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_十大思想家

十大思想家（上）2010-11-26 22:45:50| 分类：学习|举报|字号订阅本文转载自廖广翏《十大思想家（上）》引用廖广翏的十大思想家（上）十大思想家张汝伦主编目录绪论弗洛伊德杜威马克斯·韦伯胡塞尔罗森茨维格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萨特汉娜·阿伦特福柯绪论这本书中写的，是二十世纪10位西方思想家。

虽然这个世纪的确是英国思想家伯林听讲的“西方历史土最可怕的一个世纪”，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也是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期之一。

在这个世纪，近代以来形成的种种思想、信念和制度，甚至西方文明本身，都受到了严重的怀疑和挑战。

正因为如此，本世纪西方思想界大师辈出，群星璀璨，以前的世纪很少能与之相比。

我们这本书里所介绍的一些思想家，如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弗洛伊德、韦伯等人，即使放在全部西方思想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中，都将占有重要的篇章。

虽然在这本小书中只简略地介绍了10位．思想家，但读者也由此可以对二十世纪西方思想最重要的方面有所了解。

如上所述，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是对整个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批判性反思。

要了解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首先要对前此的西方思想，尤其是近代西方思想的一般特点有所了解。

近代西方思想文化，是从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明两个源头发展而来。

古希腊思想中虽然也有神秘主义和怀疑论的因素，但主流却是刚健清明的乐观的理性精神。

希腊人相信，外在世界有一种逻辑或数学的秩序，人心可以把握这种秩序；人们可以用概念的语言将它几乎精确地表达出来。

用抽象概念思维是希腊人的一大特点和一大贡献，西方理性主义正起源于此，而西方科学也有赖于此。

希腊人认为，科学就始于在事物中假设理性的秩序。

但是，过分重视概念思维却使希腊人不太重视感性世界。

亚里士多德把人叫作“理性的动物”，这个思想长期支配着西方人对自己的认识，直到这个世纪才发生根本的动摇。

基督教是从犹太宗教思想发展而来。

犹太教从不否认宇宙秩序，虽然它是由上帝来保证的。

在犹太教思想家看来。

宇宙并不是由一团杂乱无章的、无法控制的力量组成，而是有秩序、有规律的，而无所不在的上帝正是这种秩序和规律的最终保证。

基督教同样这样认为，并且常常用理性的手段来证明自己的信仰。

基督教的伟大思想家，如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都能继承希腊哲学的理性传统，以神学的形式将其发扬。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曾制造了一个“黑暗的中世纪”的神话，似乎在中世纪1000年里，西方文明不仅乏善可陈，而且停滞不前。

实际上中世纪文明是近代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温床，没有中世纪，就没有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

中世纪和近代之间并不存在着截然的断裂。

我们不应忘记，近代知识的摇篮——大学，就产生于中世纪。

古代科学、数学和哲学的遗产通过阿拉伯人重新传入欧洲．经过经院哲学家调和理性和信仰的努力，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在中世纪得以以新的形式延续。

亚里士多德对中世纪哲学和科学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尤其是他的逻辑方法，成了中世纪思想家的主要思想工具。

虽然他们不重视经验的观察，但分析和推理的功夫却颇了得。

尽管他们大多为了神学的目的或信仰的目的来使用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方法，但这种方法的使用会产生可能大悖他们初衷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理性方法的使用，使得科学、哲学以及其他领域成了可以独立研究的领域，不再屈从宗教正统的要求。

理性和信仰，神学和哲学的距离渐渐拉开，最终分道扬镳。

虽然奥卡姆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能与阿奎那相比，但他却标志西方理性传统重大转折的开始。

在他看来，去推理论证上帝、实体或李物的本质都只是无聊的语词游戏，人们只能认知当下的经验，只有李物可经验的、现象的性质才是实在的。

奥卡姆把人们的眼光引向经验的世界，引向具体事物。

从奥卡姆开始，西方人的兴趣逐渐从形而上学转向科学，从抽象一般的事物转向具体特殊的事物。

文艺复兴标志着古代的另一个传统―人文主义传统的复活，同时也意味着对过分枯燥刻板的理想主义传统的反抗。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不是到古代的科学和哲学中，而是到古代的文学中寻找对抗经院主义的理智主义的良方。

希腊人的优雅和罗马人的高尚，越发显出那种理智主义的缺乏生气。

人文主义者也转向历史和造型艺术，认为人应该是丰富感性和健全理性的完美结合。

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翻译、整理和出版，大大扩－展了西方思想的视域，许多被遗忘的息想家和思想传统，又重新映入人们的眼帘；同时，文艺复兴因为引入了感性的因素而使人的理智变得更为精细和复杂。

现在一般把宗教改革运动看作是近代西方世俗化过程的开始，但这个过程首先以政治．上．的民族国家和主权概念的出现为标志。

国家的成熟和强大就意味着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的减弱，意味着世俗的权力开始成为支配性的权力。

当然，宗教改革运动水身也大大动摇了传统的宗教权威。

虽然宗教改革者们都是虔诚的信徒，但正是他倪给上帝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文艺复兴和世俗化将人们的兴趣引向物质生活，对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的追求开始成为新的时尚。

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对近代文明影响极其重大，但最重要的是它引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

这个科学革命的缔造者，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都不是哲学家，但他们的工作却产生了深远的哲学后果，他们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目的论宇宙观，人们不再研究终极目的，而只关心能产生当下结果的充足理由。

伽利略把自然看作是一部用数学语言写的书，自然成了可以量化来对待的东西。

大小、形状、运动、质量、数，都是可以度量的质。

在古代，自然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而现在，物理自然被化约为可精确计算的力学命题。

自然完全是死气沉沉，没有生命的东西。

世界是一个机械装置，服从严格的力学规律。

人和自然不再融为一体，而是彼此对立、分开。

自然成了物质的集合，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只是等着人去利用和征服。

虽然对于今天一般的人来说，世界仍是十七世纪科学革命所描绘的样子，但这幅图像并不正确，它只是精神任意的构造，虽然是一个有用的构造。

笛卡尔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他将科学革命的结果哲学化了，或者说，他的哲学是科学革命的哲学对应物。

近代科学将数学乍为自己的普通工具，而笛卡尔则梦想有一个以几何学为典范的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

他相信，只要我们有一个可靠的出发点，它建立在一个自明的第一原理基础上、按照逻辑的规则，一步步推理，就可以得到可靠的知识。

在笛卡尔看来，这个可靠的出发点就是“我”——“我思故我在”。

从人自身的存在和思想中可以推出上帝的存在；而上帝的存在则保证了世界的确定性。

这显然是一个循环论证，使笛卡尔主义就建立在这个循环论证基础上。

在近代科学世界观那里、人与自然是分离的；笛卡尔则把实体也一分为二，分化为广延和思维，它们是两个独立的领域。

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就由此而来。

在笛卡尔眼里，世界就是一架大机器，但人的精神可以掌握它的原理。

在科学革命的同时，欧洲也发生了政治革命，这就是英国革命；产生了一直影响到令天的新的政治观念。

这些新的政治观念就像新的自然观念一样，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

在此之前，欧洲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玩。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国家对仪来说是天然的东西，因为人是“政治的动物”。

而在近代西方人看来，最初并没有国家，国家是人为的、约定的，它的目的只是促进人们的福利。

国家的权力或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个人的正当权益，压制某些人或集团的侵害别人的利益扩张。

古代和中世纪的政治哲学一般都将国家或共同体置于个人之前，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虽也承认私有财产的有限权利，但认为如果共同体需要，就要为之牺牲。

这些对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自由主义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石就是主张个人至上的个人主义。

个人不用被看作是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与这个共同体其他成员有千丝万缕关系，与共同体更是不可分离的个人，而是一个绝对独立、也绝对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

这当然不符历史的真实，而只是一种理论的构造。

然而，正是从这个人为构造中，推出了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并且影响了以后300年西方的政治文化。

契约论就是在原子式个人的假定基础上得出的。

它根本扭转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及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不再具有任何高尚乃至神圣的意义，而只不过是保障和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

个人权利中最重要的是生命和财产的权利，其次是思想言论和集合结社的自由。

国家权力如果被滥用来侵犯这些神圣人权，那么人民就有权反抗和推翻政府。

然而，一旦人们用原子式的个人来理解自己和理解社会时，维系社会团结的内在纽带就悄悄消失了。

虽然理性主义自古以来就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传统，但这个传统只是到了近代，尤其是到了启蒙运动那里，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理性不仅是判断与衡量一切的标准，也是世界和宇宙的组成原则。

宇宙万物都是按照严格的规律来运行，而理性完全可以把握这个客观规律。

理性和科学不仅在探索自然中无往而不利，就是在道德和宗教的领域，也能给我们以明确的指导。

近代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使启蒙运动对理性以及科学本身，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信仰，甚至达到了迷信的地步。

现代美国哲学家怀特海说启蒙时代是一个“基于信仰的理性时代”，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特征。

有人说，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藐视奇迹，却相信人类完美性的奇迹。

的确如此，虽然他们甚至把人也看作是“机器”，但却是配备了理性的机器，这台机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没有做不到的事。

凭着理性，人类早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由这个信念出发，启蒙运动发展出了它的进步主义的信仰。

启蒙运动相信，历史是进步的，不断地向着完美的目标前进。

人类的种种匮乏和苦难，总有一天会被最终克服。

因此，启蒙的哲学是一种乐观主义的哲学，它相信人类的黄金时代终将到来。

经历了本世纪的灾难和恐怖的人类，大概只有智力低下者、健忘者或极度天真的人才会相信人类无所不能，历史必然进步。

但在当时，即使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苦难和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也很快成了西方人的普遍信仰。

达尔文主义和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以及西方文明对全球的征服，使得西方人踌躇满志，无不相信他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前途一片光明。

现代科学技术和理性将使人类的梦想最终变为现实。

十九世纪的西方人真正相信，他们的制度和文明是最好的，是普适的，是全人类的福音。

但是，就在这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中，西方敏感的思想家已经感觉到了现代性的严重问题。

歌德在去意大利游历之后，就开始想，现代工业会不会使那种美丽的自然景色一去不返二黑格尔则对现代这个现象第一个进行认真的反思，是他第一个喊出了“上帝死了”。

尼采则将“上帝死了”作为他批判西方文化的前提。

尼采可说是宣判西方文明命运的枭鸟，他敏锐地发现起源于希腊的西方理性毛义传统已使西方思想失去了生命力，而基督教的价值观更使一切价值创新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