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惩治行贿犯罪的不足及其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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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惩治行贿犯罪的不足及其制度完善
作者：赵凯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10期
【摘要】作为国家法治进程重要的组成部分，依法严厉打击行贿受贿犯罪毋庸置疑。然而，当前我国在大力打击受贿犯罪的同时，许多的行贿者却因行贿罪相关立法及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环节等问题最终未受到法律的惩处。在立法方面，文章着重对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加以分析并建议拓宽行贿罪中“财物”的认定，在量刑方面增加对行贿犯罪的罚金刑；在司法环节，文章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建议侦察机关适度利用技术侦查手段，降低对行贿人口供的依赖性。
【关键词】行贿罪；处罚不力；完善立法；加强司法惩处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党和国家对于反腐败斗争非常重视，从陈希同、陈良宇、成克杰这些省部级高官的落马，到如今赖昌星的引渡回国，都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于腐败行为予以严厉打击的决心和态势。然而，从各地纪检部门和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侦破的案件来看，“行贿案件只占到受贿案件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①。在刑法学理论上作为典型对合犯的“受贿罪”与“行贿罪”为何存在如此巨大差异？这既有当前法律制度上的缺陷，也有司法环节的漏洞。
一、行贿犯罪的危害及惩治现状
行贿行为既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践踏了公平竞争的法则，导致了未行贿的其他竞争者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状态，更导致了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想办事，得送礼”的不良风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经济发展良性秩序。然而，从当前查处贿赂案件的情况来看，我国存在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根据2010年-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和行贿案件的调查统计，2010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为18224件，但立案侦查的行贿犯罪嫌疑人却仅为3969人；2011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为18464件，立案侦查行贿人数也只有4217人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检察机关在1983-1992十年间，起诉的受贿案件2900件，行贿案件3789件”③。从立案数量和人数来看，我们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远远不及于受贿犯罪，与邻国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
结合各地的新闻媒体报道，从个案来看，也确实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的问题。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利用提拔使用干部等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贿赂及礼金共计人民币500多万元、美元2.5万元。该案涉及行贿人两百多人，且多为国家工作人员。但最后对这些行贿者，法院大多从轻处理。正是由于近些年各地司法机关对行贿罪的查处失之过宽，使行贿行为成为一种高盈利低风险的非法活动，使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行贿无罪”。大龙源期刊网
量的行贿犯罪如果被过滤到刑法处罚之外，客观上放纵行贿犯罪，必然会对受贿犯罪的不断攀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
二、对行贿犯罪惩治不力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环节的不足
1.司法实践中“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存在分歧
根据我国刑法第389条的规定，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何为“不正当利益”，司法实务界存在分歧。通说认为，“不正当利益”不限于非法利益，它还包括合法但不正当的利益。它既包括实体的违法和程序的违规。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不正当利益”仅仅包括“非法利益”，对于能够合法取得的利益并不适用行贿罪；亦有学者认为，即使是为谋取正当利益，比如向拖欠货款的国企单位领导赠送礼金以期能早日收回货款的行为同样构成行贿罪。在实务界，这种认识上的分歧足以影响司法机关的公正审判，易产生同案不同判的法律后果，有损法律的威严性。
对于成立行贿罪，是否需要“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在学界及实务界亦有争论。通说认为，依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成立本罪，必然要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亦即有此目的是本罪成立的构成要件。然而，对于暂时未取得相应不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罪，争论较大。比较典型的事例是犯罪分子为了长远投资，对一些手握实权的领导干部行贿时，并不马上要求有相应的利益作为回报。受贿案发之时，侦察机关难以掌握行贿犯罪的其他事实，缺乏足够有效的证据，对行贿罪的认定产生很大影响。
2.行贿的范围规定过窄，对于行贿行为的认定产生限制
根据刑法的规定，行贿的范围是“财物”。对于“财物”的理解，刑法理论中通说认为，财物仅限于以有形实体存在的金钱和物品，不包括其他财产性利益，更不涵盖其他非财产性利益。然而，近年来通过司法机关公开或新闻媒体报道，我们发现如今行贿的方式已经大大超出了钱与物。有提供免费出国旅游、免除债务、迁移户口、调动工作、提升职务、安置就业，甚至提供女色。形形色色的行贿方式既增加了行贿成功的可能，也为侦察机关开展侦查工作增加了难度。尤其是面对一些非财产性利益，侦察机关为保证避免错案的发生，要把握好“财物”的认定，笔者认为这会对侦察机关造成无形的压力，使部分能够以行贿罪惩处的案件最终免于处理。
3.罚金刑缺位
在刑法学理论中，罚金刑在诸如行贿罪、盗窃罪等财产性犯罪的打击和预防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对于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判处罚金，予以一定数额金钱的剥夺，既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继续犯罪的经济条件，也能对犯罪分子起到惩罚与教育的作用，从而预防犯罪分子龙源期刊网
再次实施犯罪”④笔者认为，当前对行贿罪处罚不力的一方面原因就是对行贿罪的惩处力度不够，实践中对行贿分子缺乏罚金刑，在客观上为行贿者再次行贿创造了条件。
（二）司法环节的不足
1.因行贿案件自身性质导致对行贿案件处理过度放宽
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在刑法学理论中是典型的对合犯。由于二者是一对一的，大多数情况下又都是隐蔽进行，对于侦察机关而言，行、受贿双方的供词对于顺利侦破案件意义重大。无论是受贿方还是行贿方，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闭口不谈是常态。如果侦查人员无法取得行、受贿双方的供词而仅靠间接证据，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为了更快地侦破受贿案件，严厉打击受贿犯罪，检察机关有可能会和行贿人达成类似协议，为换取他们行贿的供词，在法律框架内减轻甚至可以不予追究行贿人的刑事责任。这种办法的确行之有效，有利于受贿罪的快速侦破，对于那些顽抗到底的犯罪分子无疑是有力的打击。然而，这种双方达成的默契实质上破坏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更放纵了大批行贿人免于刑事处罚，从长远来看，危害极大。
2.职务犯罪案件在证据收集的手段、体制上存在缺陷
在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具体侦办案件过程中，案件办案人员缺乏足够、有效的手段对行、受贿案件的关键证据予以掌握。尤其是在户籍信息、车辆信息、通信信息、银行查询存款等多方面检察机关的侦查手段受到一定限制，当然，国家要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但检察机关查办手段的缺乏无疑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行、受贿双方供词的依赖。在中国政法大学大学教授樊崇义看来，“要打击受贿腐败，可行贿人不揭发怎么实现打击？”⑤现有侦查手段的缺乏，无疑加大了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性，进而为侦查人员与行贿人达成所谓的协议创造了条件。
三、惩治行贿犯罪的制度完善
（一）删除刑法条款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行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而不在于行贿人是否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我国刑法关于行贿罪的表述从立法本意来讲是排除为谋取正当利益的行贿行为，但即使是为谋取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同样会产生社会危害性。就走上受贿犯罪道路的国家工作人员整体而言，主动索贿者少，被动受贿者占大多数，而且即使这些主动索贿者，也往往是从被动受贿开始。那些主动行贿者，不论谋取何种利益，其行为都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加之在实践中因“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造成的理论和实践分歧，笔者特建议在刑法条款中删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以保证我国法律的公平与公正。
（二）扩大贿赂范围
为增加行贿罪的打击力度，从根源上防范官员受贿腐败现象的发生，笔者建议立法者在刑法修正案中将将行贿罪的定罪范围扩大为“利益”。“贿赂犯罪的本罪在于权钱交易，一切能够龙源期刊网
满足受贿人各种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都能促使其违法或不正当行使职务权力，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⑥在当前行贿人采用各种手段向国家公职人员行贿的大环境下，扩大行贿范围的认定十分必要。
（三）增设罚金刑
“行贿是一种典型的贪利犯罪，必须特别重视从经济上对其予以惩罚和剥夺，以遏制其再犯的欲望，消除其再犯的能力，同时，通过对犯罪分子重罚，能警示社会上有犯罪之虞之人，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⑦笔者建议，在针对行贿罪的处罚中，增加罚金刑，这既符合当今的国际刑事立法潮流，又体现了刑罚的针对性。立法者可以规定根据行贿者的具体行贿数额的倍数处以罚金刑。
（四）借助技术手段加强对行贿罪的侦查力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在新刑事诉讼法即将正式生效的大背景下，为避免检察机关对行贿人口供的依赖，笔者建议各地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待新刑诉法生效后，可以借助各种技术侦查措施掌握行、受贿双方的关键犯罪证据，如银行存款记录、其他证人口供、通讯记录、通讯录音、电子监控、电子监听、秘密拍照、邮件检查等多种证据。笔者认为，新刑诉法的颁布与实施，无疑为如何加大行贿罪的处罚力度指明了方向。
行贿行为和受贿行为同害，它破坏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运行，妨害了公平竞争的社会秩序。如果行贿行为不被有效禁止，会给社会造成“行贿无罪”的错觉，为了自己的利益，势必会有很多人不得已而采取行贿手段。试想如果全民行贿，我们的社会发展必然陷入无序状态，我们的政权根基必然受到动摇。对于受贿人这样的“内奸”我们要严惩，对于行贿人这样的“外敌”我们也不能轻饶。
注释：
①曹子刚.行贿罪定罪与处罚若干问题之思考.2007年吉林大学硕士论文，第4页.
②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0年、2011年工作报告.
③文东福.刑事政策视野中的行贿罪.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第52页.
④高铭暄，马克昌，赵秉志.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刑法学（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62页.
⑤杜萌.最高检严惩行贿犯罪将有“秘密武器”.法制日报，2010年5月20日第004版. 龙源期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