国和日本则分开独立论述。原因很简单，英、德、法三国是典型的欧洲国家，职业教育的产生、发展与兴盛在这三国都有着大体一致的历史源流，因而也有大致相似的发展路径。但对于美国与日本来说，情况则存在着诸多差异。因此，美日的职业教育近代化路径与西欧国家并不完全一致。而就美日的职业教育近代转型来说，美国的职业教育是以西欧文化教育为基础发展起来并自成体系的，而日本的职业教育则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教育传统之下向西方国家学习与借鉴的结果，因而他们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从宏观上看，职业教育的近代化本质上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产物。因此，尽管各个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和现行制度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但职业教育转型所必备的条件是整体性的，是整个社会发生转型的产物，而不是其中某一个或几个因素独立发挥作用的结果。以西欧各国职业2012年第25期理论研究7教育的近代转型而言，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革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政治变革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这一系列的因素构成了近代职业教育产生、发展与兴盛的基础。因而在考察某个国家职业教育近代化的时候，造成该社会近代转变的诸多因素是作为一个“整体”对职业教育的转变发生作用的。因此，后发国家在借鉴与学习教育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时，应该从社会“整体性”的角度中去探求发展思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后发国家之所以屡屡为“该学谁？学什么？怎么学？”之类的问题所困扰，正是因为人们在观照他国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时，往往只看到或只愿意看到他们现时的、正在发挥效应的具体做法，而往往忽视这些做法之后的深刻背景与原因，故而导致在学习他国经验时或偏执一隅、不及其余。长期以来，在反思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迟滞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过于强调某一方面的因素，并坚持认为：某一方面的变革一旦实施，职业教育发展就能彻底摆脱困境，走上康庄大道。譬如以观念（思想）为例，诚然如国内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概念、思想基本上停留在国外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水平上，实质上仍然属于传统的职业教育发展阶段。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国人的职业教育观念为何长期难以得到改变？事实上，观念的转变本质上是社会发生变化所引发的一种结果而已。对于我国职业教育而言，其现代转型所缺失的条件也是“整体性”的，远不止于认识上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几乎不可能脱离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来单独改变人们（包括政府与普通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当然也不能试图通过单纯改变观念来实现教育实践的变革。进一步看，在职业教育的转型过程中，我们也不能仅仅囿于职业教育本身来讨论改革问题。一百多年前，教育家萨德勒就明确提出,“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我们不能随便漫步于世界教育制度之林,犹如一个小孩逛花园一样,不时地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下一朵花,从另一棵树上采一些树丫,并期望如果我们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本国的国土上,我们就能拥有一棵茂盛的大树。”[1]我国职业教育的现代转型，应该结合社会现代转型的实际程度，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以及职业院校等各方协同努力，共同营造这种转型所必备的“整体性”条件。三、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启示如前所述，我国职业教育目前正处于现代转型时期。在推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应保持良好的心态：既要有理性的认识，也要有改革的魄力。与社会转型不能跳跃一样，职业教育的现代转型需要历经它“必要”的过程。理性考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与欧洲历经职业教育发展历经300多年时间才发展成型与成熟相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期间，我们需要有耐心、需要执着，不能过于急于求成。如上所述，西方社会职业教育的近代转型所需要的条件是“整体性”的。教育后发国家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顾自身的客观条件一味地模仿、一味地盲从，从而导致形式化了的畸形“现代化”。反观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当下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并非完全是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其中的许多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是病急乱投医、过于功利地照搬国外的一些做法所造成的。很显然，这种学习借鉴，不仅增加了改革发展的成本，还使得改革与发展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在今天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践中，这类流于表面的学习或借鉴既易挫败实践者变革教育的积极性，也难以得到来自社会的支持与认同。这显然不利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健康、长远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消极坐等所谓最佳时机。在审视自身现实的基础上，我们应积极创造职业教育转型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这是因为，后发国家如果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可以超越先发国家“自然的”发展形态，从而“主动”缩短这一转型所需的时间。在东方国家中，日本职业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职业教育要实现突破常规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