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中的祭祀性歌谣

洮岷“花儿”中的祭祀性歌谣作者：柯杨文章来源：中国藏学网点击数：44 更新时间：2005-4-26在中国甘肃省南部洮河流域的临潭、卓尼、岷县、康乐、渭源、临洮等县的农业区和部分半农半牧区，长期流传着一种被称为“花儿” ①的民歌。

花儿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广泛，表现民间信仰习俗的祭祀性花儿(俗称“神花儿”)，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可惜尚未引起中国民俗学界的重视和研究。

本文作者长期关注这一地区的民俗文化，也曾数十次从事当地民俗活动的田野作业。

现就洮岷花儿中祭祀性歌谣的内容与特点略加叙述和阐释，并愿与诸位民俗学家共同探讨其深层的文化意蕴。

一、洮河流域的“花儿会”起源于 民间传统的农业祭祀活动在洮河流域广袤的山水之间，农民们每年都要自发而定期地举行数百个规模大小不等的山歌竞唱会——“花儿会”(比如，仅临潭县每年就有五十二处举办花儿会) ②。

其中最著名、规模也最盛大的花儿会有三处，它们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临潭县新城乡城隍庙花儿会(当地俗称“五月神会”)。

农历五月十七日，岷县二郎山花儿会(过去称“湫神庙会”，俗称“扭佛爷”)。

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康乐县南端的莲花山花儿会(俗称“六月六神会”或“六月六唱山”)。

这三个花儿会，每年的参加者均在万人以上，最盛时达数万之众，演唱者主要是汉、藏两族的农民。

在洮岷一带，回族人到花儿会上去，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如开临时性的饭铺、摆小吃摊、开茶馆之类。

个别回族人也在会上唱花儿，却很少唱洮岷花儿中的《两叶儿令》、《折麻秆令》、《莲花山令》和《阿欧令》，而是唱流行在甘、青两省交界处的河湟花儿诸令调，如《河州令》、《尕马儿令》《脚户令》、《白牡丹令》等，给洮河流域的花儿会增添了异样的色彩和情趣。

在洮岷一带，所有的花儿会，几乎都在风景秀丽的名山、庙宇附近举行，这与花儿会大都起源于民间的迎神赛会等农业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岷州志》卷七《秋祀》所附《民间赛会》中记载：“诸湫神庙每岁五月十七日众里民各举其湫神之像大会于二郎山，各备祭羊一，请官主祭。

” ③这部志书的《艺文》中，还有修撰者汪元 NFDE5 所写的《岷州竹枝词八首》，其三云：“社鼓逢逢禳赛时，青旗白马二郎祠。

踏歌游女知多少，齐唱迎神舞柘枝。

”生动地描写了当时迎神赛会的盛况。

到了清末，情况略有变化。

光绪庚寅(公元1880年)进士、岷州文人尹世彩在他的诗中写道：“五月十七二郎山，袒裼裸裎人万千。

少年都是谁家子?一声姊妹一声怜。

”说明到了清末，虽然青壮年男子都仍然光着上身抬着各村社湫神上二郎山聚会，但已把唱情歌作为重要的余兴了。

1938年，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赴洮河流域考察，曾目睹了临潭县新城的“五月神会”，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三十一日：下午，与明轩、霞波等同上城楼，看龙神会；又至隍庙看龙神像。

临潭十八乡有十八龙神，其首座曰‘常爷’，即常遇春，其他亦并明初将领，但有足迹未涉洮州者，而如沐英之立大功于此者转无有，盖此间汉人皆明初征人之后裔，各拥戴其旧主为龙神，以庇护其稼穑，与主之职位大小、立功地域无与也。

龙神像舁至东门会齐后，即抢先到隍庙安驾，其至之先后谓与年之丰啬成正比例，故奔驰皆极迅，犹存端阳竞渡之遗意。

明日龙神游街。

后日端阳，将上朵山禳雹而归。

” ④50年前，陆泰安在其《洮州纪略》一文中，对岷县维新乡元山嘴农历五月十二日高庙迎神赛会，描写得更加具体生动，他写道：“每逢此日，洮岷抬诸神十余位赶会，村村相迎，家家祭祀，山巅形成闹市，男女人等穿红戴绿，其徒步顶礼赴会朝山者不下五千人，往来参神，逢场照戏。

待诸神登山后，就在高庙的戏台下，先由拾神者乱跑乱跳，继则护神者持刀玩棒，喊声震天，飞石乱舞，杀气凌人，人们往往将平日的新仇旧恨都搬到这儿来重演了，每年因报复而伤亡者，不可胜数。

这一天，诸神供宿这庙，凡是远道前往赶会者，大都食宿于此，他们彻夜高唱，那新颖香艳的词句，婉转嘹亮的声韵，动人魂魄，醉人心神，男女问答相和，若彼此情意融合，即在庙前神龛，权作结婚前奏，同席者不以为奇。

翌日诸神纷纷乘轿回府，人们就在这复仇、艳遇难解难分的场面中，结束了一年一度的高庙盛会。

” ⑤这段文字，把20世纪中叶的高庙迎神赛会描述得淋漓尽致。

不过，有一点需加以说明，如今洮岷两地的庙会，赛神、祭祀、祈禳、还愿、唱神花儿和情歌的现象仍在继续，但械斗和野合现象已基本上绝迹了，那只不过是文明进程中野性的“返祖”现象，是一年一度的礼与法的“假日”。

康乐县莲麓乡与临潭县冶力关乡交界处的莲花山，海拔3578米，森林密布，风景秀丽，既有佛寺，又有道观，现已不举行迎神赛会，在宗教信仰方面似乎比较正规，但周围乡民们以农业祭祀为主的传统习俗仍占较大比重，并不时地显露出来。

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举行盛大庙会。

初一、初二为朝山进香、祈福禳灾之日；初三、初四则在山下大唱花儿；初五，花儿会移到景古乡的王家沟门；初六移至临洮县境内的紫松山(因山间有摸子洞和子孙娘娘殿，故乡民亦称该山为“子孙山”)。

这个顺序，恰恰证明了先礼神佛，后唱花儿的传统习俗至今仍在保持着。

初一、初二参拜神佛时，乡民们跪在神佛前焚香膜拜之后，唱求子歌、还愿歌和其他“苦心曲儿”(向神佛哭诉自己的不幸遭遇以求佑助的歌)的现象仍然不少。

清初临洮诗人张晋(顺治壬辰进士)在他的《迎神曲》中，是这样描写家乡当时的迎神赛会的：桃花吹风杏花雨，山口春入古庙宇。

万炉突突香烟举，吹竽撞钟纷歌舞。

巫娘婆婆唱神来，土壁龙蛇眼欲开。

纸钱烧红飞蝶灰，精灵和乐不能回。

初祝螟虫化为水，大家再祝旱魃死。

殷勤拜跪三祝已，田熟牛肥疾病止。

献神羊，酬神酒，送神神归神保佑。

白马金袍神康寿，年年与我好麦豆! ⑥这首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一年一度的迎神赛会，目的主要在于求得农业丰收，人畜安康；二是不但巫娘“唱神来”，众乡民也要“纷歌舞”，这种歌与舞，都是唱给神听，舞给看的。

既然迎神赛会是当地传统的农业祭祀活动，而今天的花儿会又是古老的迎神赛会的延续和发展，那么，将人们在花儿会上唱给神灵的歌纳入祭祀性歌谣的范围来研究，乃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求雨歌”与“散雹歌”洮河流域各县平均海拔2500米左右，年平均气温在摄氏5度上下，年降雨量580毫米左右(多集中于夏、秋季)，无霜期45天到145天不等，属高寒阴湿地区，农作物以小麦、青稞、蚕豆、马铃薯、油菜籽为主，主要的自然灾害是春旱与夏秋季的暴雨、冰雹，以及因之而来的洪水，局部歉收和绝收的情况年年都有。

农民们在花儿中唱当地的自然状况是“一会儿太阳照者哩，一会儿白雨(冰雹)倒者哩，一会儿烟雾罩者哩。

”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从事农业生产，其困难可想而知。

正是在这种生存危机没有尽头的情况下，乡民们祈求神灵对农作物加以佑护，就不难理解了。

我所搜集到的“求雨歌”和“散雹歌”，正是当地农民为求得生存而向神灵表达的衷心愿望。

“求雨歌”如：杆两根，一根杆，十八位龙神保佑各乡都平安，叫庄稼扯上十分田，⑦全县的百姓都喜欢。

(临潭)(2)玉皇大帝蓬头王，⑧你把神力张一张，下一场透雨安十方，叫百姓遭孽障。

⑨(康乐)(3)娘娘庙里木香呛，先给天上玉皇唱，轻风细雨落一场，先把四路八乡的庄稼长，斗价塌者三倍上， ⑩坐者吃肉喝酒摊子上，穷娘娘们一搭喧一场。

(岷县)在过去，不论在大型迎神赛会上，还是在各村社祭祀当地龙神的小庙会上，凡唱这类“神花儿”，都是在地方绅士、“社头”、“会长”的安排、主持下，组织当地老年“花儿把式”来即兴创作和演唱的。

歌者手持点燃的线香，跪在神像前或庙院里演唱，气氛比较严肃、庄重。

在唱“散雹歌”之前，先由“师公子”(男巫，书面语言叫“觋”)披发仗剑作法，并高声吟唱“轻风细雨，月月常降；恶风暴雨，别发一方”之类的诀术歌，然后，歌手们就可以即兴创作，此起彼伏地唱起来。

他们唱道：线杆要捻麻线呢，灵佛爷，你要叫白雨消散呢，庄稼成下是有饭呢，百姓(给你)就把羊献呢!(临潭)(2)染房门上挂蓝布，龙神爷，你把恶风暴雨要堵住，叫黄田收下入了库，叫一年的辛苦白耽误。

(临潭)(3)红心柳，两张杈，龙神爷，黄田就怕白雨发，你的神力稀没大，要把受苦的百姓拉一把!(临潭)如果这一年某乡某村的庄稼幸免于灾，获得了丰收，那么，秋后乡民们的“还愿”仪式必然相当隆重。

不但要焚香膜拜、献鸡献羊，还要用歌声表达对神灵的感激之情。

他们唱道：(1)一根杆，四根杆，龙神爷，今年庄稼扯了十分田，老老少少都喜欢!(临潭)(2)针一根，两根针，灵佛爷，我永世不忘你的恩，若要忘了你的恩，叫雷击多脑火烧身!客观存在的生存危机与人们强烈的生存意识，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种种信仰习俗至今延续不断、常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之一。

信仰民俗作为人类的精神支柱，在表现形式方面虽然千差万别，但像洮河流域的农民对地方神——龙神的信仰竟如此执著与虔诚，却是极其罕见的。

当地艰苦的自然环境给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体所施加的精神压力是如此之大，致使他们将自己的一切希望与理想，都寄托在了龙神身上，构成了独特的心理民俗现象。

三、“苦心曲儿”及其中的“求子歌”洮、岷一带传统的唱给神灵的花儿中，还有大量的“苦心曲儿”。

诸如家计的艰辛，病魔的缠身，婚姻的不幸，配偶的早逝以及婚后无子等等，凡是农家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苦难与凄楚，都成了乡民们悲歌哭诉的内容。

这类歌，有的祈求神灵的佑护与恩赐，有的则仅仅是将自己的痛苦与心事抒发出来，表面上是唱给神灵听，实际上是唱给围在左右的众乡邻听，目的在于排遣郁悒，唤起同情，求得理解，获得心灵深处的平衡。

在唱“苦心曲儿”时，无论男女老幼，往往用“手把吊桥栏杆哩，活的稀没难寒哩，眼泪只打旋旋哩”这类“起始歌”开头，接着便你歇我接、没完没了地唱下去。

比如，一位中年丧妻的男子唱道：锅两口，四口锅，城隍爷，你去了就给阎王说，叫把我的毛娃娘放脱，尕的哭者要吃喝大的穿的鞋都没。

(临潭)另一位新寡的妇女则哭诉道：庙里师公打的鼓，我给城隍来诉苦：灶上空锅没啥煮，衣裳破了没啥补，我身子无靠家无主，死的可怜丢的苦!一些乡民之所唱，以祈求佑助为主，比如：(1)杆两根，一根杆，我给佛爷先把羊羔献，保佑我全家大小都平安，再给我赐个白嘴头的牛使唤!(临潭)(2)马王爷爷你灵验，叫我把骡马养一圈，只要牛羊满了圈，我给你把好的献!(临潭)在许许多多的苦心曲儿中，我所搜集到的“求子歌”数量最多，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多子多男多福寿”是农民们最大的希冀，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伦理观念，又紧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意识。

一位农家媳妇，如果不能给婆家生下儿子，那么，遭白眼、受歧视、被虐待的命运就难以避免了。

已婚而缺男孩的妇女，在花儿会上向神灵大唱“求子歌”，过去是相当普遍的，目前亦仍未绝亦。

请听：(1)木匠做下柜者呢，灵佛爷，我想儿女得下病者呢，愁者炕上睡者呢，骨头连肉另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