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选择和路径展开——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实现的逻辑理路

2023年第6期•争鸣园地环境法适度法典化：立法限度、规范表达与教义学构造*程飞鸿（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200020）摘　要：适度法典化追求的灵活性与环境法典的稳定性存在张力，影响了法典编纂工作的进行。

鉴于此，有必要从立法论和解释论的角度，厘清适度法典化。

我国环境法治主要存在环境法律规范、环境法司法解释和环保党政规范性文件三种规范类型。

通过对三者进入法典的识别，环境法典适度法典化可以划定立法的限度。

在假定条件上，授权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要分情形明确，禁止性规范则应绝对明确；环境法典规范的行为准则要预留一定弹性和应急调整的空间；围绕法律后果，环境行政法律责任宜进行适度的体系化表达，环境法典生态环境责任编要进行绝对的体系化表达。

适度法典化的教义学构造以环境法典条款和未进入法典的其他环境法律规范为基础，以环境法的指导性案例为补充，以传统生态文化和环境习惯法为外围助力。

在划定适当的边界之后，环境法典的教义学方能形成适当的解释。

关键词：环境法典；适度法典化；规范类型；规范表达；法教义学中图分类号：DF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23）06-0110-17稳定性还是灵活性？这是环境法典编纂的核心难题。

环境法典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必须追求稳定性和确定性，适度法典化则要求环境法典能够保持适应性和灵活性。

围绕这对矛盾，各种争议不断，大致可概括为以下观点：第一，“环境法的价值完备性仍有争议余地，其法典化尚存理论可能”；〔1〕第二，“环境法要么选择汇编型法典编纂，要么放弃法典化的立法技术方法，回到单行法立法思路，重构新的生态环境法规范体系”；〔2〕第三，形式编纂与实质编纂之争。

〔3〕这些争议的存在影响了环境法典编纂工作的进行。

因此，有必要对矛盾之缘起即环境法适度法典化进行以下三重追问。

第一，适度法典化的立法限度在哪里？若任何环境法律法规都能经过“适度”的包装纳入环境法典，则是否符合法作者简介：程飞鸿，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Ｎｏ．３（２０１７）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习惯法问题厉尽国目次引言一、中国《民法典》编纂成败得失之关键二、《民法典》编纂与习惯法问题之关联性三、《民法典》编纂中习惯法问题之展开 （一）民事习惯法典化之观念基础问题 （二）民事习惯法典化之具体路径问题 （三）民事习惯之法源地位问题 （四）习惯规范之要素构成问题 （五）习惯性事实之规范意义问题尾语摘要　中国《民法典》编纂能否成就一部引领２１世纪潮流的伟大法典，可能并不仅仅取决于或者主要不取决于编纂模式或者技术，而取决于该法典内容之思想深刻性与现实有效性。

为达致上述要求，《民法典》编纂应立基于中国传统、生活及其未来发展。

就此而言，习惯法问题对《民法典》编纂成败得失具有关键性意义，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民法典》编纂中的习惯法问题。

澄清问题有助于解决问题，《民法典》编纂中习惯法问题之意蕴可适切地表述为“民事习惯法典化”，又可展开为五个子问题：观念基础问题、具体路径问题、法源地位问题、要素构成问题、事实之规范意义问题。

但该问题之有效解决，还须依赖最终汇聚于民法学术路径的多方智识努力。

关键词　中国《民法典》编纂　习惯法问题当下中国《民法典》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中，而这恰是提出《民法典》编纂中习惯法问题的适当时机。

在此主题下，我们可以探讨两个相互关联着的问题：一是，习惯法问题是否关乎《民法典》编纂之成败得失？二是，《民法典》编纂应如何理解、解释以及对待习惯法问题？所谓“习惯法问题”之意蕴，于前者为待决之疑难，于后者则为待处置之工作。

然而，两种意蕴是相互关联的。

因为，如果对前者能够有所决断，则后者就顺理成章地变为技术性工作———无论难易抑或成本高低。

这正如“科学家”与“工程师”分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０７·担负的两种不同性质的任务。

就此主题，本文依下列次序展开讨论：首先，对《民法典》编纂成败之关键进行提问，即：法典化之关键在于编纂模式和技术，还是在于其是否尊重生活与实践所塑造之内生逻辑；其次，对《民法典》编纂之工作准备进行提问，即：民法学术是否已就《民法典》编纂与习惯法问题建立起关联性思考；第三，梳理《民法典》编纂中的习惯法问题，并作简要分析。

2022第5期·总第583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谈论过法治建设的“信仰”：“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全社会要信仰法律”“信仰法治、坚守法治”“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其指向的“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包含了对“宪法”“法律”和“法治”的价值追求与实践理性，是法治中国化土壤下的信仰重塑，能够激发所有人对社会主义法治忠诚和遵从的普遍意愿。

为什么“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可以成为中国语境下法治的信仰选择？在不同的法治建设时期我们是如何选择“信仰”的？一、法制建设新时期下的“法律信仰”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法律相对欠缺的局面，我国法制建设重心放在加快立法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以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的建设目标。

在此政策背景下学界开始关注法律信仰理论，学者所持观点各异，其核心争议点主要围绕法律信仰的“法律”指向、法律的可信仰性、法律信仰是不是伪命题等展开。

在实务界处于法制建设探索时期，从学理角度去讨论围绕法律信仰引发的争议焦点，有助于理解法律信仰的根本成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2020年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课题：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政课教师择优资助项目“民法典精神原则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20JDSZK137）和浙江省教育厅2020年度科研项目“民法典精神融入高职思政课教学研究”（Y2020451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尹禹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次法治目标的飞跃。

“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过程中从现代国家建构到普遍法治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进程中国家经验积累和政治认同的结果。

法律信仰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规范的核心地位，法治信仰从价值维度、目标维度和实践维度三方面对法律信仰实现了超越，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觉的历史逻辑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未来期待。

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是指在环境法学研究中，如何确定研究内容、制定研究方法和选择研究途径的理论和方法。

环境法学作为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其研究方法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本文将从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方法的确定、研究途径的选择等几个方面探讨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

首先，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研究对象的选择。

环境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环境法律法规及其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和问题。

研究对象的选择要符合研究目标和社会实际需求。

目前环境法学研究中较为热门的研究对象包括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订、环境执法与司法实践、环境权益保护、环境治理与风险管理等。

研究者还需要考虑研究对象的可操作性和研究数据的可获取性等因素。

其次，研究方法的确定是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的核心问题。

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证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等。

实证研究方法是指通过采集和分析大量数据，对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进行客观评估。

文献研究方法是通过深入研读法律和政策文件，总结归纳和分析当中的规范要求和有效性。

案例研究方法是通过具体环境案例的分析，研究环境问题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比较研究方法是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环境法律法规进行横向比较，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借鉴经验。

最后，选择适当的研究途径是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的关键问题。

环境法学的研究途径主要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

理论研究是解决环境法学理论问题的重要手段，可通过文献研究、逻辑分析和理论推导等方法进行。

实践研究是解决环境法学实践问题的主要方式，常用的研究途径包括实地调研、实验研究和案例分析等。

另外，环境法学还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和模拟等研究。

综上所述，环境法学研究方法论是指环境法学研究中确定研究内容、制定研究方法和选择研究途径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需兼顾研究目标和社会实际需求；在确定研究方法时应考虑实证、文献、案例和比较等方法的适用性；在选择研究途径时需综合运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