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旅游吸引物的发展路径看旅游地发展模式选择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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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旅游吸引物的发展路径看旅游地发展模式选择内容摘要：旅游业的发展基于旅游地的发展，而旅游地如何发展取决于其发展模式。
本文从旅游地吸引物发展路径的角度对旅游地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并分别归纳出旅游吸引物挖掘型、移植型、生长型和综合型。
笔者指出对于一个旅游地来说，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和条件下这些模式可以相互转化或相互融合。
关键词：旅游吸引物发展路径发展模式旅游目的地系统发展分析旅游地发展模式的概念旅游地发展模式是指某一旅游地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旅游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式。
而就模式而言，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模式是从总体特征上对各种不同经济发展类型的整体把握；模式是对受多因素影响的复合系统的内在结构或运行机制的系统把握；模式是某个系统经过理论加工后形成的一种可以被模仿、借鉴或推广的范式。
由此可见，认识旅游地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系统地认识旅游地在一定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中各个发展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之上。
旅游地系统的概念从地理学的空间地域角度上来说，旅游地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旅游资源（吸引力要素）、旅游设施和服务人群（服务要素）、旅游交通（可进入性要素）。
而英国学者D•布哈利斯则从经营管理（旅游业）的角度给出了如下定义：“旅游目的地是由统一的目的地管理机构进行管理的区域”，即给出了旅游地的另一种要素——组织管理（制度要素）。
综合起来看，笔者认为旅游地的基本要素包括旅游资源、配套设施（交通可并入设施）和服务、组织管理制度。
旅游地系统即是在一定的区域环境下，由旅游资源、配套设施和服务以及组织管理制度这些基本要素有机构成的开放性系统。
旅游地系统发展分析对于旅游地系统发展的分析，我们可以从旅游地的启动规划开发、发展过程和创新三个角度来看。
首先从旅游地发展的动力学来看，旅游地的规划开发是围绕产品开发和创新来精心组织的，并以市场对旅游吸引物的需求为规划前提。
Law（1995）提出了目的地发展动力学的概念。
该概念认为旅游目的地是依次通过旅游者对目的地吸引物的市场需求、地方政府或投资商加大在目的地旅游设施（如饭店）的建设、营销、进一步的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的建设、目的地结构变化、降价或重新开发依次来促动发展的。
由此可见，旅游地的启动源于旅游吸引物所产生的市场需求，然后依次通过规划开发旅游产品的其它部分来进一步促动发展的。
其次从旅游地发展的过程来看，旅游产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旅游地的生命周期，其中旅游吸引物起着主导性作用。
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一度引起国内外专家的质疑，Agarwal(1992)曾将旅游地视为具有不同生命周期的不同产品的合成。
这种争论的广泛性说明了旅游地发展与旅游产品的发展之间具有难以分离的内在联系，实证也表明不同旅游产品的旅游地生命周期也不一样。
一般而言，主题公园生命周期最短，度假地次之，复合性旅游地最长。
由此亦可见，旅游产品的发展影响着旅游地的发展，其中旅游吸引物的作用尤为突出。
其三从旅游地的创新来看，旅游目的地的创新过程实质上是旅游产品的创新过程，并以旅游吸引物的创新为先。
我国国内旅游研究专家厉新建、张辉（2002）提出的旅游目的地创新动态模型认为旅游地整体吸引力由三个层次构成，旅游吸引物产生直接的基本的吸引力，而交通、旅游设施和服务构成辅助吸引力的依托，组织管理机构则构成“附加产品”与前两项构成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吸引力，后两项是前一项的补充和加强。
由此推出旅游地吸引力发展的三阶段创新假说，即第一阶段是旅游吸引物的开发创新，第二阶段是旅游地配套设施的创新，第三阶段是组织管理制度的创新。
综合起来看，无论是旅游地的启动、发展还是创新，都是以旅游产品的发展为中心的，而旅游产品的发展又以旅游吸引物的形成和发展为前提。
由此，旅游吸引物如何形成和发展，其发展路径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旅游地的发展模式。
旅游吸引物的不同发展路径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旅游吸引物是通过旅游资源的加工组合而形成的，旅游地形成和表现出来的特点取决于旅游资源的性质和特点。
但由于旅游地资源条件的差异和其它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旅游吸引物在形成和发展上就表现出了不同的情形。
根据我国旅游地吸引的发展实践，本文将其归纳为三种情形。
“挖掘”型第一种是直接利用原生性的旅游资源开发成旅游吸引物，如一些风景名胜区、度假胜地等。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大量的传统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形成都是建立在旅游资源的直接利用基础上的（魏小安，2002）。
在旅游吸引物的发展上，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种是不断开发更多的原有的旅游资源，在具体的类型、数量和规模上发展，如旅游目的地在空间上的拓展就显的比较典型；另一种是在深度上不断地挖掘现已开发的旅游资源的价值，实现在质量上的发展，比如把我国第一代观光产品和已有的民俗节庆等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进行结合，开发成山水风光、文物古迹，又掺入民俗风情形成了一个深层次的观光性产品。
根据以上这些特性，笔者惯之以“挖掘型”的名字来表示旅游吸引物的一种发展路径，其意是指通过不断地开发挖掘原生性的旅游资源来形成并发展旅游吸引物。
桂林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桂林是一个山水资源突出的旅游城市，从改革开放至今，桂林旅游的发展亦是伴随着旅游吸引物的挖掘而发展的。
三山两洞一条江是桂林的第一代产品，而两江四湖则是促成桂林旅游进入第二个生命周期的标志性产物。
桂林旅游吸引物的发展主要是以增加或增大旅游资源的开发数量和规模为途径的，例如拓展桂林的行政区划，从小桂林到大桂林。
近来，有学者提出深度开发桂林旅游资源的建议，即是从质量层次的角度来进一步挖掘原有旅游资源的利用价值。
4、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益分析接下来，我们将利用我们所估计的模型分析和测算过去5年(1998-2002)积极财政政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测算所依据的原则是“有无原则”(with andwithout principle)。
这一原则在项目评估时经常被使用。
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分别计算在“有”和“无”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我们所关心的各项经济指标，如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就业率等。
比较这些指标的不同就能使我们测算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益。
无论是“有”还是“无”，我们都必须通过对模型的模拟，计算出有关的宏观经济指标。
关于这一模拟，我们要求：所有外生变量都用实际样本值来表示；所有随机变量的实现值都用模型估计时所留下的残差来表示；所有内生变量都由模型的模拟计算得到。
假设过去5年里没有积极(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应等于税收。
因此，所谓没有(或无)积极财政政策的条件是：令过去5年里每年的政府支出等于其当年的税收。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在没有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政府的支出结构也有可能发生变化。
为此，我们使用国债投资中的支出结构来推算在没有积极财政政策情况下的支出结构。
表2给出了这一推算。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于“无”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我们有理由使用对模型的模拟计算出有关的宏观经济指标，然而，为什么对于“有”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我们不能直接使用实际的样本观察值来代表相关的经济指标？由于模型的参数估计和设定本身也有可能产生误差，因此，即使我们引入了误差项的实现值和实际的外生变量，当我们对模型进行模拟时，仍然有可能使模型的模拟值与样本值有偏离。
为了使由模型的参数估计和模型的设定等原因所引起的误差对评估的影响减少到最少，我们对于在“有”积极财政政策条件下的经济指标的测量与“无”积极财政政策条件相似，即都通过对模型的模拟算出，两者的不同仅仅体现在政府支出的总量和结构上。
表3 给出了过去5年积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益的评估。
首先，我们需要说的是，这里的财政赤子与国债支出并非完全相同。
当政府的支出大于其税收时，它仍然可以动用除发行国债之外的其它资源，如过去的财政积余等，来弥补其支出。
其次，按照我们所构造的模型，政府的支出无论从供给或需求角度看，它对经济的影响都有一定的滞后。
因此，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98的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影响。
当然这里并不意味着现实中这种影响就不存在。
如果我们的模型是以季度(或月度)为一期进行估计，此种影响显然就可以得到反映。
第三，表中所反映的拉动效应是一种累积效果。
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拉动0.056630177为例，该数据表明，假如没有1998-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2002年的实际GDP将减少5.6630177个百分点。
按照这一思路，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给2002年GDP的拉动效应为5.6630177-5.1568633≈0.5个百分点。
尽管与前期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相比，这一效应似乎在递减。
然而，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在创造2002年的就业机会上的贡献并没有过分减弱。
5、结束语本文利用了一个简单的宏观计量模型对1998-2002年期间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益进行了测算。
研究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我国在2003年底彻底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到了2002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也已递减，这也此后逐渐淡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由于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淡出，因此本文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其理论和技术应用的研究，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对未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定量分析）有所启发和借鉴。
其次，按照我们所构造的模型，政府的支出无论从供给或需求角度看，它对经济的影响都有一定的滞后。
因此，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98的国民经济并没有什么影响。
当然这里并不意味着现实中这种影响就不存在。
如果我们的模型是以季度(或月度)为一期进行估计，此种影响显然就可以得到反映。
第三，表中所反映的拉动效应是一种累积效果。
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拉动0.056630177为例，该数据表明，假如没有1998-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2002年的实际GDP将减少5.6630177个百分点。
按照这一思路，200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给2002年GDP的拉动效应为5.6630177-5.1568633≈0.5个百分点。
尽管与前期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相比，这一效应似乎在递减。
然而，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在创造2002年的就业机会上的贡献并没有过分减弱。
5、结束语本文利用了一个简单的宏观计量模型对1998-2002年期间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益进行了测算。
研究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我国在2003年底彻底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到了2002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也已递减，这也此后逐渐淡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由于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淡出，因此本文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其理论和技术应用的研究，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对未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定量分析）有所启发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