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刑事案件侦企合作问题及对策

2019年2月第31卷第1期四川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ofSichuanPoliceCollege

Feb.,2019

Vol.30No.1

“互联网+”背景下刑事案件侦企合作问题及对策

欧阳长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内容摘要：互联网+背景下，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和企业打交道，侦查人员和企

业的合作程度与打击网络犯罪的效率息息相关，通过对侦企合作进行研究，总结当前存在的问题包括：立法缺失导致侦企合作无法可依；侦查人员调取数据难度大、成本高；合作协议内容各异、信息共享不足；企业以被动性配合为主、增加办案难度；侦企沟通渠道不畅通，影响基层民警办案积极性等五个方面，并有针对性的提出策略，以有效解决当前侦企合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从而提高侦企合作效率，更有利于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人民利益。关键词：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刑事案件；侦企合作；侦查机关

中图分类号：D9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612（2019）01-0041-07

“互联网+”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犯罪披上网络的外衣，网络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革新，同时也给犯罪带来了革新，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全球性、隐蔽性、非接触性等特点，更加便利、便捷的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过程中，和相关互联网企业进行大量接触，在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合作，随着犯罪越来越高科技化，越来越网络化，侦查机关和企业的合作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合作过程当中也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因此研究互联网+背景下刑事案件侦企合作问题很有必要，其中侦是指侦查机关，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国家赋予的侦查权，并对犯罪案件依法进行侦查的专门机关，本文研究的侦查机关指公安机关；企是指企业，指以营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经济组织，本文研究的企业仅限于互联网企业。

一、“互联网+”背景下刑事案件侦企合作的必要性（一）公安机关对于侦企合作的需要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政委曾海燕在2017年5月17日出席数博会时指出“目前，中国网络犯罪至少已占犯罪总数的三分之一，未来绝大多数犯罪都会涉及网络”，笔者整理发现，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469个罪名中，有130个罪名可以借助或者通过网络实施（如表1），涉网犯罪占27.72%，其中主要表现为传统犯罪网络化、新型网络犯罪呈突发性增长[1]。在这些涉网犯罪中，犯

罪分子通过网络的便利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他们通过网络进行犯罪预备、犯罪实施及后期的销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FXB016）收稿日期：2019-01-08作者简介：欧阳长松，（1994-），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7级侦查学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刑事侦查。41赃等阶段，根据洛卡德物质交换原理，在犯罪全过程中，犯罪分子利用网络的同时进行犯罪活动的同时，必然也会在网络上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对于发现犯罪，证实犯罪，抓捕犯罪分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这些痕迹物证散落在网络的各个角落，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互联网企业所掌握的信息，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无论是侦查阶段，还是取证阶段，都会和相关企业有交集，侦查机关和企业的合作由此产生，侦企合作的程度、效率直接影响侦查机关侦破案件的进程。表1可以借助或者通过网络实施的犯罪罪名

（二）互联网企业对于侦企合作的需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通过网络的便利，进行犯罪活动，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互联网公司及其客户的正常利益，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如果不能够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必然会损失大批客户，影响企业正常运营，因此大的互联网公司都建立了自己的安全部门，如：阿里建立了阿里安全部，开发了钱盾等软件；腾讯建立了腾讯安全部门，开发了腾讯管家，并且组建腾讯守护者计划。只有打击犯罪活动，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才能维护企业的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是公安机关的职责，因此互联网企业和公安机关有着共同的目的，打击犯罪分子。侦企合作，不仅是公安机关的需要，也是互联网企业的需要。

二、“互联网+”背景下刑事案件侦企合作问题及成因协助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是互联网企业应尽的义务，然而部分企业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3]，找各种原因不配合公安机关调取相关线索，以保护隐私为借口、以没有权限为幌子或者消极配合，使公安机关错过了打击犯罪的最佳时期。如：温州乐清滴滴顺风车事件，如果滴滴公司在接到民警的请求协助后，及时将顺风车的车主信息和行车轨迹及时发送给公安机关，那么受害人可能就免于被杀。当滴滴客服接到民警请求时，应该及时通过警务合作热线渠道，第一时间反馈信息，而不是核查来电人身份真伪，从而导致贻误战机，造成了严重后果。现实生活中侦查人员去互联网公司调取数据也是困难重重，比如：在电信网络诈骗中，犯罪分子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将诈骗所得的财物转移，而第三方支付平台不具有紧急止付的功能，而公安机关调取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数据则是手续繁琐，而且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对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非常不利，增加了打击难度，同时不利于挽回损失。（一）互联网+背景下刑事案件侦企合作问题的具体表现1.立法缺失导致侦企合作无法可依。目前，我国法律体系建设还不是很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保

大类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比例10/125/5259/1087/424/1341/1384/23备注除武装叛乱暴乱罪、叛逃罪外

如破坏店里设备罪、帮助恐怖活动罪、宣扬恐怖主义罪包括销售伪劣商品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如洗钱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金融诈骗罪（如集资诈骗罪）、扰乱市场秩序罪（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侮辱罪、诽谤罪如盗窃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如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寻衅滋事罪如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

欧阳长松互联网+”背景下刑事案件侦企合作问题及对策

42障侦企合作顺利进行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乏，还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存在漏洞和缺陷，从而在实施过程中，难以遵照执行。首先，缺乏侦企合作的法律法规，对于侦企合作，合作过程中必然会面临风险，同时侦查机关和互联网企业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会形成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博弈，从长远来考虑，侦企合作对于侦查机关和互联网企业都是有很大利益的，但是长期利益由于时间较长，从而利益效果短期之内不是很明显，因此相关领导者，可能会为了一时的眼前利益，而放弃侦企合作，甚至从合作走向对抗，因此只有通过法律法规才能使侦企合作走向正规化、制度化。其次，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过于简单笼统，难以指导行动，主要表现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刑诉法虽有此规定，但是在侦查人员办案过程中，有关单位和个人应该具体怎么配合公安机关收集、调取证据却没有做具体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将如实配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取证作为公民和企业的义务，不履行相关义务需要负法律责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个人及企业，因为不履行此义务而受到惩罚的案列很少，对于个人和企业怎样才算不履行相关义务，现实生活中很难界定。2.侦查人员调取数据难度大、成本高。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调取相关互联网企业的涉案数

据时，难度较大，并且程序繁琐。目前为止，涉网犯罪往往涉及跨区域犯罪，有的甚至涉及跨国犯罪，网络将犯罪的各个阶段连接在一起，侦查人员在调取数据时，往往需要奔赴各地到相关互联网公司，同时手续各地也是不一样，对于数据调取并不是立马就会给你调取。以杭州阿里巴巴集团为例，民警去阿里巴巴调取数据，还出现排队办理的情况，全国各地很多民警都去调取数据，有的竟然排队三四天，有的甚至一个礼拜，调取数据周期不一，同时调取数据的内容也有限制，即什么手续调什么数据，而犯罪往往是时不我待，打击网络犯罪，如电信网络诈骗，需要大量的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进行挖掘，而互联网公司则很难将全部相关数据调给公安机关，不利于打击犯罪。侦查人员调取数据，需要往返奔波，不仅费时费力，还会占据很大一部分办案资金，这对于经济本就不发达的地区，办案资金得不到保障，加大了基层公安机关的负担，侧面打击了基层民警打击犯罪的积极性。3.合作协议内容各异、信息共享不足。目前为止，很多互联网公司已经和一些公安机关进行合

作，共同打击涉网犯罪，维护网络安全及人民利益。比如：北京市局和360的合作，浙江省厅和阿里巴巴的合作，广东省厅和腾讯公司的合作，他们合作的形式主要是通过签订协议的形式进行的，彼此合作的内容有差异，不仅表现在不同互联网公司和公安机关签订的协议有差异，还包括同一家互联网企业和不同的公安机关签订合作协议的内容也有差异。对于全国涉网犯罪的严峻形势，虽然目前很多公司都和一些省厅和市局展开了合作，但是这些合作对于目前全国的总体情况而言，合作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相关企业对于相关合作单位的合作协议内的配合比较积极，而对于合作协议之外的需要合作的内容和其他公安机关的相关请求却效果不佳。4.企业以被动性配合为主、增加办案难度。目前为止，大多数企业只是被动配合公安机关调

查取证，调取数据，而没有主动的去寻求合作。当发生案件时，民警向相关企业调取相关数据，相关企业的配合程度各不相同[4]，以温州乐清滴滴顺风车事件为例，通过对此事件的案件过程进行分析，发现滴滴公司在面对民警的相关请求时，是被动性的配合，民警在请求滴滴客服提供相关信息的时候，滴滴客服称会有安全专家介入，同时查询信息的时间较长，平台客服称查询相关信息需要3到4个小时，同时还需要相关民警提供警官证等信息，要知道在案件正在发生过程中，多一秒钟受害人就多一分危险，对于滴滴公司的查询程序及效率，不利于对犯罪进行打击。由于滴滴公司未能及时的将顺风车车主相关信息及行车信息提供给公安机关，最后发生血案，无形当中滴滴公司的被动性配合给犯罪嫌疑人以更多的作案时间，对于最后犯罪结果的发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5.侦企沟通渠道不畅通，影响基层民警办案积极性。当前，互联网企业与省部级沟通较多，与县

市级公安机关沟通比较少。以阿里安全为例，在2018年12月21日，在第七届全国公安政务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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