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艺术歌曲诗意美表达的“三要素”

91审美与音乐
艺术歌曲是“艺术性与作曲技巧性最强，在特定音乐史上发展且形成的一种歌曲体裁”[1]。

它盛行于欧洲浪漫主义时期，将诗歌与音乐、人声与钢琴精妙配合，歌词语言、音乐旋律、钢琴伴奏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形成歌曲艺术表达完美的“三要素”。

20世纪初，我国一批卓越的音乐家将艺术歌曲带入中国，他们尝试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运用中国音乐语言，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歌曲。

随着时代的发展，历经数代音乐家的努力，艺术歌曲已形成娴熟的作曲技巧，这些作品在创作上具有鲜明的传统性、民族性、时代性特征，以歌词语言的生动性、音乐表现的丰富性、钢琴伴奏的完整性，表达人们丰富的思想感情、讴歌时代情怀，对中国音乐的创作和声乐技巧的发展与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一、歌词语言的诗意性
中国艺术歌曲历经近百年的创作实践和积累，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歌词的生动性、表情性、形象性是其内在显现。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音乐家善于在多彩而丰厚的诗歌文化中选取素材，通过音乐表达中国诗歌美的内涵。

我国早期的艺术歌曲创作，作曲家有着较深的传统人文背景，比如被誉为中国艺术歌曲“开山之作”的《大江东去》由作曲家青主选自宋代词人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歌词是苏轼畅游长江中借月夜之江景，抒发对古战场中风流豪杰的追忆，表达出对自身功业未成的忧思，全词借写景来咏史，从中表达自己昂扬、忧愤的情绪，用笔激扬而奋进，雄浑而悲凉。

而作曲家黄自的《玫瑰三愿》（龙七词），歌词据说是作者在校园看到玫瑰枯萎、凋谢后有感而写下的。

作者采用拟人化手法，借用玫瑰花的语言，含蓄、真切地表达三个心愿，短小精炼，意蕴深刻。

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词）更是早期艺术歌曲的精品，歌词借用微云、微风引发人们的思念，又借月光、海洋、月夜作象征，生动的水面落花、水底游鱼、风摇枯树等景物的描写，从多时空、多画面中细腻刻画海外游子心中的故乡意境和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歌词给音乐的表现提供了无限空间，极好地表现出特定时期人们的审美追求。

中国现代艺术歌曲歌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选材广泛，表现手法多元，具有更广阔的艺术视角，如郑秋枫的声乐套曲《祖国四季·春》（瞿琮词），尚德义的《牧笛》（邵永强词）、《七月的草原》（宋斌廷词），陆在易的《彩云与鲜花》（张鸿西词）等作品，歌词具有感性的激情和思辨的理性，取材宏阔而纯美，具有庄严而纯净的境界。

而作曲家刘聪的《故园恋》（杜志学词）、谷建芬的《那就是我》（晓光词）等作品歌词借用印象式描摹朦脓的意境或意象画面，使歌词中的情思感受得到诗意定格，情真意切。

诗人以诗句表达对故乡涓涓流水和巍峨山水的热爱，及思乡之情。

刘聪的《鸟儿在风中歌唱》（樊啸斌词），则选用一种全新的戏剧性手法，描写鸟儿的凄惨命运，揭示人与自然的互相依存关系。

歌词有细致的情节描写，语言纯朴，寓意深刻，感染力强。

正是由于中国艺术歌曲的歌词富有生动形象、内涵深广之特点，能激发出音乐家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也成为中国艺术歌曲感动人心的基础。

二、音乐表现的丰富性
艺术歌曲自传入我国以来，经过作曲家的努力探索和创新，已使中国艺术歌曲具有鲜明的中国“品格”，使艺术歌曲这种西方声乐体裁在我国迅速传播、发展，也为中国的音乐创作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创作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国早期的艺术歌曲创作作曲家，对中国艺术
论中国艺术歌曲诗意美表达的“三要素”
文/付 晶 王 彤
摘 要：中国艺术歌曲是中国丰富的音乐文化与欧洲作曲技法的结晶。

歌词语言的诗意性、音乐表现的丰富性以及钢琴伴奏的完整性是中国艺术歌曲诗意美表达的“三要素”。

中国艺术歌曲在精美的诗歌语言、多元的音乐语言表现和完美钢琴伴奏三要素上具有鲜明的特点。

“三要素”全面丰富了歌曲创作的民族化内涵，对中国声乐艺术的民族化以及中国声乐跨入更新、更高的国际舞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艺术歌曲；诗意美；诗歌语言；音乐语言；钢琴伴奏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重点社科基地西南音乐研究中心项目“中国艺术歌曲艺术表达的诗意美研究”（xnyy2018030）阶段性研究成果。

92美学2019/06
歌曲的民族化风格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创作了曲式短小、结构简单的作品，如《花非花》（白居易词、黄自曲）、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李之仪词）等作品。

这些作品旋律、节奏都较为徐缓而舒展，音乐在曲式的统一中显现变化，在精细构思中不显雕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贺绿汀的《嘉陵江上》（端木蕻良词）、陆华柏的《故乡》（张帆词）、夏之秋的《思乡曲》（戴天道词）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艺术歌曲，展示出不屈的民族性格。

歌曲《故乡》也是当时的一首佳作，作品具有抒情性与戏剧性，音乐采用单二部曲式结构，前段通过歌词对故乡田园四季描写，旋律以在D为主音的五声大调式上，流动而平缓，营造一种恬静、祥和的生活意境。

后段情绪变化，音乐也急转突变，家乡被侵占，已变成野兽的屠场，抒发了“哪一天我才能打回老家，回到母亲的怀抱”的激愤心情。

节奏急促而富有紧张感，音乐风格变成西洋和声小调，和声变得复杂、厚重，与前段形成鲜明对比，音乐旋律与情绪表达贴切而生动，被后世广为传唱。

自新中国诞生以来，由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变化，以及优秀音乐家的不断成长，艺术歌曲创作中运用更多民族音乐元素，音乐家们用音乐旋律生动地讴歌人们多彩的劳动生活。

比如作曲家方韧的《我站在铁索桥上》（顾工词），歌词既有对战斗场面的描写，也有对现代人缅怀烈士的细微刻画。

由于歌词具有场景的描述性特点，音乐的旋律、节奏、调式转换、结构表现都具有戏剧性的层次变化。

多段式结构，既有舒展、开阔的“我”的感受，也有起伏、滚动的激烈战场再现，更有缅怀先烈追忆历史的情景再现，音乐表现上的速度和力度都有变化，层次复杂而丰富，曲式的前后形成呼应，生动感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歌曲创作题材更为丰富，音乐语言与曲式风格更为多样，作品更具有时代特点。

如陆在易、尚德义、徐沛东、郑秋枫、傅庚辰、敖昌群、朱嘉琪、徐肇基、刘聪、朱良镇等作曲家，他们艺术视野开阔，作曲技法娴熟，作品构思精妙，表现题材广泛，旋律中既有中国传统音乐的基因，又有现代作曲技法的创新，极大提升了中国艺术歌曲的表现层次和艺术性。

三、钢琴伴奏的完整性
钢琴是西方音乐文化的代表，钢琴伴奏也是艺术歌曲的重要表现形式。

中国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较多是由作曲家自己编配，也有的是由其他作曲家编配，较多的钢琴伴奏能以独立的形象和特有的表现手法与旋律交融，成为音乐形象塑造的铺垫、音乐旋律的衬托或旋律表现的有效补充，作曲家对艺术歌曲的伴奏进行着现代作曲技巧与和声民族化的尝试、创新，对一些抒情风格性较强的作品，特别在音型的选择、织体的配置、和声的色彩、情绪的渲染、意境的营造等方面都独具匠心。

比如早期艺术歌曲《我住长江头》（青主曲）根据歌词和歌曲旋律的特点，配以流动的音型伴奏，和声的连接自然，使歌曲舒展而飘逸，对旋律给以极好的铺垫、烘托，极易唤起演唱者和欣赏者的思绪。

20世纪中叶，国内不少音乐家改编或整理少数民族歌曲，为抒情性民歌配上了具有艺术性的钢琴伴奏，使这些作品更具有清新、优美的特点，钢琴伴奏中也体现出和声的民族化，既有民族的五声调式特点，也有调式半音技法的运用，使歌曲更具表情意味。

歌曲《想亲娘》是作曲家丁善德根据云南民歌改编的作品，歌词带有伤感情绪，钢琴伴奏极好地渲染了歌词的意境，歌曲旋律在流动的钢琴映衬下，伴奏织体淡雅而富有动感，音型转换自然，塑造的音乐形象质朴而生动。

声乐套曲《祖国四季》中郑秋枫的佳作《秋——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特别富有韵味，鲜明的塔吉克族风格，情绪欢快、奔放，节奏富有变化，钢琴伴奏通过对前奏抒情的引子音乐的渲染，把欣赏者的听觉带入了帕米尔高原，伴奏中选用了钢琴的音色变化，旋律前后段落对比，选用了低音和弦与极具民族风情的节拍、织体，使音乐更具造型性，整个作品显得大气而舒展。

作曲家陆在易的《我爱这土地》、刘聪的《鸟儿在风中歌唱》等作品的钢琴伴奏，和声丰满，织体丰富而表现力强。

伴奏中“钢琴的作用、表现技巧使作品的深度都被有效地扩大，整体音乐形象也变得更丰富、饱满，显示出强烈的钢琴交响化特征”[2]。

四、结语
中国艺术歌曲内涵丰富，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凝聚着中国数代音乐家的智慧，体现出中国艺术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展现出旺盛的艺术活力，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的“三要素”，全面丰富了歌曲创作的民族化内涵，对中国声乐艺术的民族化以及中国声乐跨入更新、更高的国际舞台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苏夏.诗的音乐——关于艺术歌曲与歌曲的讨论[J].人民音乐，2002（2）：12-14.
[2]王卉.陆在易艺术歌曲《我爱这土地》的伴奏处理[J].大舞台，2010（6）：131-132.
作者简介：付晶，四川绵阳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

王彤，四川绵阳师范学院教授。

实习编辑：牛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