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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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宣讲

一、中日交往的历史渊源

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最早可见于成书于战国时代、增补于秦汉时期的古老书籍《山海经》，表明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交往史可追溯至少在两千年前。

唐朝出现了持续200多年友好交往的蜜月期，在此期间，日本先后15次派出遣唐使，遣唐正使由朝廷四位以上官员担任，副使由五位以上官员担任，使团人数少则300人，多则600人。

元朝先后发动了2次对日战争，元日战争是元朝皇帝忽必烈与属国高丽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派军攻打日本而引发的战争；这两次侵略在日本合称“元寇”或“蒙古袭来”，或依当时的日本年号称抵御元军第一次进攻的战事为“文永之役”，第二次为“弘安之役”。镰仓、室町时代呼称（蒙古袭来、异贼袭来、蒙古合战、异国合战）亦有用凶徒称呼之，江户时代大日本史称为元寇。这两次入侵也以北九州为主要战场。

台风，也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神风”，袭击了元军舰队并摧毁了大部分的船只。关于元军舰队被台风摧毁的原因，有说法认为是因为元军使用的是在内河航行的平底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置，而不是在海洋上航行的海船。 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由于元朝蒙古统治者在中

2 国及高丽的残酷压迫，导致两地（高丽与中国南方沿海）对于造军船很反感，造船的汉人和高丽人故意使用错误的船型，而蒙古人对航海又一无所知；又或者忽必烈攻日太过仓促，未有充分准备海船，造船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不过具体原因尚无定论。（好战必亡）

明朝时期，关系恢复，出现了持续近150年之久的朝贡贸易。后来由于倭寇海盗骚扰，两国关系受到影响，朝贡贸易遂告终止。

清朝闭关锁国，只开广州一处允与从海上前来的外人贸易。日本德川幕府也实行锁国政策，只开长崎一处，且只许与中国和荷兰人通商。

面对西方列强叩关，中日两国遭受到同样的命运，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两国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1856—1860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署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舰艇抵达日本江户湾（今东京湾），1854年签署《日美和亲条约》。1858年，日本先后与美、荷、俄、英、法5国签署《修好通商条约》。

通过不平等条约，中日都被置于不平等的地位，丧权辱国。

3 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日两国做出不同反应。清政府固守封建体制，拒绝实行任何涉及体制问题的改革，经常碰到传统势力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固反对，错过了变法图强迎头赶上欧美列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使中国社会逐步沦丧为“双半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利用清政府及反动军阀为工具进行侵华，清统治集团完全俯首听命于列强。慈禧太后为苟延残喘，既要取悦于列强，又要消弭于社会不满，一手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一手耍弄“新政”、“预备立宪”），中华民族处在了“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是1937年8月下旬在陕西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由毛泽东主席起草的争取一切民族力量早日实现抗日解放所做的宣传提纲。洛川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二九运动时蒋南翔高呼："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二、侵略思想由来已久

(一)丰臣秀吉企图先占朝鲜，再征服中国和印度，定都于北京。

1589年，丰臣秀吉完成全国统一后，便于1592年（文禄之役）和1597年（庆长之役）先后两次出兵朝鲜，企图先占朝鲜，再征服中国和印度，定都于北京。明朝出兵援朝，日本两战皆败。应朝鲜国王李昖的请求，大明万历皇帝朱翊

4 钧克服种种困难，毅然派名将李如松出师东征，抗日援朝。朝鲜李朝肃宗曾言：“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这堪称是日本近代侵亚某把战略的发端。

(二)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科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以“经世家”著称。西化的早期倡导人——佐藤信渊。

1823年，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思想家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提出“皇国欲开拓他邦，必先吞并支那国”“若强大支那且不敌吾皇国，更何况其他夷狄乎”“支那划归吾版图，余等西域、暹罗、印度等国则将遂慕吾之德，惧吾之威，不得不叩首匍匐，跪地称臣”。

（三）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政治家、教育家、改革家，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1830—1859）主张倒幕维新后，日本应“乘隙富国强兵，开垦虾夷，夺取满洲，占领朝鲜，合并南地，然后挫美折欧，则事无不克”“使神功未遂者得遂，丰国（丰臣秀吉）未果者得果”。

（四）对日本近代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日本一流私立大学——庆应大学的创办者和《产经新闻》的前身《时事新报》的创始人，他的肖像至今仍印在日本货币最大面值1万日元的钞票上——福泽谕吉。

1885年3月，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文，其观点后被概括为“脱亚入欧论”，其实是“欺亚论”“侵亚论”。提出“唇

5 齿相依、邻国相助”之理对日本已失去意义，“亲近恶友者不免共被恶名。我们在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唯恐西洋“文明人”将日本与中国、朝鲜“同一视之”，造成日本“外交上的障碍”。其结论是：“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文明，共振亚洲。毋宁与其脱离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与支那和朝鲜交往之法也不必是因为邻国而特别客气，而只应以西洋人对待其之方式处置”。

（五）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日本陆军之父，开启了长州藩军人控制陆军的习惯，对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官至从一位、大勋位、功一级、公爵的——山县有朋。

1878 年（明治11年）日本陆军卿（陆军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的神来崇拜，必须以“武士道”作为军人精神的根本。明治14年（1881年）发布《军人敕谕》。明治15年（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强调效忠天皇的建军思想。

1890年3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上奏明治天皇的《外交争论略》中，提出了“二线说”，即主权线和利益线。他把日本疆土称为“主权线”，把朝鲜、中国等国疆土视为日本的“利益线”。他认为：“方今立于列国之际，要维持国家之独立，仅仅防守主权线，业已不足，必须进而防护利益线”。1890年12月，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反复强调“二线说”及其对外扩张构想，大肆鼓吹扩军备战。以此为标志，日本的大陆政策正式形成。

6 （六）专心研究日本如何对外开拓的右翼分子——樽井藤吉。

1893年，甲午战前，樽井藤吉发表《大东合邦论》，提出了吞并朝鲜的“日韩合邦论”，新国名叫“大东国”，取意日出东方。实质是主张侵吞朝鲜并作亚洲盟主。

（七）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报人和思想家——陆羯南。

1894年，甲午战后，日本的思想家、《日本》报创办人陆羯南提出“亚洲门罗主义”，指出，日本、中国、朝鲜构成地理上的“东洋”，东洋内部的问题应在东洋内部解决，无需外部势力干涉，实质是日本作为盟主独揽东亚地区的主导权，不许别国介入其势力范围。

（八）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美术家、美术评论家、美术教育家、思想家，日本近代文明启蒙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冈仓天心。

1903年，冈仓天心出版《东洋的理想》一书，提出“亚洲乃一体”的“亚洲一体论”，后来发展为“日本亚洲盟主论”“亚洲主义”，在日本对外政策方面支持政府吞并朝鲜和对俄作战，最终成为侵略亚洲、独霸亚洲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动力。

（九）日本第34、38、39任首相，日本侵华祸首之一，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推行者，出生于仅次于天皇家的日本豪族家庭，对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德、意签订《三国轴心协

7 定》，并扩大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亚洲各国侵略的——近卫文麿。

1919年1月，曾经于1937年至1939年，1940年至1941年，1941年三次出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战后欧美见闻录》中鼓吹“面积狭小、人口过多的我国向外膨胀，诚为顺乎自然之势”，日本国民“应堂堂正正地为自己生存，要求发展之地”。

（十）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哲学家，国家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提倡者，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创立者——北一辉。

1919年，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哲学家，国家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的提倡者，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创立者，北一辉于五四运动后在上海炮制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了一套日本法西斯化的设想。《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第七部分是朝鲜以及将来的新领土的方针。因为朝鲜不是属国、不是殖民地，应采用与日本本土同样的法令和原则，逐渐给予当地人参政权和各项权利．把国内改造扩展到朝鲜。以后日本取得的新领土也按照这些原则办理。

第八部分是国家的权利。国家除了防卫以外，有为被不义之强力压迫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开战的权利，当前为了印度独立和保全中国而开战是国家的权利。国家还有因为国家自身发达的结果，对其他独占不法的大领土，无视人类共存之

8 天道者开战的权利，当前为了取得澳大利亚和远东西伯利亚，向其领有者开战是国家的权利。

北一辉声称， 日本是国际上的无产阶级，俄国是世界上的大地主，英国是世界上的大富豪，向它们开战是正义的。通过战争，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帝国．进而废除国界，实现世界和平。

（十一）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日本法西斯主义在思想界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走向“亚细亚主义”反面的——大川周明。

作为北一辉的挚友大川周明成为了日本战后唯一一个被指控为甲级战犯的民间人士。大川周明将东西对抗的理论发展到极致——日本作为东方文明的领导者，为了在这场对抗中取得胜利，必须团结大东亚，为了这一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他对内主张建立军部的法西斯统治，对外主张大亚细亚主义，东亚可统一在一个国家里各族共和。他的思想在30年代与军部上层幕僚极为接近，因而被奉为指导思想而广泛传播。

其对中国的态度听起来非常匪夷所思，主张亲华，而亲华的具体手段就是直接派兵占领中国的侵华，以帮助改造中国纳入大亚细亚。他认为只有日本帮助中国才能彻底清除西方国家在华的特权，因此他对中国方面亲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度不满。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2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不断升级的摩擦事件中，他对中国政府总希望请西方国家出面调停的态度非常反感。例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一方

9 面为关东军发动这一事变寻找理论依据，一方面对于中国政府请求当时的国联里的西方国家介入极其反感。其认为只要中国和日本直接交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谈的，但是决不应该让西方国家介入亚细亚事务。面对19世纪加剧的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进程，充满岛国忧患意识的日本知识分子和民间思想界，发展出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大亚细亚”迷梦。然而，这一思潮几经流变，逐步走向极端，并最终发展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统治的思想之源。

（十二）继山县有朋之后长州藩第二代领导人，陆军大将，政友会第五任总裁，日本第26任首相，长期在日本军政两界呼风唤雨，在国内实行高压政策，摧残议会政治，在国外推行满蒙分离政策，阻挠中国统一——田中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