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法治反腐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并颁布了 《宪法》 、 《刑法》 、 《公务员法》 、 《公务惩戒程序法》 等。 这 些共同构成了新加坡反腐败严密而规范的法律体系， 为惩治和预 防腐败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 从执法层面， 拥有独立而权威的反腐机构 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 （CPIB） 是独具特色的反腐专门执法机 构，是治理腐败的核心力量。该局被国家法律赋予了广泛的职 权， 法律有效地保障了执法官员的利益和权力。 除了当初的调查 工作外， 还包括预防腐败的发生， 作为预防活动的一部分， 贪污腐 败局要研究易发生腐败行为部门的管理程序和工作程序， 特别是 要加强信息资源的合力配置， 进一步提出能够减少错误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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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的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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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治理。 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首要任务必 须是法治反腐。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管理活动。④治 理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是受严格约束的有限管制。 其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 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多元化的合 作机制。⑤新加坡法治反腐的成功经验， 对我国深入开展反腐败 斗争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并举 一方面， 我们需要制定较为完善的预防法律体系， 做到有法 必依。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 将我国的反腐败工作纳入法 制轨道， 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 加快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让法律制度实际运行。同时， 制定与反腐败立法相配套的政策， 例如 “高薪养廉” 政策、 社会福利政策等， 加大违法的经济成本， 从 而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⑥ 另一方面， 我们还应当注重严厉惩治贪污行为。 我们应当对 腐败 “零容忍” 。 这可以提高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 增强公民坚 决打击腐败的决心。 （二） 推进和深化反腐机构改革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惩治腐败的能力和 效率要求也不断提高， 我国应该加快公共部门的改革， 把反贪总 局打造成符合中国实践的专门执行反腐机构， 通过立法的形式赋 予其独立而广泛的职权， 强化其权威性， 依法保障其法律地位。 当然， 这样的反腐机构拥有独特的权力， 但其权力的行使也应该 时刻处于合法有效的监督之中。 如果反腐机构出现腐败现象， 那 影响将会非常大的。 因此， 对其权力的行使必须要有一定的限制。 （三） 培育和宣传反腐法治文化 反腐败不仅仅是立法、 司法和执法的改革， 还应当从公民守 法的角度， 深入开展法治文化宣传， 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来解决问题， 提高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 我们应该逐步营造清 正廉洁的法制文化， 进而培育出人人遵法、 守法、 护法的社会氛 围， 使法治的价值理念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综上所述， 反腐是一项系统工程。法治反腐， 就是国家严格 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治理腐败理论、 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 这些 都强调法治的权威性， 它来自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威。 只有坚 持做到惩防并举， 深入推进反腐机构改革， 培育和宣传反腐法治 文化， 才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反腐 必须治权， 治权必靠法治，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是新形 势下腐败治理的必由之路， 腐败治理要走法治化道路已成社会的 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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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法治反腐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王
摘 要
宇
姚
蔚
反腐是一项系统工程。 新加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反腐败治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从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方面， 新加坡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综合系统的反腐败法律制度， 这些使新加坡打造的廉洁政府逐渐 成为全球的典范。这些对我国法治反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反腐败 法治思维 治理体系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4 年度扬州市反腐倡廉建设研究课题项目—— 《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研究》 （项目编号 为： FFCL14B14） 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宇，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机电系团总支书记， 讲师， 研究方向： 民商法学； 姚蔚，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土电系主任、 党 总支书记，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 D733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387/ki.1009-0592.2016.12.063 二、 新加坡法治反腐的实践经验 亚里士多德指出： “法律即秩序，良好的法律就是良好的秩 序。 ” 新加坡的腐败治理是法治反腐的一个缩影。在国家治理体 系中， 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位于重要的地位， 并发挥着 关键的作用， 通过相当完备的法律法规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 切 实做到了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一） 从立法层面， 制定完整而周密的法律体系 新加坡通过立法措施来确保反腐败的法律—— 《腐败预防 法》 ， 能够给予违法犯罪者足够的惩罚。 这项法律在 1960 年进行 了修改， 给予了贪污调查局官员更多的权力， 并对腐败违法行为 加重了处罚。从那时起， 该项法律就经常被修订， 以确保违法者 不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使腐败行为不合算。 那是由于腐败而增加 直接或间接社会经济成本的认识，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除了拥 有与警察案件有关的所有权力之外， 贪污调查局现在还被赋予了 其他特别权力。根据这项法律， 检察官除了别的权力之外， 还可 命令所得税审计人员向贪污调查局提供违法者的有关信息。 1989 年颁布实施 《贪污 （收益没收） 法》 而进一步强化了贪污 不合算的概念。 该法律规定， 当法庭判决构成贪污罪的人不能说 明其财产来源时， 法庭依法没收这些财产。 该法律还规定了没收 贪污收益的几种适用情形： 一是当被调查人在被提起诉讼前或被 审判前死亡时； 二是当被调查人潜逃时； 三是在依法调查开始 6
① 个月后， 被调查人失踪或无法引渡时。 除此之外， 新加坡还制定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要加 快推进反腐败的立法， 通过法治的方式进一步完善预防和惩治腐 败体制机制， 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 在我国以法治思维反对 腐败已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基础， 但也面临诸多困境， 法治反腐所 涉及的深度、 广度及力度远远不够， 需要 “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惩 防并举” 。 一、 问题的提出 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尼尔教授认为， 腐败是权力的滥用， 腐 败总是与权力的滥用联系在一起， 都是对公共财产公共资源的侵 占， 都是在社会经济、 政治、 文化、 道德等多领域和多层面造成了 极大的危害， 均应受到社会公德的谴责， 都属于与法律相悖的行 为。也有学者认为，腐败是指那些握有公共权力的国家公职人 员， 出于个人目的或为满足小集团利益， 滥用手中的公共权力， 以 非法或不正当手段占有、侵吞公共财富的行为。所有腐败都是 “寻租活动” 的内涵或外延。 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 权力的存在始终与责任、 义务紧密 相联。 腐败是由价值观的异化而导致的权力异化， 使权力走向权 利化。 当权力朝着权利化方向转化时， 义务和责任的约束同时缺 失， 必然会产生没有道德和无责任约束的权力的滥用。 从贪污腐 败活动的 “经济成本” 而言， 贪污腐败行为给社会造成的还有其他 方面的损失或 “非经济成本” 。 例如， 腐败还会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不可行或不具有可持续 性的项目的非生产性投资， 导致质量标准的下降， 特别是在建筑、 交通等领域， 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 甚至增大国家的债务负 担和陷入贫困的深渊。 新加坡于 1959 年成立了自己的政府， 当时的腐败现象充斥 了绝大部分的公共部门。 预防腐败的法律不完善， 公众受教育程 度较低，政府官员特别是警察执法过程中各种贪污行为屡禁不 止。 腐败的产生与权力有直接关系， 并对社会经济造成了直接或 间接的侵害或危害。 其后， 新加坡政府经历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 力， 通过法治的方式治理腐败， 起到了显著的成效。 当然， 其多年 来的实践探索对我国的法治反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