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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浅析我国地方政府治理20 世纪80 年代兴起的地方政府治理变革运动在各国治理实践中越来越表现出突出的作用和释放出强大的能量, 三十年中，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革,然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已然成为地方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科学化，促进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工作效率的提高○1。
一，我国当前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及其存在问题对于治理模式,理论上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 多元主义模式和合作主义模式。
多元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合作主义强调整体性和一致性。
基于我国的社会性质基本国情，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治理模式采用政府主导合作型模式。
从实践来看，在治理模式中, 合作因素是增强双方沟通互动,提高双方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5，但这种模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这种模式发展的特征：一、地方政府的自主管理权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后,经济利益取代传统的控制手段,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好坏, 便成了衡量地方政府的得失优差的标准。
于是地方政府就需要动员一切资源发挥自身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本地区及其居民争取最大福利。
此时地方政府的合法性由自上而下地赋予、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变为自下而上地认同。
二、地方政府拥有了推行新的制度安排的权限和动力。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为了地方的发展,就需要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资源,为本地的未来和发展制定发展战略等等，在这种内在需求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三是地方政府责任性的提高。
地方政府权力扩大的同时也意味着其责任的扩大,地方政府的政绩取决于其实际工作所带来的结果的评价模式也是使地方政府责任心提高的重要原因。
相对于以上的三种基本特征，其中存在的问题就可以浅析得出。
与之一一对应的问题为：一、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大与上级及基层民众之间的权利形成一种类似陀螺的形式。
上级把权力下放到市县级，权力便在此集中，而被限制性的下放，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形式。
浅谈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及前景展望论文摘要在引领中国改革方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赫然在列，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及经济腾飞意义非凡。
本文从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入手，分析政府、市场、社会的盘根错节的关系，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鑒。
论文关键词治理理论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一、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政府与市场相互博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当市场失灵出现时，需要政府充当消防员的角色，对市场不能起作用的领域进行补位。
但政府干预并不能代替市场，政府也会出现效率低下、决策失误甚至寻租行为。
所以，只有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并相互配合补位，社会的大机器才能正常运转。
而当今中国的实际是，政府职能边界不清，对经济生活干预过多，严重干预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另一个方面，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不完善，缺少法制的规整。
特别是在地方层面，政府与市场相互博弈，导致在各自领域都有错位、缺位。
社会分化不足，公民社会尚待发育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阶层出现了新鲜的血液，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开始崛起；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中产阶级不足，民众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关注尚未觉醒，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有待进一步分化。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些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民间组织由此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功能初步显现。
但这些民间组织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甚至日常经费都是由政府拨付，其部门负责人也是政府任命，发挥作用的空间缺乏独立性。
权威体制与多元治理在当代中国，中央政府通过掌握行政管辖权，特别是人事安排和资源分配的权力，建立起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这种权威体制的运行主要通过科层制和一统的观念来进行维系。
权威体制的治理方式也颇具特点，中央政策的一统性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灵活性相结合，通过政治动员的运动性治理方式，在当今社会某些复杂问题的解决中显示出良好的效果。
对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思考和建议简政放权是老生常谈还是锐意改革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决定》的出台，在很多媒体和评论员眼中是老生常谈，是新一轮政府的放权政策。
他们简单的认为转变政府职能就是放权，深化改革也是放权。
殊不知将旧体制下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转变为有所管和有所不管的有限政府，岂是简单的放权能够做到的。
我们先来看一则数据国务院削减行政审批项目数量2019年11月1日取消789项，2019年2月27日取消和调整488项，2019年5月19日消和调整495项，2019年10月9日取消和调整186项，2019年7月4日取消和下放184项，2019年9月23日取消和调整314项，2019年5月15日取消和下放133项，2019年7月13日取消和下放50项，2019年9月5日取消76项，2019年9月25日取消和下放75项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摘要。
可以看出，我们党和国家并不是没有放权，也不是我们放权的力度不够。
自2019年到党的十八界三中全会前，我国行政审批项目取消调整和下放多达2790项，这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恐怕没有这样的力度。
那么国家下大力度的放权却为什么没有能够很好的转变政府职能呢？笔者认为转变政府职能得从源头抓起，政府放权，放向那里，是放向市场、放向社会、还是放向下级政府。
放向市场和社会我们能够理解，市场和社会也能够很好地接收和管理。
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央向地方放权，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放权。
地方和下级政府在这个职能转变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怎么做好接收和管理，怎么做好分门别类的同时还能精兵简政。
我认为中央和上级政府不能够简单的一放了之，地方和下级政府也不能收之任之，必须形成长效机制，形成常态化的管理，要加强政府效能建设，同时还应强化政府对于市场和社会事务的事中管理即过程管理、事后管理即绩效管理。
Experience Exchange经验交流DCW219数字通信世界2019.12国家富强稳定与地方政府的治理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但就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相关治理水平而言，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例如：治理理念不完善、信息化水平不高、治理结构单一，这些问题都限制了社会的发展水平，不利于共建共享的理念发展，同时降低了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效率。
1 目前地方政府存在的问题1.1 一些政府人员理念不到位，认知水平较低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是根本，要求人民参与国家治理，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这样一来就需要人民群众更多的参与权，从而保障他们自身的合法权益。
但有些地方的政府却没能落到实处，甚至有的地方干群关系紧张，例如：少数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严重脱离群众，信奉权力，目中无人，甚至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党员干部懒政现象依然存在，不愿意走基层，深入一线亲身体验群众的疾苦，帮助解决基层和群众的实际困难；一些机关乡镇干部对前来办事的群众态度冷漠生硬，对群众咨询的问题不耐心细致解答，办事拖沓，工作效率低下；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对群众的诉求简单答复，有的甚至采取“绕、拖、哄、赌”的办法，导致问题激化、矛盾上交。
这样会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加大人民冲突，严重阻碍了政府的现代化治理水平。
1.2 地方政府的现代化信息水平发展缓慢，甚至脱节随着我国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上级政府不断强调加强政府政务与互联网相结合，提高政府事务的信息化水平和治理水平，从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在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趋势下，为搭建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当前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正在全力推进。
但是仍面临不少难题，如人员转隶方面存在体质机制障碍，软件运作还不够成熟（在现场调度、大数据分析、舆情监控、“新闻+问政”等方面的应用还需要不断完善），专业人才稀缺及资金不足等，与中央、省、市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样一来，也影响到了电子政务的普及，最关键的是阻碍了更好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渠道，从而不能更好的满足社会治理的多元化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权威性。
改革，35年不变的时代呼唤。
改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今天，历史的巨手，正在翻开梦想的新篇；中国的改革，正在驶入新的航程。
关键时期、关键节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历史空前。
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将再次激荡神州。
好药看疗效，如今距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幕已有一个月有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涉及15个领域60项具体任务。
通过梳理公开报道进行统计，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在《决定》中至少有17项具体改革任务已经开启。
我选取近一个月有关民生、司法改革和政府改革这三方面的报道，我感兴趣的地方对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行局部理解。
民生领域永远是我们最关心的话题，故对其敏感度也最高，接下来是几条近一个月有关其的措施：7、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决定》提出，完善设市标准。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12月5日表示，民政部将提出对1993年制定的设市标准的修改意见，形成和完善新的设市标准。
11、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决定》提出，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12月5日表示，教育部已经完成制定考试招生总体方案，即将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2、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决定》提出，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
住房建设部12月6日联合财政部、发改委发布通知称，2014年起各地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
《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近日阐释“渐进式”，会提前若干年预告，且每年只延迟几个月。
13、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决定》提出，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12月5日称，民政部将综合构建涵盖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临时救助等专项救助在内的制度体系框架，正会同有关部门起草这方面法规。
2019年 第 11 期各界前沿理论— 169 —作者单位：常金萍，中共开封市委党校。
浅析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常金萍摘要：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后来又对其具体内涵作了详细阐述，又可以从内涵来概括出其主要特点，只有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能力 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三个阶段来概括，这三次的转变每一次都伴随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课题。
通过武装革命，中国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国家政权。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走向富起来。
那么要实现“强起来”，就必须走第三步：治理创新，只有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对上层建筑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才能事半功倍的助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习近平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安排，也就是一套紧密连接、互相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能各方面”。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方向，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国家本质的同时，构想了未来国家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是他们并未现实的提出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问题。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过探索，但是苏联模式也暴露出来一系列问题，新中国建国初期虽然依据自身情况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体制性的问题。
从这意义上说，如何治理好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无章可循，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分析中国的制度与地方治理中国的制度与地方治理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话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析中国的制度和地方治理，并试图解释中国在这方面的特点和挑战。
通过分析和讨论，我希望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制度和地方治理以及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一、制度概述中国的制度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规则与机制所组成。
它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多个层面。
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运行的方式和秩序。
首先，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构成。
这个制度旨在实现人民民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
其次，中国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导，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市场竞争。
这个经济制度的特点是国家保护和引导，鼓励和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
再次，中国的法律制度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包括行政法、民法、刑法等多个方面的法律。
这个制度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法治原则，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最后，中国的社会管理制度是一个综合性的制度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环境保护制度等。
这些制度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
二、地方治理的特点中国的地方治理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
首先，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在国家政策和法律框架下行使管理和决策权。
这种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在治理中具有相对较大的自主权。
其次，中国的地方治理注重稳定和统一，追求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通过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来保持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再次，中国的地方治理强调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地方政府中拥有重要的影响力，地方政府必须遵守党的决策和指示，确保国家的政策得以贯彻和执行。
最后，中国的地方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理体系，包括行政管理、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多个领域。
地方政府必须协调各个部门和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实现综合治理。
三、挑战与改革然而，中国的制度和地方治理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篇一：十八届三中全会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度解读201X年11月12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闭幕会，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经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随后，《决定》于11月15日全文公开发布。
《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方向，并对改革做出系统部署。
《决定》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大创新，在实践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勾勒出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
经过整理，将全会主要精神做出归纳解读，以供考生学习。
一、“一个主题六条主线”锁定改革大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6次三中全会都不同。
尽管前几次三中全会也都聚焦改革，但主题仅是某一方面的改革，而这次全会定位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等多方面改革。
确定这样的主题，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适应，也与当前改革形势相适应，在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只有坚持全面改革，才能继续深化改革。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总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全会提出了6个“紧紧围绕”，分别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6个领域的改革主线，反映着6个领域改革的基本理念。
以经济领域改革为例，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财税金融、土地制度、宏观调控等所有经济领域的改革，都要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主线来展开和推进。
全会提出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特定的主线和方向，不仅全面深化改革总的方向不会迷失，每个领域的改革也不会偏向。
收稿日期：2014-03-20作者简介：陈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行政与政府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视野下中国地方治理特殊性探析陈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191）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治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我国的地方治理在先天条件上并不如西方完备，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治理色彩，并且在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主多辅”的权力分配格局和实际治理过程中的差序格局。
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我国的地方治理应开始由本土化向现代化过渡，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实现这一转变提供了契机。
展望未来，我国的地方治理应由中国特殊变为中国特色，进而走向更加卓有成效的现代化地方治理之路。
关键词：地方治理；特殊性；治理现代化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5-0026-06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首次出现在党中央的文件中并上升为改革目标，彰显了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认识。
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我国目前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面临的各种问题愈加错综复杂，问题背后的各种利益关系错杂交织并已渐呈固化态势，这对我国下一步的改革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
就实际内容而言，治理体系侧重静态的制度机制架构，治理能力则是对动态的治理过程的强调，二者的现代化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地方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是重要一环。
我国的地方治理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分析这种特殊性应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之一。
一、地方治理的源起与基本含义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滞涨危机，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以维持政府职能运转，福利国家政策难以为继，凯恩斯主义以及以法理权威为基础的政府管理模式也陷入失效的困境。
面对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市场化改革，强调分权化、私有制、竞争机制的作用，政府也开始了由“管制”到“治理”的过渡。
20世纪80年代，受新公共管理运动广泛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推动，治理理论开始受到重视并迅速成为多学科研究的热点。
治理在本质上具有地方性，地方治理是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治理的产生、发展既与治理的兴起过程密不可分，也具有自己的发展演进脉络。
（一）源起国外现代意义上的地方治理实践可追溯到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后所开展的对地方政府的一系列改革。
此后，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扩展，地方治理改革思路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并影响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26改革实践。
我国现代地方治理实践可大致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启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主义政府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兴起要求打破政府一元管理模式，转而寻求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模式。
在理论研究上，20世纪90年代，地方治理作为一种富有生命力和解释性的理论在西方产生后很快被引入到我国，但当时学术界仅局限于理论的引进与介绍，并未对地方治理进行深入研究。
直到2004年，在孙柏瑛教授所著的《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l世纪的挑战》一书中地方治理理论才得到了系统介绍和阐释，此后伴随着我国地方治理实践的发展，地方治理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地方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了契机，也必将带来新一轮地方治理研究和实践的热潮。
（二）基本含义就地方治理的概念而言，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大致有以下几种界定：英国著名学者威廉・L・米勒、马尔科姆・迪克森和格雷・斯托克认为，地方治理是“关于地方服务的委托、组织和控制，这些地方服务包括地方区域内卫生、教育、治安、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等。
”[1]65-66Bovaird和Loff⁃ler认为“地方治理是一套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结构以及过程。
它决定了个人与组织行使权力的方式，此方式除了超越一般利害关系人所做出决策的力量之外，也会影响个人或组织在地方层次上的福利。
”[2]165我国学者孙柏瑛教授认为“地方治理是在一定的贴近公民生活的多层次的地理空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等各种组织化的网络体系，应对地方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的改革与发展过程。
[3]33孙教授从地方治理空间、主体、目标等方面对地方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完整的界定，在国内对地方治理进行的众多定义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借鉴意义。
学者们尽管在地方治理具体含义上见仁见智，但对于地方治理具有主体多元性、过程开放性、目标公共性、工具多样性等特征却具有基本的共识。
二、我国现阶段地方治理的特殊性地方治理理论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产生的，它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市场经济的广泛建立以及经济全球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一理论自诞生起就具有很强的解释性和包容性，可与世界不同国家的改革建设实践相结合。
而我国的地方治理根植于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地方治理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地方治理产生的先天不足从根本上讲，市场经济是地方治理产生、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政府主体才可能与政府分享公共治理权力，公民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才能不受政府控制并拥有独立、广阔的自由活动空间，才能作为独立主体参与到地方公共治理过程中。
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地方治理产生条件相比，我国地方治理存在先天不足的特点。
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地确立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职能范围有限，市场、社会都有各自活动领域，各种公民组织发展较为成熟，公民的民主、自由、参与意识较强，地方治理的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较为雄厚，而且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研究及相关实践都较为发达，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在遭遇经济危机、财政困境、福利国家失效等问题而运转不灵时，地方治理作为一种替代性改革思路被提了出来，这种从传统的管理向治理的过渡都是在市场经济框架内进行的，前后衔接较为顺畅。
我国地方治理实践是在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产生的。
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凭借计划指令和行政权力全面干预市场和社会，企业组织、公民个人的生产、生活几乎都受到政府管制的影响甚至控制，几乎不存在独立于政府外的空间。
改革开放后，各级政府不断简政放权，政府权力开始从市场、社会领域有选择地逐步退出，市场、社会空间才开始生长起来，地方治理才开始萌芽。
但我国目前市27场和社会的力量与政府相比仍处于弱势地位，市场、社会等非政府治理主体力量明显不足。
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地方治理是在市场经济框架内的由管理向治理的过渡，而我国地方治理则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由管制向治理的跨越，跨度过大，先天条件不完备。
（二）明显的地方政府治理色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地方治理相比，我国的地方治理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治理色彩。
地方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虽然具有许多相似点，且都强调地方治理过程的多元主体参与，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西方地方治理语境下，地方政府、第三部门、企业及公民个人等治理主体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平等的，地方治理权力在各主体间也接近于均衡分配，各主体能在平等开放的治理过程中实现协调合作，发挥出彼此的优势，实现对地方公共事务的良好治理。
而我国的地方治理则更加趋向于地方政府治理，是地方政府为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对治理理论的变通运用，表现为地方政府通过权力下放、职能转变、结构优化等措施提高政府自身能力，并选择性地调动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来促进地方发展。
在地方治理发起上，我国的地方治理多由各级地方政府主动发起，然后才有其他主体的参与，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由众多治理主体共同发动。
在地方治理结构上，各级地方政府都是本层级地方治理的主导者，也是辖区内的经济社会事务绝对的领导者和管理者，非政府治理主体更多地扮演“参与者”的角色，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只是众多治理主体之一。
在地方治理运作上，受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压力型的政府体制、“职责同构”[4]101的纵向政府职能配置影响，地方治理从属于全国的治理大局及中央的整体布局；而社会组织、公民团体又由于自身发展不完善，权力财力的虚化、弱化，在地方治理中处处受地方政府掣肘，难以发挥主体作用。
这样在地方治理运作中形成了非政府主体围绕地方政府转、地方政府围绕中央转的状态，与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治理中多元共治、齐头并进的运作局面存在较大差异。
（三）“一主多辅”的地方治理权力分配西方发达国家的地方治理权力分配与我国有较大差异。
按照西方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下相互侵犯、争斗的困境，更好地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人们相互订立契约并让渡出一部分权利交由特定主体行使，这一特定主体便是政府，政府行使权力应遵照公民或公民代表的意志并且应当保护公民保留的权力。
就地方公共事务而言，公民授予了政府一部分治理权，但同时也保留了参与治理或共同治理的权利。
因此，地方治理权力分配形成了“多中心”格局，即政府与公民个人、非政府组织都是地方治理的主体，都拥有治理地方的权力，在权力分配上没有太大悬殊。
而我国地方治理权力分配格局可以概括为“一主多辅”，即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团体或个人等都是地方治理的主体，各治理主体地位平等但实际掌握的治理权力不同。
在地方治理权力分配上，地方政府掌握地方治理的绝大部分权力，而非政府治理主体在某种程度上仅拥有地方治理“剩余型”权力，即非政府治理主体的权力并不是因为它们的主体资格而自身派生或是由法律赋予的，而是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授予与下放，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保障，权力弱化、虚化的问题较为突出。
这种“一主多辅”的地方治理权力分配格局是与地方政府治理特征相适应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治理理论在中国地方变革过程中的变通应用，但也制约了地方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四）地方治理过程中的差序格局地方治理权力分配决定了地方治理的过程，西方“多中心”的治理权力分配在实际治理过程中表现为多元主体的共治局面。
而我国“一主多辅”的地方治理权力分配在实际治理过程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的概念是由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用来描述中国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
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
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