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变参数_泰勒规则_在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实证研究_刘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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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政策非中性——货币—产出的因果关系和影响关系
检验
刘金全;刘志强
【期刊名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年(卷),期】2002()4
【摘要】货币—产出之间的影响关系涉及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需求管理政策的可行性。
我们对货币—产出之间影响关系的一些典型化事实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统计检验 ,发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化事实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并不成立。
这说明在目前实行稳健性货币政策的过程当中 ,我国货币政策的非中性原因和政策传导机制具有与政策工具和市场条件相关的特性。
【总页数】6页(P5-10)
【关键词】货币-产出关系;货币中性;货币政策;Granger影响
【作者】刘金全;刘志强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商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822.0;F224.0
【相关文献】
1.我国货币政策作用机制的阶段性与货币-产出之间影响关系检验 [J], 刘金全;张艾莲
2.货币政策、股票市场与物价产出的互动关系\r——基于非线性Grange因果关系的验证 [J], 胡一博;赖玉洁
3.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分析——基于拔靴滚动窗口因果关系检验 [J], 高玉强;秦浩钦
4.中国货币政策是否应干预互联网金融发展?--基于非参数格兰杰因果关系与滚动相关性的检验 [J], 姜松; 周虹
5.货币政策失灵了吗——1998~2003年货币—产出的因果关系检验 [J], 沈阿娜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泰勒规则的名词解释在如今的数字时代,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对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关注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互联网上也涌现出了许多个人和组织,试图获取和滥用用户的个人信息。
为了保护用户隐私,规范数据收集和使用行为,一项被广泛讨论和实施的规则悄然出现,它就是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Taylor Rule)是一种宏观经济学中的一项经济政策工具,旨在通过监控和控制货币政策来保持经济的稳定。
泰勒规则最初由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 Taylor)于1993年提出,并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泰勒规则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设定利率,来实现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和实际产出水平。
基本上,根据泰勒规则,中央银行应根据当前的通胀率和实际产出水平来调整利率。
具体而言,泰勒规则通常表示为一个方程式:i = r + π + 0.5(π - π*)+0.5(y - y*)其中,i代表利率,r代表实际利率,π代表当前通胀率,π*代表目标通胀率,y 代表当前实际产出水平,y*代表目标实际产出水平。
泰勒规则的本质是将利率设定为目标通胀率与实际通胀率的差异,以及目标产出水平与实际产出水平的差异的线性组合。
这样,当通胀过高或过低时,中央银行可通过调整利率来纠正通胀,并避免经济过热或过冷。
泰勒规则的实施有助于维持经济稳定,有效的货币政策可使市场预期更为稳定,降低通胀风险,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
然而,泰勒规则也存在一些争议和挑战。
首先,确定目标通胀率和目标产出水平并非易事。
经济学家对于什么是适当的通胀率和产出水平存在着不同观点和解释。
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在制定政策时产生偏差,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
其次,泰勒规则简化了经济体的复杂性。
实际经济系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供需关系、政府政策、国际贸易等。
泰勒规则只针对通胀率和产出水平,可能无法全面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
最后,泰勒规则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适用性存在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市场规模等因素都会影响泰勒规则的实施效果。
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三次冲突中国的实证分析一、概述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两大重要工具,它们在促进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实际操作中,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尤为明显。
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三次冲突的实证分析,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影响及政策应对,为我国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我国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与此同时,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我国又需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在双重压力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产生了冲突,导致我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危机,我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
此时人民币却面临升值压力,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我国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人民币升值。
这种政策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复苏进程。
第三次冲突发生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货币政策逐渐转向中性,以防范金融风险。
此时人民币却面临贬值压力,为了维护汇率稳定,我国又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人民币贬值。
这种政策冲突使得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
本文将从实证角度分析这三次冲突的原因、影响及政策应对,以期为我国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1. 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基本定义及作用货币政策是指一国中央银行为了实现宏观经济目标,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水平等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的一种政策。
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包括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等。
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影响经济中的总需求,以及通过调整利率水平影响投资和消费行为。
汇率政策是指一国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本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水平,通过买卖外汇、调整汇率制度等方式进行的政策。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11期(总第223期)金融研究中国操纵汇率了吗———基于汇率宏观基本面模型的实证分析王盼盼1,石建勋2(1.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杭州310018;2.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92)摘要:基于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宏观基本面模型,实证考察经济基本面因子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影响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人民币贬值的基本面驱动因素。
结果表明:一是人民币汇率变动具有经济基本面支撑,中美贸易顺差和中美经济增速差异是决定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两大最重要宏观基本面因子;二是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人民币持续贬值的根本原因是贸易摩擦加剧和两国经济形势变化所引发的市场效应,是基本面因素驱动下市场自发调整的结果。
研究结论为驳斥美国在贸易摩擦期间对中国的汇率操纵指控提供了学理支撑和事实依据。
最后就未来美国可能再次发起的“汇率操纵国”指控提出对策。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经济基本面;汇率操纵国;中美贸易摩擦中图分类号:F83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4543(2020)11-0057-13DOI:10.16537/ki.jynufe.000644一、引言人民币汇率自2018年3月23日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持续呈长期贬值走势,直至2019年8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突破7元。
在人民币汇率“破7”当日,美国随即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2020年1月13日,随着中美贸易争端阶段性缓和、两国即将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国又重新将中国移出“汇率操纵国”。
不难看出,美国对中国的汇率操纵指控,在当时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条件下带有明显政治施压的痕迹,美国以此为筹码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试图迫使中国在后续贸易谈判中作出最大让步。
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特点,虽然目前两国暂时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不排除未来有进一步反复和加剧的可能。
为此,从学理层面驳斥美国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对中国汇率操纵的指控,对我国在未来中美经贸谈判中占据理论和事实高点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摘要:本文将传统“泰勒规则”模型扩展为时变参数“泰勒规则”模型,并利用基于贝叶斯技术的Gibbs 抽样方法估计该模型。
估计结果表明,与传统“泰勒规则”相比,时变参数“泰勒规则”能够更好地识别我国名义利率的调整机制。
随着我国资本劳动比率的逐步提高,我国名义均衡利率具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时变参数“泰勒规则”模型成功捕捉到名义利率对实际产出的调整特征。
另外,我们还发现利用时变参数“泰勒规则”模型估计的利率平滑参数比传统“泰勒规则”模型估计的参数值要小,并且具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表明我国利率调整机制正逐渐由“相机抉择型”向“规则型”过渡。
尽管传统“泰勒规则”模型和时变参数“泰勒规则”模型都识别出我国名义利率针对通货膨胀调整的证据,但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均不足,因此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
关键词:泰勒规则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Gibbs 抽样一、引言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遵循某一特定的规则一直受到经济学家们的普遍关注。
Taylor (1993)论证了在实践中将中央银行的“规则型(Rules )”行为与“相机抉择型(Dis⁃cretion )”行为区分开来的问题。
Taylor 用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描述货币政策规则,并且用这一规则考察美联储1984~1992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结果发现,这种规则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拟合得很好。
只有1987年当美联储对股灾做出反应时,规则值与实际值有一个较大的偏差,说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是按照规则来进行的。
自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货币政策规则并对传统“泰勒规则”模型进行改进。
Judd 和Rudebusch (1998)、Clarida 等(2000)及Orphanides (2004)采用分段回归的方法发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规则在1979年前后已经发生了变化。
Boivin (2006)及Cogley 和Sargent (2005)利用时变参数模型证实了货币政策对不同的经济状态具有显著的时变反应。
Kim 和Nelson (2006)及Roman (2009)通过建立带有异方差的状态空间模型,采用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 )估计了前瞻性的货币政策规则(Forward-Looking Monetary Policy Rule ),同样发现了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时变反应特征。
Primiceri (2005)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 )模型框架下,将其参数设定为时变的,利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简称MCMC )方法估计模型,成功解释了美国1965~1980年期间高失业、高通胀的原因。
可见,传统的“泰勒规则”已经不能完美捕捉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规则及其对通胀和产出缺口的调整机制,利用非线性模型以及时变参数模型测度“泰勒规则”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研究货币政策规则的主要方法。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泰勒规则”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谢时变参数“泰勒规则”在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实证研究*□刘金全张小宇*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7105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1YJC790158)、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20121026)的资助。
--20平、罗雄(2002)运用历史分析法和反应函数法首次将中国货币政策运用于检验“泰勒规则”。
通过计算中国货币政策中利率的“泰勒规则”值,并与其实际值进行比较,发现“泰勒规则”可以很好地衡量中国货币政策,利率规则值与实际值的偏离之处恰恰是政策操作滞后于经济形势发展之时。
这表明“泰勒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
陆军、钟丹(2003)在全面分析“泰勒规则”的理论含义和实际应用的基础上,运用协整分析方法估计我国“泰勒规则”的具体形式。
估计结果表明,“泰勒规则”可以恰当地描述我国银行间拆借利率的具体走势,并充当央行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
卞志村(2006)分别运用广义矩方法及协整检验方法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
张屹山、张代强(2007)构造一个前瞻性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从市场利率(同业拆借利率)、管制利率(存贷款利率)以及两者利差3个层次,通过该反应函数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发现,该反应函数能够很好地描述同业拆借利率、存贷款利率和两者利差的具体走势。
尽管以上研究均检验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具有规则性,但其模型均是在线性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基础上构建的,并未考虑货币政策的非线性调整特征①。
忽略了货币当局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货币政策规则可能存在非线性调整特征,特别是货币政策规则对通胀缺口以及产出缺口的反应可能存在时变性。
王建国(2006)尝试采用简单的分阶段估计和Chow转变点检验等方法识别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上述特征。
结果发现在1997年以后,货币政策灵敏性有所提高,利率对通胀缺口的反应强度明显增强。
本文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考虑构建更加灵活的带有时变参数的滞后性货币政策规则模型(Backward-Looking Monetary Policy Rule),用其描述和刻画我国利率调整的相关特征,该模型不仅能够测度利率对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时变调整,而且还能反映长期均衡利率以及利率平滑参数的时变特征。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简要介绍传统“泰勒规则”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时变参数“泰勒规则”模型,并将其表示成状态空间模型的形式,进而给出该模型的估计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本文数据的选取依据及处理过程;第四部分给出传统“泰勒规则”模型及时变参数“泰勒规则”模型的估计结果;最后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时变参数“泰勒规则”模型的构建根据“泰勒规则”,货币当局根据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调整短期名义利率,因此采用以下方程表示短期名义利率泰勒规则值的变化②:(1)其中,R*t表示t期货币政策的泰勒规则值,R表示长期均衡的名义利率③,πt表示t期的通货膨胀率(下文简称通胀率),π*表示目标通货膨胀率(下文简称目标通胀率),πt-π*则表示通货膨胀缺口(下文简称通胀缺口),y t表示t期的产出缺口。
α和β为利率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调整参数。
通过上述模型可以发现,当实际利率等于长期均衡利率,实际产出等于潜在产出,此时通胀缺口为零,经济处于稳态。
当经济偏离稳态时,如果α>1,β>0,表明通胀和产出的变化会伴随着实际利率(R*t-πt)顺向变化,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向稳态收敛。
否则会导致宏观经济更大幅度的波动(Clarida et al.,2000)。
由于货币当局担心突然大的货币政策调整会引起资本市场震动、导致政策可信度的下降(Clar⁃dia et al.,1999)。
因此货币当局通常不是一次性地将短期名义利率调整到泰勒规则值,而是有目的地缓慢调整。
即:(2)其中,μt为随机误差项。
ρ∈[0,1]为利率平滑参数,该参数估计量越大,表明货币当局利率调整速度越慢,利率调控的经济效果越不明显,但可以避免利率的快速调整对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属于保守、被动地调控(Clarida et al.,1999)。
另外,平滑参数过大也可能是由于在“泰勒规则”回归方程中忽略了一个或多个更加重要的解释变量导致的(Rudebusch,2001,2002)。
相反,利率平滑参数估计量越小,则表明货币当局利率调整速度越快,是一种积极、主动地调控。
实证研究表明,在“泰勒规则”方程中引入利率平滑因素后,较之原来简单的“泰勒规则”能够更好地解释我国短期名义利率的R∗t=Rˉ+α(πt-π∗)+βy tR t=(1-ρ)R∗t+ρR t-1+μt--21动态变动(王建国,2006)。
将(1)式代入(2)式得到利率平滑后的传统“泰勒规则”模型为:(3)该模型可通过非线性最小二乘方法(NLS )估计出长期均衡利率R 、通胀缺口的调整参数α、产出缺口的调整参数β以及利率平滑参数ρ。
(一)时变参数“泰勒规则”模型的设定在传统“泰勒规则”中,我们将长期均衡名义利率设定为固定的,然而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劳动比率很低,此时资本的边际收益(即实际均衡利率)非常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劳动比率也不断提高,资本边际收益具有不断下降的趋势④。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均衡利率与长期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Romer ,1996)。
另外,财政政策的变化也可能是导致长期均衡利率时变的一个主要原因(Trehan &Wu ,2007)。
因此,为反映长期均衡利率的这种时变特征,有必要将长期名义均衡利率设定为时变的。
另外,为反映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时变反应以及货币当局调整利率的速度和强度的时变特征,我们将传统“泰勒规则”模型中的参数α、β和ρ也设定为时变的,则得到时变“泰勒规则”模型为:(4)其中,υt 为一个零均值的利率冲击,并且υt ~i.i.d.N (0,σ2υ)。
为使得ρt 满足ρt ∈[0,1],不妨令:则方程(4)可表示为:假定模型中的时变参数均满足随机游走(Ran⁃dom Walk )过程:(7)其中,γt =(R t αt βt ρt )′,εt =(ε1t ε2t ε3t ε4t )′,εt 与υt 相互独立,并且εt ~i.i.d.N (0,Σε),Σε为对角矩阵,对角元素分别为,i =1,2,3,4。
(二)时变参数“泰勒规则”模型的状态空间表示为了将方程(6)和方程(7)表示成状态空间模型的形式,首先需要对关于时变参数的非线性方程(6)线性化,这里我们对函数:在γt =γt|t -1处进行一阶泰勒近似(γt|t -1=E (γt |ψt -1),表示在t -1期给定的信息下,对γt 的预测),于是方程(6)可近似为:通过计算函数f (πt -π*,y t ,R t-1;γt )在γt|t -1处的值以及在γt|t -1处一阶偏导数,然后将其代入到方程(9)中并整理,可以得到状态空间模型的量测方程(Measurement Equation )为:(10)其中,转移方程(Transition Equation )可由方程(7)直接给出,于是(10)式与(7)式可作为上述时变参数“泰勒规则”模型的状态空间表示。
(三)时变参数“泰勒规则”模型的参数估计方法上述状态空间模型可采用基于预测误差分解的卡尔曼滤波与极大似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估计,但该方法的缺点在于对时变参数的推断是建立在采用极大似然方法对模型的超参数进行估计的基础上进行的(Kim &Nelson ,1999)。
也就是说,该方R t =(1-ρ)[R ˉ+α(πt -π∗)+βyt ]+ρR t -1+μt R t =(1-ρt )[R ˉt +αt (πt -π∗)+βt yt ]+ρt R t -1+υt ρt =11+exp(-θt )⑤(5)R t =æèçöø÷1-11+exp(-θt )[R ˉt +αt (πt -π∗)+βt y t ]+æèçöø÷11+exp(-θt )R t -1+υt(6)γt =γt -1+εtσ2εif (πt -π∗,y t ,R t -1;γt )=æèçöø÷1-11+exp(-θt )[R ˉt +αt (πt -π∗)+βt y t ]+æèçöø÷11+exp(-θt )R t -1(8)R t =f (πt -π∗,y t ,R t -1;γt |t -1)+∂f (πt -π∗,y t ,R t -1;γt |t -1)∂γt (γt -γt |t -1)+υt(9)Y t =X t γt +υtY t =R t -R t -11+exp(-θt |t -1)+()R t -1-R ˉt |t -1-αt |t -1(πt -π∗)-βt |t -1yt exp(-θt |t -1)θt |t -1()1+exp(-θt |t -1)2(11)X t =éëêêêêêêêêêêêêêêêêêêùûúúúúúúúúúúúúúúúúúú1-11+exp(-θt |t -1)(πt -π∗)-(πt -π∗)1+exp(-θt |t -1)y t +y t 1+exp(-θt |t -1)()R t -1-R ˉt |t -1-αt |t -1(πt -π∗)-βt |t -1y t exp(-θt |t -1)()1+exp(-θt |t -1)2′(12)--22法对时变参数估计的准确程度取决于事先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超参数估计的准确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