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与三十年代上海政治(二)
- 格式：doc
- 大小：55.50 KB
- 文档页数：8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与三十年代上海政治(二)作者：薛耕莘口述王仰清、张鸿奎整理注释问：您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开局”尚称顺利，以后逐渐平步青云，这其间遭遇过什么大的政治风险没有?答：一言难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尽管是我在法捕房供职的全盛时期，却也颇多风险，甚至招致牢狱之灾。
当然，这是后话。
这些政治风险是同我热爱祖国、同情革命、明白事理、本性耿直不无缘由，但我无怨无悔。
法兰西共和国是一个有着民主和革命传统的国家。
法国曾经诞生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先声的“巴黎公社”。
三十年代，在上海法租界工作的法国友人中，不乏同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包括抗日救亡运动——的有识之士，如法捕房总监法伯迩(Fabre)、政治处处长马莱中尉(Etienne Maret)、政治处查缉班班长席能(P. Gelin)、马龙(P. Maron)等等。
下面容我叙述几件具体事例，以窥全貌，并借此以志纪念。
1933至1934年间，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在国民党上海南市警察局2的要求下，先后在山西路等处拘捕了廖承志3、陈赓4等重要革命人士。
当时，公共租界第二高等法院审判长郁华在英捕房不反对的前提下，把廖承志先生移提至南市警察局。
吴凯声律师受聘为其辩护。
后幸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先生暗中出力奔走；又通过警察局局长文鸿恩的胞弟、毕业于法国圣西尔陆军学校的文华从中说情，才由吴凯声律师将其保释而出、随传随到。
就在廖承志先生被捕期间，国民党当局多次要求上海法租界捕房准予会同搜查辣斐德路5辣斐坊七号廖母何香凝寓所。
法捕房总监法伯迩按法国律法亲属不受牵累的规定，拒绝了国民党当局的这一不正当要求。
不久，在法浦房政治处查缉班班长席能的协助下，将藏于何香凝住宅内的许多文件秘密外移，以免后患。
由此可以想见，如果法伯迩同意协查的话，那末廖案的发展将陷于困境而不堪设想。
查缉班班长席能，本是巴黎面包工人出身，在法国亦受法国资本家的压迫。
在我与他相处的日子里，他常常在言语中流露出同情中国革命的思想和情绪，所以他能予中国革命者以力所能及的方便。
曾记得，那时在法租界亚尔培路6霞飞路7口公泰水果行门外，有一卖报摊，报贩人称“老刘”。
老刘除出售各种报刊外，还暗中散发革命刊物如《红旗》8等。
曾多次被法捕房探目范广珍拘捕，经席能审讯后予以释放，其“理由”为：报贩刘系吸食鸦片烟者，不可能是共产党人，红色刊物显系他人放入普通报刊之中。
老刘获释后，重操旧业，依然回到原来报摊卖报。
但范广珍不死心，仍然予以监视。
席能获悉后，就采取措施，迫使范广珍放弃监视。
据我所知，老刘是故意以吸鸦片为假象以掩护其革命工作的。
相识有日，我与老刘有了感情，老刘曾主动给我一些新出版的《红旗》等刊物，供我阅读，令我茅塞顿开。
政治处处长马莱中尉不仅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政策，而且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勇战士。
1940年法国战败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上海法捕房的优越地位，奔赴非洲，参加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在意(大利)属利比亚著名海港特派勃克战役9中，与纳粹德国隆美尔率领的法西斯德军作战，因荣立“坚守待援”大功而越级升为中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马莱升任上校。
由于上海法租界当局某些人物的政治见识与公共租界方面不尽相同，更由于有一些比较开明正直的法籍高级警官，所以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革命民主人士的爱国活动，在法租界要比在公共租界安全一点，法租界遂成为上海各派政治力量活动的重要阵地，如《生活》10、《新生》11等进步刊物，得以在法租界内出版发行，并在法捕房对国民党当局的屏挡下而一息尚存。
作为华籍警官的我，则在既是法国上司、又是法国友人的庇护支持下，借助业务上的便利以及个人私谊，实实在在为中共、为革命做了一些其他华籍警官不能做、不敢做、或不愿做的事情。
这些事情虽属明日黄花，然究可差堪告慰于世人者。
问：三十年代您与您的法国友人所作出的有益于中国革命的事情，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它决不是凋谢的黄花，而是常开不败的中法友谊之花。
答：我很感激你们的美好评价。
言归正传。
自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韦尔顿(Wilden)签订中法协定12七条，其中包括中国当局可会同法租界当局搜捕人犯及在出示证据后可移提人犯等款项。
至1936年前，由于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中统徐恩曾逮捕而投降变节；也由于中共游定一的叛变出卖，国民党委游为“中央特派员”，在上海法租界内会同领捉中共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致使中共在法租界的许多重要秘密组织陆续遭到严重破坏，被捕之重要革命者达六十余人，搜出文件达百余箱，13损失极为惨重。
其间，中共地下组织对业已背叛危害革命的叛徒，进行了坚决的回击。
顾顺章被捕后不久，约1931年4月下旬一天清晨六时左右，上海法租界爱棠路14爱棠一幢房子里，一家老小四口均遭抢杀。
事后据探目范广珍得自国民党中统方面透露的消息，证实此案属政治性质，死者系顾顺章的家属。
我由此案推知，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共造成的危害是罄竹难书的。
同年某月一天上午七时左右，在法租界台拉斯脱路15永嘉路以南一幢普通楼房的亭子间内，有一刘姓男子，年约四十左右，正坐在藤椅上译写俄文书籍。
其时，有一穿着工人服装模样的青年，闯入该房内，用盒子枪向刘姓男子连发射击，击中其头部二弹，当场殒命。
法捕房查缉班从死者室内搜得之信件加以研究，得悉死者为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是中共的一个叛徒，平时以译写俄文书籍掩盖其身份，事发前曾多次收到警告信件，却仍怙恶不悛而遭致杀身之祸。
就在这多事之秋，我奉命于1934年春末夏初，接替政治处查缉班陆殿东16的职务，负责搜捕侦讯，由此得以直接参与搜捕审讯事宜。
约在这一年的秋冬之交，有一天，法捕房奉上司指令，特派席能与我两人先行前往巨籁达路17蒲石路18一旧式居民住所(今已拆除)搜查，完事后再等待中法探捕会同拘捕人犯。
席能与我经仔细搜查，在亭子间一床底下的一只皮箱夹层里，搜出英国麦加利银行存折一本，户名为“李嘉德”，存款数额为二十七万三千余元。
席能当即对该李姓关照道：“该存折暂由我俩保存。
你切勿告知他人，因为这对你有极大关系”。
李姓遂领悟席能弦外之音，点头表示谢意。
数分钟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王兆槐与杨凤岐会同法捕房刑事科西探长加勒(Inspecteur Grell)、翻译徐乘龙等赶到李姓家，加上席能和我，一起再行搜查，然却一无所获，遂将李姓拘捕而归法捕房。
对此案，国民党上海当局要求把人犯移解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
法捕房律师费席珍与我，以检察官身份提出“本案因无确凿证据搜出，被告应还押捕房，一周后候证再议”。
后来，国民党当局因提不出有力证据，法捕房政治处就将该李姓予以释放。
释放时，我和席能即把那本存有二十七万三千余银元的存折，交还李姓本人，李姓道谢不迭而去。
三天后，该李姓突来电话，邀约我于当天晚上赴位于霞飞路、高恩路19口“上海A字可的牛奶公司”后面一幢旧式楼房内晤面。
是晚，我履约往见李姓，并由李姓介绍认识一位秦姓者。
交谈中，秦姓再次对席能和我表示深切的感谢。
以后，在同一地点，李姓又约见了我两次。
最后一次见面时，李姓坦言道，上次介绍认识的秦先生，就是我们的领导人秦邦宪委员。
“你们是我们的真正朋友，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问：法捕房当局为何会派你们先行保护性搜查呢?答：缘由系宋庆龄先生通过一定的渠道，事先已得到国民党当局要求法捕房会同搜查李姓的情报，即与法总领事巴台士(M. Baudez)取得谅解，故有上述有险而无惊之一幕。
否则的话，不仅二十七万三千余银元将被国民党反动派吞口巫，恐怕连李姓的性命也难保朝夕。
我在无意中保护了中共的巨额经费，并借此得识中共中央领导人秦邦宪，是我的一大荣幸。
反之，我因鄙视所谓“中央特派员”游定一的叛卖行径，常常疏远之，虚与周旋。
但因我握有搜捕侦讯的实职实权，游定一总想亲近我、讨好我，甚至往访我家，并馈赠厚礼，“希望通力合作”。
然我黑白分明，正邪分清，不为所功，仍我行我素。
未几，我遭同僚范广珍、程海涛的“控告”，说我有“同情共产党”的嫌疑。
因查无实据，上司要求我暂作“回避”。
于是我调任查缉班负责登记无线电、广播电台、印刷所及书报刊物的工作，仍兼任查缉班法律咨询。
调任前，在我的建议下，席能班长派胡荣庆翻译接替我的搜捕侦讯工作。
此后，游定一改与胡荣庆等人联系。
问：范广珍、程海涛的“控告”，与游定一有何连系?或是还有其他什么背景?答：这一些，我也查无实据。
但是，我想剖析一下这些人的个人经历。
因为这些人在法捕房华籍警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供你们研究法租界的历史作参考。
如程海涛。
程海涛的妻子是法租界粪大王阿桂姐的寄女，阿桂姐是“大亨”黄金荣的姘妇，于是，程海涛无形中成了黄金荣的“过房女婿”而不可一世。
程海涛作恶多端，但也做过一点好事，即偶而有二、三次，曾把游定一请他转交法捕房要求协助会同逮捕中共人员的名单，通过黄金荣之手，转交给了李云女女士。
李云女当时在宋庆龄先生那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职至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
当然程海涛的动机并不纯洁，是为了谋取金钱酬报。
1939年9月，他在汪伪特工的利诱下，收受了2万元“津贴”，出卖了民族利益，于6日在马浪路20康悌路21口，被国民党军统枪杀而暴尸街头，尸体上贴有一纸片，上书两字：“汉奸”。
问：此后，您与中共又有哪些联系?答：用“瓜葛不断”四个字来形容，也不为过。
其中，为收养共产党员的女孩一事，后被军统以“通共罪”起诉，又在蒋介石的“手谕”下，被打入大牢，差一点走上不归路。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5年初，我在查缉班负责登记书报刊物工作时，看到席能、范广珍、胡荣庆等会同游定一，拘捕来一位女子，携带着一个小女孩，疑为共产党重要人物。
我只知道女子姓方，毕业于北京大学，女孩名叫方小宝，时年五岁。
经席能班长审讯后，方女士用英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请求把她的五岁女儿方小宝暂时寄养在法捕房里。
方女士向席能班长提出了两点顾虑：第一她绝不信任国民党方面的人员；第二她害怕丈夫来捕房领取女儿而遭不测。
席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出于人道主义，允予考虑接受她的要求，并报告上司。
后经总局讨论同意，并指定由我代为设法抚养这个小女孩。
我也笃信天主教，在爱心驱使下，欣然接受了收养共产党员的女孩方小宝。
为避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必要麻烦，我把方小宝暗中寄养在上海南市天主教会办的新普育堂内，并得到上海惠主教(法籍，Mgr Haouisee)的支持。
在方女士被监禁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我妻子江赛珍的体谅和配合下，经常去新普育堂看望方小宝，尤其在星期天，我们夫妻俩还买些吃的以及江赛珍自己缝制的新衣服去看方小宝，从无间断。
西安事变后，方女士由国民党中央反省院释放回沪，迳来我家——亚尔培路步高里后面望德坊对面一幢中式新楼房，与我妻江赛珍见面，并赠送了十几条她在监狱中亲手刺绣的手帕作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