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有哪些人能够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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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十名国民党战犯获特赦后赴台湾遭冷遇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此前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根据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予以公民权,并作出决定,特赦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决定一公布,在第六批(最后一批)释放的293名战犯中,当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有亲人在台湾的,要求去台湾与家人团聚。
据此,原国民党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维担心台湾当局拒绝被俘战犯赴台,他在讨论中提出:被特赦释放人员,不管在台湾是否有家属,都有权利向台湾方面提出去台湾的要求。
第一个提出去台湾要求的是在济南特赦的原国民党青年军二○四师上校团长张海商。
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台湾,他要求去台湾与亲人团聚。
接着是在抚顺释放的原国民党军统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周养浩。
他的8个女儿和妻子居留在台湾、香港和美国。
随后是原国民党五十一军中将军长王秉钺、原国民党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王云沛、原国民党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原国民党军统少将专员段克文、原国民党一○五师上校团长杨南村、原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铁石,原国民党二八一师上校团长赵一雪,都因有亲人在台湾,提出了去台湾的申请。
特赦释放申请去台的十人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政府的批准。
中央统战部于4月12日在北京着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为十人饯行。
在会上,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在宴会上说:“政府希望你们早日到台湾与亲人团聚。
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政府照样欢迎。
”同日,中央通知广东省做好十位特赦人员经广、深赴港转台的接待安排工作,并要求4月14日抵达香港。
在广东省委的领导下,立即制定了在生活、参观、保卫等方面的接待方案。
4月13日,王秉钺等10人,在中央统战部派出的专人陪同下,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
国民党少将赵志华生平简介赵志华生平简介赵志华生于1914年,河北通县人,1933年9月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后来曾经参加了与红军的作战,也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后蒋介石从大陆撤退去台湾的时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在台湾辗转成为了国民革命军装甲兵学校少将校长,装甲兵副司令。
赵志华之所以被世人所知道是因为其发动了著名的湖口兵变。
1964年1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赵志华在新竹湖口装甲兵基地大集合场召集装甲主力部队第一师的所有队职干部训话,声称要打到台北去,清除掉蒋总统身边的“坏人”,学习古时候的“清君侧”的做法,保卫蒋总统。
在其发表的演说中提到了三点:一:台湾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乐观,很多国家都与中共联系密切,台湾的地位大大的不保,而政府官员却没有能力处理出现的这些问题,有的甚至是发布两个中国的论调,台湾陷入了危险境地。
二:很多高级将领没有反攻大陆的决心,生活腐化,当时作为总统府参谋长的周至柔的一条狼狗一个月的花费甚至比一个连的伙食费还要高。
三:装甲部队是一支精锐之师,理应当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
演说完毕之后赵志华问谁愿意跟随自己带兵去台北,没有人回答,后来有一个人说自己愿意去,于是走上了台,赵志华正想要夸赞这个人,不料想这个人猛的抱住了赵志华,大喊着:“抓起来!”于是赵志华被众人一拥而上抓了起来,最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1978年,赵志华保外就医,不久就去世了,据说可能是被当局暗害的,享年65岁。
通过赵志华简历后人可以看到赵志华是一个希望蒋政权强大的人,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人,对蒋介石政府充满了赤胆忠心,但是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悲可叹。
赵志华湖口兵变赵志华生于1914年,后任国民革命军装甲兵学校少将校长。
正是这样一位校长因为不满蒋介石政府的种种贪污腐败,更是由于不满当权者的奢侈糜烂,于是在台湾新竹湖口召集起装甲兵干部,想要发动兵变,据说要清理掉蒋总统身边的一些小人,一些不为党国着想,不想反攻大陆,只想着吃喝享乐的“奸佞”。
张国焘去台湾的一段秘闻作者:来源:《人民文摘》2010年第04期◎口述/刘俊德整理/柯云解放前夕,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前,关于张国焘何去何从的事向毛人凤授意,留大陆似还有些作用。
毛人凤受主子之令,亲自把张国焘叫到家里设便宴招待,要沈醉作陪。
性子急躁的张国焘首先提出要去台湾定居。
毛人凤先是委婉地对他说:“希望你留在大陆暂不要走,这不只是我的意思,而且是‘老头子’亲自决定的。
”张国焘满面愁容回答说:“我已考虑过了,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当普通老百姓,写一点东西。
”毛人凤却不敢违抗主子的旨意,一再劝他留下来,并说:“经过多方研究、分析,共产党是决不会杀害你的。
留下后,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作用要大,效果更佳。
”说罢两眼直盯在张国焘的脸上。
张国焘低头沉思良久不语,然后抬起头来,脸色十分难看。
他知道,毛人凤的话虽不是命令,但也不是好拒绝的。
张国焘心中抱定主意,无论如何决不能留下来。
他鼓足了勇气,用低沉的声音对毛人凤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毛泽东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是少不了。
我年岁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批评,我还可接受,落到那些年轻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
人总是要面子的,这些人会给我面子吗?说不定还要受皮肉之苦。
”一个要留,一个不从,僵持很久。
最终张国焘与毛人凤不欢而散。
临走时,毛人凤向他示意:“我可以直言相告,如你不愿留下,台湾是不欢迎你去的。
”张国焘没有回话,就夺门而去。
他走后,沈醉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反问道:“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1949年,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终于土崩瓦解,南京总统府插上了五星红旗。
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及国民党要人,为了在台湾维持偏安局面,一面通过外交手段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支持,一面忙着收拾残局,安定地方,并为“反攻大陆”做一切准备,再也没有想起张国焘的事。
张国焘这时才真正感到被人唾弃的滋味。
从武汉到台湾国民党逃台军人的辛酸历程(上)作者:雷炎来源:《坦克装甲车辆》 2020年第18期雷炎1948~1949年,中国进入“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性时刻。
解放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在此期间,那些最终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溃兵究竟看见什么,思考什么,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其实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国民党逃台军人杨承祖从武汉到台湾的经历,就具有这样的意义,作为站在历史性失败集团一边的个人,他所反映的“东鳞西爪”也是印证历史必然的重要证据,那就是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选择新中国是不可阻挡的意志。
徐蚌战败,华中危急1948年秋,杨承祖考北大、清华、武大都落榜,到鄂城教了一个多月小学,10月初回武汉。
正好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因鄂西共产党游击队壮大而迁来汉口,10月才招生,杨承祖考上国文系。
当时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东北全失,华北和华中也连吃败仗,百姓人心惶惶,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相信共产党胜了,社会会公平,穷人会翻身。
有一种说法,叫“三生有幸”——先生、学生和医生将受到重视。
杨承祖考师范学院,也想等到共产党来时会安全些,不会像无业者被国民党抓丁当兵。
国民政府不但军事失利,经济方面也因滥发金元券加速货币贬值和商品惜售。
母亲因杨承祖考上师院,想送他一只新手表,结果钟表行都不开门,还是托了朋友才买到一只英纳格表。
杨家住在武昌后长街房子里,楼下租给胡琏指挥的第18军留守处,先是副师长覃道善住过,以后团长尹俊的两位太太也住过,最后是留守处办公。
胡琏的部队扩充为第12兵团时,上面派黄维当司令,胡琏为副司令。
黄维在国民党军中资历深,曾是胡的上司,但多年未带兵作战,当时是中央训练团武汉分团主任,胡琏遂以就医留在上海了(蒋介石用人有偏爱老部下的习惯,黄维曾为胡琏直接上级,加上胡琏在抗战任师长时参加鄂西石牌战役,期间某团长阵亡,胡指定自己的部下升任团长,有传言说蒋介石向来亲自任命团长以上军官,胡琏“越俎代庖”,遂为蒋所忌,因此虽然逃台后多次与解放军交战“有功”,但终不得大用,后来干脆安排去当台湾驻南越“大使”)。
从武汉到台湾——国民党逃台军人的辛酸历程(下)作者:雷炎来源:《坦克装甲车辆》 2020年第20期雷炎四川大势已去父亲给了杨承祖一些银元券,让他早上去中国银行排队换黄金——每人限换一两,又叫他自己去买双皮鞋。
第二天一早到银行排队,等9点银行开门,不到半小时,银行就把门关上,说兑完了。
排队的人只好失望地散去。
去买皮鞋,只能买到硬底的,那时还少有专卖运动鞋的鞋店。
父亲回到重庆,只能在储奇门附近的军官宿舍有一个床位,并无房间,不能让儿子早来。
父亲告诉,26日下午3点在军医署前的广场会有辎汽一团的专车搭载军眷去成都。
杨承祖一早从盘溪提着两口箱子到重庆,中午到青年会餐厅点了两菜一汤,吃得比平常更好,算是临别纪念。
2点45分到了军医署,只见办公室已人去楼空,走廊和中庭丢了不少杂物,遇到人一问,才知道两点钟人都上车,车已开走了。
这下可着急了,询问得知父亲和署长到储奇门边的联勤总部开会去了,尚未散会,就赶紧去联总门口,卫兵不让进,但说:“还有开会的人未出来,你可在此等候。
”大约5点多,父亲满面通红地走出来(父亲血压偏高,紧张时候脸会红),说:“你回我宿舍去先吃饭,我大概六七点就会回宿舍。
”说完又进去了。
将近7点,父亲坐一辆吉普车回宿舍,车上坐了司机、司机太太和一个带枪的卫兵。
杨承祖挤上车,箱子都捆在车顶、车尾,后座也挤了小件的行李。
天有点雨,在路上时常要让去南岸增援的运兵车和从前线下来运伤兵的车。
这时,解放军已攻占重庆南边的门户綦江了。
司机原想从市西两路口出市区,一路上车非常挤,就改道走小龙坎,稍微好一点,可是往壁山只有一条路,就只能慢慢开了。
不料有一辆中型吉普车,两边踏板上各站一个穿军装的人,肩上挂着枪,一路要强行超车,大家只好让路。
但天雨路窄,勉强挤路肩,中吉普在一处滑到路肩外,车上的人无法把车推上路来,招手想让人帮忙,那些被他们用枪逼着让路的,谁也懒得停下来帮忙。
可见只知逞强不知礼让的,到头未免吃苦。
杨承祖跟父亲分手时说,今晚一定要过壁山,明天一定要过内江。
国民党退居台湾后60万“荣民”老兵消亡之谜作者:来源:《党史天地》2016年第24期1949年,失去民心和根基的国民党已无从立足,无论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命若蝼蚁的士兵,都在自愿与不自愿当中来到台湾,被称为“荣民”。
在时代的裹挟下,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背井离乡,随遇而安,以1949年为分界点,人生的下半场悄然上演……60万“荣民”如何安置这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
“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国民政府带领200万残兵、难民来到台湾。
”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在史书上冷峻地记载道。
这200万人,不管是否情愿,都被刻上了失败者的烙印。
来自不同地域的200万人,无论原籍何处,共同的遭遇,屈辱和自省的情绪,将他们组成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一起去承载离乡的愁苦。
在这个小岛之上,他们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外省人”,以区分于600万的“原住民”。
从1950年起,原本随国民党来台的60万士兵,在台湾实施义务兵役制后,逐步被年轻的本省新兵取代。
大批士兵退伍,他们在台湾没有亲人,自己也身无长技,退伍后怎么生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就在这个背景下,台湾当局于1954年11月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兵转业。
一开始,“退辅会”主任由台湾省“主席”严家淦兼任,副主任是蒋经国,而在实际上,严家淦只是挂个虚衔,主要工作都由蒋经国操办。
“荣民”这个指代退伍士兵的概念由此产生,它的全称为“荣誉国民”。
1956年6月6日,台北的“荣民总医院”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并于3年后投入使用,简称“荣总”,日后这家医院不但成为许多“荣民”看病的地方,也成为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的病房,蒋经国遗孀蒋方良在病重时,宋楚瑜即是赴“荣总”探望的。
中部东西横贯公路的兴建是蒋经国在“退辅会”干的一件大事。
在施工前,蒋经国就带着“荣民弟兄”进山勘测,施工过程中,蒋经国又多次到工地为“荣民弟兄”打气。
前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带领中国进入民主主义时代,但由于这次革命的不彻底,民国时期的政权并不统一,虽然东北易帜促成形式上的统一,但中原以外的地区大都被地方军阀势力所控制,不过令人可敬的是,抗战爆发后,他们求同存异,凝聚一心,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抗日事业的贡献值得敬佩。
三大战役胜利后,国军大势已去,解放军乘风破浪,前驱直入,全国各省相继解放,曾经的地方割据局势已不复存在,1949年底,有四位曾经的军阀大佬跟随老蒋逃往台湾,这几人中曾有与蒋介石处于对立面,那么他们到了海峡对岸,待遇如何?人生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白崇禧1893年生于广西桂林,先后就读于广西陆军小学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加入桂军后,很快崛起成为新桂系的代表人物,抗战爆发后他摒弃前嫌,致电蒋政府支持抗日,其桂军也很快成为抗日力量的主力军,赫赫有名的台儿庄战役虽由李宗仁指挥,但也有白崇禧的功劳。
1949年11月,解放广西战役中,桂军先是遭到重创,12月初残部被消灭,桂军实力尽失,已无退路的白崇禧在越南飞往台湾,没有军权的他任受蒋摆布,仅担任评议委员等虚衔,一举一动还受到监视,处境日益艰难,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病逝于家中,终年77岁。
阎锡山1883年生于山西五台山,早年在山西武备学堂学习,后赴日本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山西都督,开创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军阀混战时期,他曾拥蒋北伐,但很快两人关系恶化,多次出兵伐蒋皆遭失败。
抗战时期,他领导的晋绥军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后来晋军与绥军分立,但阎锡山仍为晋军大佬,掌控山西一省势力,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对继续保持山西的统治不做幻想,当年3月飞去台湾,没有实权的阎锡山在台湾深居简出,为了资助部下曾创办小工厂和农场,1960年5月23日病逝于台湾,终年77岁。
马步芳1903年生于甘肃临夏,著名的“西北三马”之一,一提起他,就会联想到西路军的惨败,1949年,在第一野战军的强有力的攻势下,马家军遭到惨败,大势已去的马步芳带着儿子逃往台湾,当时老蒋把西北战场失败的全部责任推到他身上,还要他重返西北,收拾残局,他先是设法周旋被批准不去西北,最终离开台湾,飞去沙特和埃及,曾出任台湾当局“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75年死于沙特,终年72岁。
1949年,60万国民党士兵撤退台湾,与亲人骨肉分离。
“死也要回大陆!”虽然两岸政策逐步放开,但直至今日,因各种原因仍有不少大陆的亲人家属不知道在台先辈的下落。
来自湖南石门县47岁的何世安是“幸运”的,在爷爷离家半个多世纪后,他终于可以来台湾接爷爷的骨灰回家。
台北忠烈祠主建筑仿北京故宫太和殿,这里供奉着为国捐躯的抗日烈士。
1987年,台湾地区开放“老兵返乡”,但仍有部分老兵因身体和经济原因,无法回归故土,长眠异乡。
2018年4月25日,来自大陆26个家庭的80余名家属,来到灵前献花致祭,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自己抗战先辈的牌位。
“我这次来是要接爷爷回家的。
”在与台湾亲人见面会上,何世安讲述了自己爷爷的故事。
他的爷爷何松云是湖南石门县人,1944年春,27岁的何松云被抓壮丁进了国民党200师,1948年辽沈战役后,何松云经上海坐了7天7夜的船到达台湾,之后便断了音讯。
何世安说,爷爷离家后,太奶奶整天哭,最后哭瞎了双眼,去世时还一直呼叫着儿子何松云的名字。
何世安准备乘坐高铁前往屏东县接回爷爷的骨灰,“有一点紧张,希望顺利。
”在火车上,何世安回忆起小时候,除夕夜给爷爷上香时,何世安疑惑地问父亲,爷爷去哪里了?因为当时的环境,爸爸不敢讲,只是说爷爷去了很远的地方。
何世安与堂弟何世新同行,他们望着窗外屏东县变换的景色。
屏东县街头景象,这里是何松云曾经生活的地方。
1988年,大陆与台湾恢复通信,何松云与大陆家里取得联系。
他几次准备回湖南老家,但因身体太差没能成行,直到1992年6月去世,再也没能返回大陆故土。
何世安的父亲盼望有生之年,能看到父亲的骨灰在老家下葬。
但2015年何世安的父亲也因病去世,临终前嘱托儿子一定要把爷爷带回来。
屏东县的出租车司机吴伟平前来接何世安。
2015年,何世安第一次孤身来屏东寻找爷爷的墓地,就是吴伟平带着他,当时他们在公墓找了三四个小时。
墓地中长满带刺的植物,吴伟平的小腿多处被划伤,何世安因此很感谢这位老哥哥。
国民党逃台上将桂永清突死之谜国民党逃台上将桂永清突死之谜国民党军队要员、一级上将桂永清,在解放战争末期被中共定为第三十五号战犯。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在大陆节节败退,其政权摇摇欲坠。
1949年4月,桂永清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带领部分海军官兵及战舰逃往台湾,并继续任海军总司令。
只是,这位权倾一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生活了几年后,因被蒋介石秘密调查而突然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发现汤恩伯贪污巨款的惊天秘密桂永清,字率真,江西贵溪县鹰潭镇桂家村人,生于1900年,其父桂京山原为菜农,后经商发家。
少年时代,桂在贵溪、心远、南昌念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在黄埔军校期间,桂与杜聿明、胡宗南、吴麟征号称“黄埔四杰”。
1925年,桂永清参加东征,任过连长、营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团长、旅长,1931年春赴德留学,入德国步兵专科学校学习,1932年初回国,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队长,安庆市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抗战期间,桂先后出任七十八师师长、战干团教育长、首都警备副司令、四十六师师长、二十八军军长,驻德、英使馆武官,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
内战期间,桂出任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总司令等职。
据与桂永清有过接触的人说,桂为人蛮横霸道、毒辣残暴。
抗战期间,桂永清担任战干团教育长时,以清共为名,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綦江惨案”,惨无人道地将国民党吸纳到抗战队伍的数百名受训人员秘密残杀,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
后因蒋介石的包庇,桂永清逃脱了惩罚。
1948年夏,交通部招商局的一艘四万吨级的闽海号货轮在福建海面与一艘军舰相撞,造成军舰下沉,一百余官兵淹死。
据了解事件真相的人说,此次事故责任不在货轮,但桂永清硬说全部责任在闽海轮。
由于当时处于乱世,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不了了之。
1948年12月3日黄昏,招商局的一艘客轮由上海起航开往浙江宁波,桂永清觉得这是报复的一个好机会,决定将此轮炸沉,以报上次沉舰之仇。
客轮航行到长江口外以东江面时,桂永清下令海军轰炸机携带一枚五百磅炸弹起飞,以轰炸“投共”军舰为名,将招商局的这艘客轮炸沉。
国民党前⼗名战犯的最终结局2019-10-171948年12⽉25⽇,新华社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
前⼗名战犯,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都是⼀些叱咤风云的⼈物。
他们被赶出⼤陆后结局如何呢?我通过查找资料,得出下列结果。
第⼀号战犯,名中正。
浙江奉化⼈,保定军校毕业。
1949年以前为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当政20余年。
1949年末逃⾄台湾,在台湾延续中华民国年号,建⽴政权,1975年病逝。
第⼆号战犯李宗仁,字德邻,⼴西桂林⼈。
1949年任中华民国代总统。
他因与长期不和,⼤陆解放后,他没随蒋去台湾,⽽是去美国定居下来。
1965年,在我统战部门多次做⼯作的情况下偕同夫⼈郭德洁⼥⼠回到祖国⼤陆。
消息传出,轰动世界。
、等党和国家领导⼈亲⾃去机场迎接,随后,⼜宴请他。
1969年,李宗仁因病逝世,终年78岁。
第三号战犯陈诚,字辞修,保定军校毕业,浙⽥⼈。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号⼈物,长期为所倚重。
曾任部长、总参谋长等职。
到台湾后任国民党副总裁。
⽣前,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
1965年3⽉因病逝世。
第四号战犯⽩崇禧,字健⽣,⼴西桂林⼈,回族,保定军校毕业。
曾任国民政府部长,华中“剿总”总司令等职。
⽩崇禧与李宗仁关系较好,同为桂系⾸领,三次下野,他都参与了逼宫。
因⽽他随蒋去台后,蒋⼀直想除掉他,但考虑到其它原因⼀直没下⼿。
妻⼦死后,⽩与护⼠张⼩姐热恋,由于⼤剂量服⽤性药(据说是特务故意⽽为)导致⾝亡。
第五号战犯何应钦,贵州兴义⼈,字敬之。
的重⾂,曾任国民党陆军司令、部长等职。
后因在西安事变中⼒主⽤武⼒讨伐西安,欲置蒋于死地,失去了蒋对他的信任。
到台湾后,他不问政事,过起了清闲⽣活,1987年病逝于台北。
第六号战犯顾祝同,字墨三,江苏涟⽔⼈。
保定军校毕业。
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等职。
到台湾后仍受重⽤,1987年病逝于台湾。
第七号战犯陈果夫,浙江吴兴⼈。
他与弟陈⽴夫⼀起创⽴CC系,把持国民党党务。
当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百万台湾老兵的归乡路作者:彭佳予王丰来源:《晚晴》2015年第09期1949年,蒋介石的部队在大陆败局已定,百万大军跟随蒋介石进入台湾。
百万大军,意味着超过百万家属仍然留滞大陆。
这一别就是40年。
40年,青丝早成白发。
在无数个孤寂的夜晚,人们可以听见岛上千万声难眠的叹息,像海峡的潮水一般难以平息。
1987年10月14日,蒋经国掌控的国民党中常会,决定终结乃父制造的这些数不清的人伦悲剧。
走了40年返乡路的老兵们,至此才真正踏上归途,也正是他们,启动了两岸关系和经贸往来的前奏。
如今,台湾开放居民赴大陆探亲走过了20多年。
20多年来,已有难以计数的台胞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
说起漫漫归乡路,他们心中有数不尽的亲情乡情祖国情,尤其是百万台湾老兵。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蒋介石刚刚撤退到台湾之时,在1950年的几场讲演里,几次提及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竟然至少有3种以上不同版本的数字:50万人、80万人与100万人。
姑不论国民党军队的准确数字,这“百万大军”或者“50万军队”,都是蒋介石从大陆调集到台湾的天真无邪的年轻人。
一旦脱下军装,这些囊中羞涩而身无长技的年轻人,便四顾茫然。
初来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闽南话。
这些孤独的灵魂,不知如何立足于陌生的热带岛屿。
来自大陆各省的退伍军人,离家时不过弱冠之年。
一般人的弱冠之龄,正是黄金岁月,然而,这些追随蒋介石到台湾的第一代国民党军,受限于当局早年之军人禁婚规定,许多人终生未婚。
在那个两岸敌对、天天喊打喊杀的年代,台湾地区军民稍与大陆方面联系就有可能被冠以“匪谍罪”论处。
有些老兵想跟老家通信,一是台湾当局禁止,二是大陆重新进行过行政区划,记忆中的地址已成历史,连只纸片字都传递不到朝思暮想的亲人手中,返乡探亲是难如上青天的奢求。
诗人余光中写过,“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这是老兵的集体哀怨。
何文德是“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的会长。
他回忆说:“那时请他们(华侨)回家经过香港时,帮我把信丢到邮筒里,就是这样和家里联络上的。
为两岸和平奔走的密使们
许念婉
【期刊名称】《天津政协公报》
【年(卷),期】2012(000)009
【摘要】<正>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海两岸曾建立了持续40多年的密使制度,李次白、曹聚仁、沈诚等密使的名字都被铭刻在了两岸秘密交往的历史中,成为潜行在两岸之间的重要人物。
台湾高雄市凯歌归饭店的老板李次白,在1950年5月初的一天接待了三位不速之客。
他们都是蒋经国的心
【总页数】2页(P40-41)
【作者】许念婉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18
【相关文献】
1.国共隔海对峙时期为“和谈”奔走的秘密使者们 [J], 张森奉
2.那些为两岸和平奔走的密使们 [J], 许念婉(口述)
3.国共隔海对峙时期为“和谈”奔走的密使们 [J], 张森奉;
4.奔走于海峡两岸的“国共密使”曹聚仁 [J], 王存福
5.此生甘愿为两岸福祉奔走——委内瑞拉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聂国常印象 [J], 黄柏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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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两岸空军飞行员叛逃事件自1960年以来,中国大陆共发生驾机叛逃案件17起,未遂5起,得逞12起。
多数逃往台湾,有网友在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上找到了这些叛徒的照片。
还发现了原来台湾也有起义来大陆的。
“叛逃台湾”的人1949年国民党政权转移台湾以来,在强力文宣及优厚奖金吸引下,先后有多名大陆解放军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飞离故土来到台湾。
这些被冠上“反共义士”头衔的飞将军们抵台时,台湾街头巷尾燃放鞭炮欢迎“反共义士投奔自由”。
在蒋氏父子掌握台湾政权的年代里,台湾先后砸下近5万两黄金来欢迎这一批又一批的叛逃者,从500两到7000两不等,视飞机机型不同而有所区别。
由于获得大笔黄金,这些当年大多年仅二三十岁的飞行员,一夜之间就成了千万富翁,他们后来的境遇,各不相同。
第一次驾机逃离大陆的邵希彦和高佑宗1961年9月15日,邵希彦、高佑宗驾驶喷洒农药的AN-2型民用螺旋桨飞机降落韩国济州岛,成为第一次成功驾机逃离大陆,也是惟一驾驶民航机叛逃的飞行员。
邵希彦和高佑宗随即被接往台湾,并获颁500两黄金,以当时的市价,可以在台北市西门町买一间100坪的店面,而这样的店面现今的市价,至少也在5000万新台币以上。
在他们之前,1960年1月12日,解放军飞行员王文炳曾驾驶当时大陆最先进的米格-15型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由于对地形不熟,飞到了没有机场的台湾宜兰上空,油料用尽,迫降时机毁人亡。
不过,王文炳的行动开启了此后30年间解放军飞行员驾机逃台的先河。
除了高额奖金,台湾军方还为邵希彦和高佑宗安排了工作及进修。
邵希彦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夜间部,毕业后赴美取得硕士学位,返台后在亚洲反共联盟工作,成为国民党“反共宣传”的样板。
1999年他退休后移民美国。
高佑宗被安排在台湾空军工作,负责心战业务,曾撰写1000多万字的心战稿,还曾获颁台湾军方的“国军文艺铜像奖”,后在空军总部政二处上校副处长任内退伍。
近年来,台湾“反共义士”地位不再如从前,高佑宗也开始大曝内幕,说当年他与邵希彦并不太熟。
政府公务员最终抵台者,“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近日,电影《太平轮》上映,一段沉痛的内战往事——1949年百万大陆军民仓皇迁台——重新获得诠释。
电影之外,今人多已未必了解,什么样的人,当年才能获得一张去台的船(机)票。
至晚在1948年10月,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时,蒋介石已有意将台湾作为日后退守之地。
除军队之外,中央研究院是蒋介石最先指示迁台的机构。
国民政府拨款三百万,作为中研院的应变经费。
但中研院成功迁台的仅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数学所,其他12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与社会学所,都选择留在了大陆。
在81名院士中,仅朱家骅、傅斯年、李济等9人选择赴台,陈寅恪、李四光、陈垣等60人留在大陆。
另有胡适等12人去美。
拒绝赴台的学者中,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比较有代表性。
陈垣读《西行漫记》后,“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深深的受到感动”。
北平围城期间,他给儿子写信说,“政府来电并派飞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均婉谢,因无走之必要也。
”①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是除军队外,政府组织的迁台群体的主体。
但国民政府行政院,当时对所属各机关的迁徙,并无任何统筹计划,以致于各单位只得各自为政,结果不但资料损失惨重,人员流失也相当严重——人员流失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当时国民政府随战争局势一再播迁,先至广州,再至重庆、成都,许多公务人员往往因生活困顿,不愿随迁,选择脱离。
其二,各机关组织迁台能力不一,但总体上均甚为困难,名额有限,故迁台前均曾大规模编遣内部职员。
当时赴台一票难求的情形,可参考张大千回忆。
据张说:“原以为到了机场,就可飞离险境,那有如此简单的事啊!一看机场堆的都是行李,外加筹了一大堆扶老携幼的人。
大家注意的是一位……点名的军官,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可以上飞机了,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名字,盼望被叫出来的那份急盼神情,真是不好形容……”②大略而言,最后国民政府五院十二部,“到台湾者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家眷未能随行者比比皆是”。
孙中山四次莅临台湾的历史细节作者:齐霁朱行堃来源:《新传奇》2021年第47期孙中山对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的前途和台湾人民的命运十分关注,与台湾和台湾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孙中山在二十几年间先后四次莅临台湾,甚至在病危时他仍“念念不忘台湾同胞,关心注意台湾同胞的革命事业”。
孙中山曾向中外记者宣示:“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50年之久。
正是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和期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受挫,又目睹清廷的腐朽,确信在当时中国“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遂走上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
此后,孙中山时刻关注和关心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的前途和台湾同胞的命运,曾两度派人赴台宣传革命思想、建立兴中会台湾分会和同盟会台湾分会,并多次莅临台湾从事革命活动。
关于孙中山莅临台湾的次数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有两次、三次和四次几种不同说法。
这里依据有关史料记载,尽力还原孙中山四次莅临台湾的历史细节。
为指挥惠州起义第一次到台湾孙中山为策划并指挥广东惠州起义,于1900年第一次到台湾,在台北住了44天。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看到清朝统治力量遭到严重削弱,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到,决定发动惠州起义,并选定台湾为此次起义的司令部,待起义发动后再设法潜入大陆。
9月24日下午1点,孙中山化名吴仲,在日本神户乘“台南丸”号启航经马关赴台湾。
9月28日,抵达台湾基隆。
此后在台北新起町的一座楼房内设置起义指挥部,就地加聘军官,并下令在惠州发动起义。
当时《台湾日日新报》刊载了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的报道,指出惠州起义的首领“系孙逸仙(孙中山,号逸仙)”,发动起义的是“欲兴中国之人”,目的是“驱逐满清政府,独立民权政体”。
后因日本政局改变,新任首相伊藤博文严禁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援助孙中山,随之军械和军饷接济均告落空,结果惠州起义因军需后援无继而失败。
舟山籍赴台老兵口述史感想舟山籍赴台老兵口述史感想A14养殖2 王晗栋 140202203这是一段令人不愿提起的悲伤历史,许许多多的家庭因此支离破碎,许许多多的孩子再也无法与父母相见。
然而这一段历史也不应被遗忘。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接连解放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地,十余万国民党军政人员溃退至舟山,在舟山停留一年后撤至台湾。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蒋介石曾4次到定海。
这4次定海之行,反映了他由信心百倍的“保卫大舟山”到无可奈何地全线撤军,这180度大转折的过程。
1950年4月27至28日,蒋介石第四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到定海,与他同来的还有美国驻华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柯克。
这次来定之前,蒋介石已经有了舟山撤军的意向,这是他跟柯克再三商议、权衡利弊的结果。
尽管主意已定,但他表面上不露声色,严格保密,在将领们面前也不透一点风声。
蒋介石回到台湾即着手制定舟山撤军方案,5月10日,把石觉召到台湾面授机宜,具体部署撤军事宜。
11日,蒋介石下达“撤退舟山群岛全部驻军”的手令。
因为保密,事先严密封锁消息,到开始行动,时间十分仓促。
依照蒋介石的部署,12日晚间开始登舰,15日最迟16日登舰完毕。
5月19日,满载撤军官兵的舰船分别在台湾高雄、基隆码头靠岸。
5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电台宣告:“惟有集中兵力,确保台湾,方足反攻大陆,复兴国家。
”蒋介石把“反攻大陆”的美梦,从舟山做到台湾去了。
然而,这次“撤退”,撤退的不仅是原来的舟山群岛全部驻军,还包括了舟山当地的万余名壮丁,其中甚至包括了仅14岁的少年。
在国民党军史上,这次秘密军事行动,就是著名的“舟山大撤退”。
史载,短短4天内,约14.8万人秘密撤往台湾,其中被抓民众1.3万多人。
被抓者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大的53岁。
这些被抓的舟山人成为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他们原本以为,只要过几年,国民党反攻大陆,自己也就能再次回到舟山,与亲人相见。
然而一年又是一年,国民党一直没有反攻大陆的意思,随着共产党空军实力的增强,国民党也逐渐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念头。
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有哪些人能够去台湾?
近日,电影《太平轮》上映,一段沉痛的内战往事——1949年百万大陆军民仓皇迁台湾——重新获得诠释,电影之外,现在的人未必了解,什么样的人,当年才能获得一张去台湾的船(机)票。
1、政府公务员最终抵台者,“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
至晚在1948年10月,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时,蒋介石已有意将台湾作为日后退守之地,除军队之外,中央研究院是蒋介石最先指示迁台的机构,国民政府拨款三百万,作为中研院的应变经费。
但中研院成功迁台的仅总办事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数学所,其他12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与社会学所,都选择留在了大陆,在81名院士中,仅朱家骅、傅斯年、李济等9人选择赴台,陈寅恪、李四光、陈垣等60人留在大陆,另有胡适等12人去美国。
拒绝赴台的学者中,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比较有代表性,陈垣读《西行漫记》后,“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深深的受到感动”,北平围城期间,他给儿子写信说,“政府来电并派飞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均婉谢,因无走之必要也。
”
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是除军队外,政府组织的迁台群体的主体,但国民政府行政院,当时对所属各机关的迁徙,并无任何统筹计划,以致于各单位只得各自为政,结果不但资料损失惨重,人员流失也相当严重——人员流失主要有两大原因:
其一,当时国民政府随战争局势一再播迁,先至广州,再至重庆、成都,许多公务人员往往因生活困顿,不愿随迁,选择脱离。
其二,各机关组织迁台能力不一,但总体上均甚为困难,名额有限,故迁台前均曾大规模编遣内部职员。
当时赴台一票难求的情形,可参考张大千回忆,据张大千说:“原以为到了机场,就可飞离险境,那有如此简单的事啊!一看机场堆的都是行李,外加筹了一大堆扶老携幼的人,大家注意的是一位……点名的军官,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可以上飞机了,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名字,盼望被叫出来的那份急盼神情,真是不好形容……”
大略而言,最后国民政府五院十二部,“到台湾者通常不及原机关的十分之一人数”,“家眷未能随行者比比皆是”。
除军队及政府机关人员外,国民政府当日已无力组织其他人员集体迁徙。
较典型的例外,是“山东流亡学生”数千人,因偶然的机缘,得山东同乡会、澎湖防卫司令部及国防部、教育部介入,成功赴台——内战期间,国共双方争取学校、学生甚烈,及至国军在在东北和华北的军事逐渐失利,为不让学校及学生落入中共之手,曾一再动员北方各省大中小学校南迁。
但在1949年,对“山东流亡学生”赴台,陈诚曾特意强调此乃个案,教育部也避谈此事,目的是尽量避免其他学校循例效尤,可见当日瓦解之势,已顾不上再谈什么“争夺青年”了。
就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而言,即便是上述政府组织的迁台人员,也无力给予良好照顾,譬如,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只能借住在台大宿舍中,齐世英身为立法委员,到台湾后仅配给他“铁板自强新村一户水泥平房”。
2、私人旅客被严格限制入境,抵台者多是公务员、军人、商人
至于私人赴台,起先几无限制,因此随着战局恶化,赴台者急剧增加,1946年,大陆迁台人数只有37978人,到1948年,这个数字增长2倍多,达到98580人。
陈诚基于“防止‘共谍’的潜入”与“预防人口过分增加,以减轻台民的负担”的考虑,于1949年2月开始实施对私人赴台的限制,颁布了《台湾省准许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规定“暂准入境”者为“中央各机关派台工作人员及其眷属”“中央各院部会及各省市政
府,因公派员迁台者”“工商人士”等七类,他们凭借相关证明,填写“入台旅客登记表”后,可购票赴台。
到台湾后,“于十日内向到达地区之主管户政机关及警察机关申请登记,否则得限令出境。
”
台湾当局对入台申请的审查颇为严格,以1949年3月下旬为例,台北市批准发给204人入台证,驳回436人,申请通过率仅35%。
规定实施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核准入台者有男10059人、女4710人、孩童1481人,共16250人,其中公教人员2876人、商人5830人、学生1111人、工人140人、自由职业者494人、农民91人、家务2944人,其他383人。
可见自由入台者主要为商人、公务员、教师,以及他们的家属,严格限制的同时,政府也鼓励一些人赴台,如军人购买船票可打六折,国大代表甚至免费。
总体而言,对军人赴台的限制最少,“军事机关及部队迁台者”不必登记、申请,只“必须将名称、或番号、主管姓名、人数、武器、及任务、驻地等,事先通知警备总司令部备查。
”
赴台的马德五,在1949年5月的日记中说,家庭会议上商量“上海是保不住了,‘共匪’马上就要杀过来了,父亲和德书堂兄是国民党老干部,被‘共匪’抓住﹐必死无疑,我是个国民党老干部的儿子﹐也是凶多吉少的。
”
因此,他们穿上军装,“跟随运兵轮船先行逃命去台湾。
”与之类似,国军从上海撤退时,王鼎钧侥幸上船,他后来说,当时“台湾限制入境,多少有办法的人来不了,我们竟无意中得之,似幻似真,如同梦境”。
从1950年开始,由大陆赴台的人数明显下降,只有1955年较多,因大陈岛撤守时,有1.6万多百姓被迁往台湾,据台湾的普查报告,自1945年—1956年来台外省人约64万,再加上迁台的60余万现役军人,总数有120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