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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治理：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中国乡村治理：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近年来，中国乡村治理一直备受关注。
乡村治理作为维护中国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文将从乡村治理的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乡村治理的理论基础乡村治理理论是指对农村社会关系、组织结构、利益格局等进行科学系统研究的理论，为乡村治理实践提供了指导。
中国乡村治理理论的核心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农村现实的特点，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实现农民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来管理乡村事务的目标。
中国乡村治理理论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借鉴了国内外的相关经验。
它包含了乡村治理的目标、原则、理念和实施路径等方面的内容。
在乡村治理目标上，中国注重实现农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乡村治理原则上，中国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农民自治、法治原则、市场化运作。
在乡村治理理念上，中国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分类分层、协同共治”。
在乡村治理实施路径上，中国提出了“围绕产业发展、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优化社会管理、改进农村土地制度和流转机制”。
二、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是指在具体的乡村中，通过政府、农民组织、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进行的一系列乡村治理活动。
中国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包括了乡村治理主体建设、农村组织发展、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等方面。
中国乡村治理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民自治的体现。
在乡村治理中，农民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主导作用，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村民理事会等形式参与乡村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农民自治不仅增强了农民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同时也提升了农民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能力。
此外，中国乡村治理也加强了基层农村组织的建设。
乡镇政府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加强了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明确了乡镇干部的职责和责任。
同时，加强了农民组织建设，推动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基层组织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
一部新时代农民政治文化研究的创新之作作者：任中平来源：《邓小平研究》2022年第05期当代中国，农民仍是社会结构的基础，中国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农民的政治社会化效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整体的政治社会化效度。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农民政治问题必然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基础问题，农民政治文化研究必然成为政治学领域的焦点议题。
2021 年12月，李俊教授的著作《当代中国农民政治社会化变迁及绩效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客观、全面、系统呈现了中国农民政治社会化的全貌和愿景，是一部有温度、有深度、有精度、有高度的农民政治文化研究精品力作。
一、选题有温度细读本书，倍感此书是一部“有温度”的学术佳作。
这种“温度”不仅体现在对研究领域的关心上，还体现在对乡村振兴的关怀上，更体现在对国家发展的关切上。
一是对研究领域的关心。
近年来，已有少数学者将农民政治社会化作为研究对象，但其研究视角仍囿于农民政治社会化基础理论的探讨，对农民政治社会化的现实样态仍涉猎较少。
本书聚焦于农民群体政治社会化，深入探究并立体呈现了当代中国农民政治社会化的面相及发展，为新发展阶段农村政治文化建设找到了突破口。
二是对乡村振兴的关怀。
著者用深邃的学术目光洞察农民眼中的政治世界。
这个世界不仅自上而下地演绎着政治文化如何在农村传播及如何转化成促进乡村振兴的动力，还自下而上地演绎着农民个体的心理变化及如何推动个体身份从“自然人”向“政治人”的转变过程。
这些恰是新时代农民政治社会化需要回应的重大理论问题，本书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升农民政治社会化绩效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三是对国家发展的关切。
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农民政治社会化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培养农民现代意识、增进农民国家认同，是促进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本书正是对当下如何提高农民政治社会化水平、促进国家发展的系统回应。
总的来看，本书聚焦现实问题、服务国家发展、引领学术前沿，将家国情怀、人文素养与科研精神融于一体，不愧为一部“有温度”的著作。
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综述政治参与是人民群众旨在影响党和政府及自治组织的干部及其决策的活动。
当前，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就是指我国农民参与政治生活、试图影响各级部门的干部及其决策的行为。
我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大半，因此，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学者们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逐步深入，研究农民的政治参与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学者们主要是从农民政治参与现状、参与方式、参与动机、影响因素及提高农民政治参与质量的思路等几方面来研究的。
一、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如下特点：政治参与与政治冷漠并存；政治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状态；参与意识较强而参与能力较低；制度化政治参与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存；政治参与期望值高而政治效能感低（李雪卿，）。
郭正林则认为当代农民政治参与不再是服从性参与，开始从过去的政治卷入转变为具有权利主张的政治参与形态。
由此，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出制度性、权力性和自主性等多重特征（郭正林，）。
还有的人认为，一方面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水平并不低，即便是难度较大的参与方式——与人合作解决问题也有％左右的农民尝试；另一方面也说明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有待提高，被动的参与——基层选举、参加村民大会等还是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杨明，；徐炜，）。
农民政治参与还存在如下问题：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程度低，参与的高指向性，参与要求与能力之间的反差大（胥莉，）；参与的程度和水平仍然很低，基本上是手段参与，非制度化参与有扩大的危险，非制度化参与、抗议性参与和暴力参与往往合而为一（程同顺，）；农民掌握政治知识的整体水平仍然很低，农民政治参与态度也较低调，对政治的评价倾向于消极，农村社会分层、经济和社会地位、宗族和新闻媒体影响着政治参与，在中国农村宗族仍然是左右决策的主要力量（谢岳，）；政治参与形式的多样性与规范性之间存在矛盾，政治参与的政治性与利益性之间存在矛盾，农民政治参与中的家族性色彩浓厚与国家的凝聚力淡化之间存在矛盾（宋海春，）；政治参与热情有待进一步提高，看客心理、热衷实利、忽视政治是主要表现，政治参与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从众性参与较多、参与仅限于社区性参与或问题性参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较低，质量不高（张祝平，郑晓丽，）；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有较强的依赖性，处于政治边缘化状态（张凤华，）；农民工政治参与率较低，政治参与受到各种限制（黄辉祥，）。
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关系研究*郭正林（中山大学）内容提要] 本文从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主要根据笔者第一手调查资料，紧密结合广东农村撤区设村、统一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改革实践，着重分析了村民选举后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化。
本文认为，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导入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力，促使农村权力关系从一元权力结构向二元权力结构的转型。
在现行的宏观政治框架内，建立在权力资源配置多元化和权力来源渠道二元化基础之上的农村党政关系，通过“两票制”和“两选联动机制”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有助于“完善党的领导-发展村民自治”双赢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 农村二元权力结构村民选举村委会与党支部关系中国自1988年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内容在基层直接民主取得了实质进步。
然而，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对基层党组织的权力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村民自治的新形势下，党支部与村委会（以下简称“村支两委”）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笔者分析的焦点问题。
本文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利用第一手调查资料和前期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在当代中国村级组织中，村支两委是最重要的正式组织。
这种“正式组织”的基本特征，就是经由政府认可并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
农村的其他组织，实际上都是可以看成是村支两委的“配套机构”。
建国50年来，中国农村组织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形态。
土改时期的农会，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政府，合作化后期的高级社，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撤社建乡后的村委会等等，都是国家在农村建立的正式组织。
无论它们以何种形态出现，其共同特征是：1）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建立，2）被纳入国家权力控制范围。
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立废变革，反映了农村不断被纳入国家权力范围的过程。
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农村国家化的过程。
农村国家化与农民政治化的结果，就是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铺就一条自上而下的行政轨道，国家的计划、任务、政策等由此可以贯彻农村，直达农户。
Total.375January 2016（C）The Science Education Article Collects总第375期2017年1月（下）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乡村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林村的故事》呈现的是建国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
乡村治理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与以前相比提高了很多。
当今的世界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乡村也深受其影响。
社会变迁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了整个的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和现代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关键词乡村治理传统现代A Brief Analysis on the Intertexture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Rural Society Governance:A Text Analysis of "Stories of Lincun Village"//Wang Li,Guan Zhenzhe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dramatic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s rural areas."Stories of Lincun Vil-lag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society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China,especiall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when economy develops rapidly,having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ll social sectors.Great changes also take place in ways of rural governance,and the quality of farmers'life is also improved significantly.Today's globalization exerts great influence on China's rural areas,and social changes go through the entire rural society,with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tertwined in the process.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tradition;modernity有史以来，中国农民就一直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然而多年以来，他们的命运却没有多少改变。
政治发展视域中的农村政治研究
周智
【期刊名称】《农业考古》
【年(卷),期】2007()3
【摘要】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政治发展研究是西方政治科学中公认的分支学科。
农村政治研究作为分支学科纳入了政治发展研究的范畴。
政治发展视域中的农村政治研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现代"两分法中的农村政治研究;一是作为参与力量的农村政治研究。
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和发展。
【总页数】3页(P95-97)
【关键词】政治发展;“传统-现代”两分法;参与力量;农村政治
【作者】周智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12.1
【相关文献】
1.中国农村现代政治文化的变迁及趋势——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与优化研究》 [J], 胡永琴
2.中国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有益探讨——简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与优化研究》 [J], 张德学
3.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研究的力作--《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论纲》评介
[J], 方世南
4.改变农村政治文化任重而道远——农村的政治发展研究 [J], 李军峰;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新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与优化研究》评介 [J], 张开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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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aspx?id=862上网日期2008、1、20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理论视界作者:郭正林浏览次数:589 发布时间:2007-11-28 文章来源:新农村发展研究网[内容提要] 本文综述了近期中外学者对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理论概念、框架，并对运用这些概念框架所得出的一些重要研究结论进行了评论。
在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学术研究中，被许多学者广泛运用的概念框架或理论视野主要是：1）国家-社会关系的两分法；2）以资源配置、产权改革、市场-政府关系为重点的新政治经济学；3）制度创设及变迁为分析重点的制度主义。
国内学者比较注重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而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政治及其发展的研究深受国家-社会“两分法”及新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关键词] 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兴起的非集体化改革，吸引了国内外各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
接踵而至的农村直接选举和村民自治的制度变迁，激发了学者们广泛深入地对农村经济改革和政治发展的研究兴趣。
国内外出版的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学术专著层出不穷，好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国外有关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Journal, Modern China, The Journal ofContemporary China等有关中国研究的专门学刊上面。
政治学的综合性学刊如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World Politics,Journal of Democracy以及 Asian Survey 等也经常发表这类研究文章。
在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论文集中发表的相关论文也占有相当数量。
在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与治理等问题的学者当中，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国外学者主要有欧博文（Kevin O’Brien）、李连江(Lianjiang Li)、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戴慕珍(Jean Oi)、柯丹青（Daniel Kelliher）、史天健（Shi Tianjian）、墨宁（Melanie Manion）、罗伦丝（Susan Lawrence）、郑永年、何包钢等。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这些学者大多获得了与国内学者进行合作研究的机会，获准进入中国农村进行田野调查。
近20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劲头持续不减，成果颇丰，出现了像王振耀、白纲、张厚安、徐勇、项继权、贺雪峰、肖唐镖、王铭铭、党国英、于建嵘、史卫民、李凡等一批有影响的学者。
国内的《中国农村观察》、《社会学研究》、《社会主义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调研世界》、《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经常发表有关调研报告和理论论文。
研究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学术专著、系列丛书也大批出版。
毫不夸张地说，农村政治研究成了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显学之一。
综合起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农村政治及其变迁研究的理论视野或概念框架，主要有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等理论框架。
这些理论框架的学科背景、分析切入点及关注的焦点问题各有不同，但相互渗透、相互借鉴。
一、二分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视界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地方政治的变迁，是西方学术的方法论传统。
公民社会、法团主义、权力与权利、官治与民治、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的冲突与调适，等等都是这一理论框架的基本概念，并由这些概念构成了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
研究者一旦进入这个语义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国家-社会二分法（the state-society dichotomy）的视界及语境所支配或影响。
“二分法”指导下的农村政治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分析概念，如黄宗智（Philip Huang）的“第三领域”、舒绣文(Vivienne Shue)的“蜂窝结构”、萧凤霞（Helen F. Sui）的“细胞化社区”、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张厚安、徐勇概括的“乡政村治”等等。
黄宗智在分析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农村社会政治变迁的过程中，运用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提出了“过密化”和“第三领域”等分析性概念。
他的两本广有影响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华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借助第二手资料（满铁惯调）和自己的实地考察，对村庄社会变迁的国家政治环境进行了独到的解析。
例如，在《华北》的结论部分，黄宗智指出，民国时期的政府，有能力把权力延伸入村，但它缺乏直接派任领薪人员入村的机器，而必须通过村庄内的人来控制自然村。
民国后期，村庄与国家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充满了滥用权力的事例和可能（黄宗智，2000a:314）。
在分析了社会主义农村发展后，黄宗智提出了一系列悖论式的命题，如没有增长的发展；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兴起等等。
那么，中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是不是一条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单一模式的“第三条道路”（黄宗智，2000b:444-6）？这样的提问方式，是对套用西方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古典理论）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质疑。
例如，套用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于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分析，是无意义的结论先行和简缩化，因为中国并没有独立国家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黄宗智，2000b:432-3）。
国内一些学者在运用西方概念于中国农村政治研究时，却缺乏黄宗智式的质疑。
当然，黄宗智的一些论断和解释令人费解。
例如，他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一文中认为，中国社会政治转变的动力，决非来自社会自主权的逐步加强，而是来自国家和社会互动的“第三领域”（黄宗智，1995:94）。
照他的解释，“第三领域”是国家与社会的混合物，农村集体经济是第三经济，村级组织是第三组织（或他所说的制度化了的“第三领域”），那么在国家相对强势的局面下（邹谠用“全能主义”来概括这种状况），不依靠社会自主权的加强，又如何生长出能够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三领域”？黄宗智强调国家与社会在互动中合作是睿智的，但如果把这种互动合作同社会自主权割裂开来，其理论解释的力度也就被稀释了。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以其博士论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而扬名，其基本理论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语义场。
他与黄宗智的共同之处，就是接受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区域主义，摈弃人类学主流学派只注重村庄社区的学术传统，而把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放在国家政权与村庄权力的互动或搏弈之中来考察。
不难看到，杜赞奇浓墨重彩于国家与乡村社会相互对抗及制度扭曲的社会根源，他得意地发现，在国家权力试图将乡村社会纳入其势力范围的过程中，由于国家的财力无力支撑一个直接控制乡村社会的官僚队伍，因此国家必须在乡土社会寻求廉价的代理人。
然而，国家代理人的权力异化（利用国家权力盘剥农民）导致农民的反抗，农民所凭借的力量是由“权力的文化网络”所编织起来的跨村民间组织。
因此，看起来强大的国家，却会因自身的弱化（国势衰败、财政短缺、制度松弛等）而控制不了乡村社会的抵制甚至反叛。
应该注意的是，杜赞奇对分析对象是20世纪30年代的华北农村，许多分析结论及概念并不适合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的分析。
如果说“权力的文化网络”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是跨越村落的民间组织，如庙会、族会、帮会以其他形形色色的民团，那么这些民间组织早已瓦解并缺乏再生资源。
因此，以此为基础的所谓“赢利型经纪人”的权力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不加分析批判地套用杜赞奇“赢利型经纪人”概念于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关系的分析是肤浅的。
萧凤霞对广东新会的人类学研究，生动具体地解释了国家权力如何下沉乡村社会并建立行政控制的过程。
她在1989年出版的《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通过剖析20世纪40年代的广东新会县环城乡，发现传统乡村的确是“天高皇帝远”，皇权难下县，乡村有较大的政治自主性。
但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通过培植和拉拢地方精英，并把这些地方精英吸呐到国家势力控制范围，利用他们的关系网络来控制乡村社会，从而使得国家行政权力不断延伸下去，村庄也就成了被国家控制的政治单位或“细胞组织”，从而造成了农村社区国家化的倾向（Sui, 1989）。
然而，普通的农民会不会总是跟着精英跑？如果存在“不”的可能性，那么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政治就有可能出现失控，结局仍然会回到“皇权难下县”的原点。
《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是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合著的一部力作。
在这部给作者带来声誉的著作中，他们揭示了集体化时期农村干部的权力基础，得出了同萧凤霞基本一致的结论。
他们的分析焦点或主线，就是一个小村庄如何同大国家串联起来。
他们发现，“革命”、“战争”、“运动”破坏了农村，也打破了村落社会的封闭。
共产党以土地改革运动赢得了农民的拥护，这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社会基础。
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加上风调雨顺的农业收成，使中共与农民建立起“蜜月关系”。
然而，正是农业集体化加速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始料不及的后果就是断送了党与农民的密切关系。
在他们的分析结论中，最有启发的观点是：表面上农村和农民是被国家控制了，实质上却被农村干部所控制。
因为国家没有致力于村庄政治文化的转变，也没有摧毁地方上牢固的关系网络。
政治文化、国家控制和地方关系网络结合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不能通过特殊的政策来摧毁它（弗里曼等，2002：373）。
他们发现，传统的文化观念、亲戚与个人关系网、宗族等地方因素构成了农村权力的基础。
社会主义并没有消除家长制、性别歧视、暴力等负面的因素，反而强化了新权力体制中的负面。
可以说，他们对农村集体化及其政治经济后果的批评是深刻的，他们主张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但对“如何改革”并没有提供建设性意见。
国内学者从国家社会关系来研究中国农村政治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例如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何包钢、朗友兴合著的《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彭勃的《乡村治理：国家介入与体制选择》等等。
徐勇提出的理论框架很有代表性：一是城市与乡村的二元政治结构理论，二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论。
在一篇回应性的文章中他说到，村民自治是一个小问题，却能够折射出国家与社会的重大关系，能够透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
这或许是村民自治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的重要原因（徐勇，1999:189）。
王铭铭在闽南农村的个案研究，运用吉登斯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以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框架下的地方性制度变迁为分析的主线，认为村落地方制度的变迁可以折射出国家-社会互动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