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集美东方经贸管理学校诉厦门大学合作办学 合同纠纷案

1 厦门市集美东方经贸管理学校诉厦门大学合作办学 合同纠纷案

发布机构:市法院 发布时间:2009-5-14 17:25:51

[案情]

原告厦门市集美东方经贸管理学校。

法定代表人许东福，校长。

被告厦门大学。

法定代表人朱崇实，校长。

2002年7月15日，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一份“关于建立集美教学点，开办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等自学考试助学班”的《协议书》，双方约定：甲方负责助学班的监督，提供相应教学计划、大纲、有关指导材料，并委托乙方负责联系招生、教学工作；乙方以甲方名义负责助学班的招生、管理、教学、辅导、考试等组织工作；乙方负责收缴学生学费等费用，并于开学后一个月内按每位学生学费的30%缴交给甲方等内容。该协议事后已得到被告厦门大学的认可。此后，原告承租校舍招生办学，并于2002-2004年分多次支付被告厦门大学合作办学分成款共计572493元。2004年6月25日、9月1日，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先后向原告发出《关于本年度招考新生的通知》和《关于停止招收体制改革专业自考新生的通知》两份通知。二份通知载明：停止任何以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名义进行的招生宣传和招生工作，停止对合作点新生录取通知书的签、盖工作。

原告诉称: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200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可得利益30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答辩称：1、被告所属计算机系因被告政策的调整，曾向原告及其它合作办学机构发出停止对各合作点新生录取通知书的签盖工作的通知，但该通知并没有得到执行，被告已切实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没有违约；2、原告不存在所谓因被告违约行为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包括直接和间接损失。其“损失”也与被告的通知没有因果关系。

[审判]

法院认为，原告厦门市集美东方经贸管理学校与被告厦门大学所属计算机科学系签订的合作办学合同，事后已经被告厦门大学认可，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成为双方解决争议的依据。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被告所属计算机系因被告政策的调整，于2004年6月、9月向原告发出两份通知，告知原告停止任何以厦门大学计算所科学系名义进行招生宣传和招生工作，并停止为教学点新生录取通知书及学生证盖章。此后，被告除再有为原告2004年招收新生41人及其他原已招取生源履行合作办学合同约定的义务外，对原告未再 履行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对原告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此项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 2 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原告的损失为房租损失148101元，原告因错过本可与招收生源订立合同的机会而丧失的可得利益为163202元，后项数额是从被告前两年所收取的学费分成款中计得，应为被告所能预见。原告诉请的其他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第113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

一、被告厦门大学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厦门市集美东方经贸管理学校支付赔偿款311303元；

二、驳回原告厦门市集美东方经贸管理学校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被告厦门大学提出上诉。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大学诉称：其已按协议约定履行全部的义务，不存在单方终止合同的行为，被上诉人诉求的损失计算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且无法证明与上诉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市集美东方经贸管理学校辩

称：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违约事实是正确的，原审法院根以2002、2003年度的学费分成款作为参数计算可得利益损失合法有据，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双方当事人确认被上诉人承租校舍的时间是在讼争《协议书》签订之前。上诉人认为其在发出两份停招通知后还在履行讼争合同，除此之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在合同履行期

内提前要求被上诉人不得以其名义招生，该行为已违反合同约定，被上诉人因其违约行为产生的租金损失148101元客观存在，其可得利益损失163202元应为上诉人所能预见，该部分损失应由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人厦门大学的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一、在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中，对守约方的举证责任应予适度减轻

原告主张，因被告违约行为造成原告租金损失计280000元。对此举有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三年，从2003年7月至2006年7月）及交纳租金发票（金额为600000元）各一份。

被告认为，原告不存在直接经济损失。

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之租金损失，其相关证据（交纳租金发票）已经被告质证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由于在涉案合同纠纷中，被告系违约方，原告则系信赖合同必将如约履行一方，就法律目标而言，为了保护信赖人，在此情形必须对守约方之证明的标准予以适度降低。其理由盖有二： 3 （一）解释论上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明文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此项规定，将公平与诚信原则适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以解决法无明文规定的尴尬。证据法理论上，举证责任制度系指当法律要件事实存在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正由于举证责任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它被称为“民事诉讼的脊椎”，而证明标准，则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所提供的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应当达到的程度，相较举证责任的或有或无的刚性，证明标准具有较大的弹性标准。依类推适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对于举证责任这一原则性、后果性极重的领域，公平与诚信原则况可适用，举重以明轻，在证明标准的确定上，公平原则与诚信原则亦应有其适用之余地，方合制订解释之意旨。

（二）社会效果上的依据。信用体系的危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营造一个诚信的经济环境，此已成为和谐发展的第一要务。在合同法领域，诚信原则已成为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守则，亦已成为法官裁判的准则。在合同案件的诉讼中，证明标准问题，亦应成为诚信原则适用之场域。对守约方的证明标准予以适度减轻，对违约方的证明标准予以适度加强，实为诚信原则在诉讼法证明标准领域的贯彻，能保证法律适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于本案，在举证责任上，原告证明因被告违约行为导致原告生源锐减并提供已投入房屋租金发票。作为信赖合同履行方，应为已尽基本的举证义务，另从原告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可见，原告负有不得将房子转租他方及不得将房子做非办学之用的义务，因此，就一般情形言，被告的违约行为客观上将导致原告已投入的部分租金无法从营利中收回。由此，证明原告未受损失的举证责任应转移至被告。现被告一方面主张原告所承租的校舍另有其他专业学生居住，原告承租之房屋并未闲置，另一方面，被告举有原告与他方订立的其他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反证被告违约行为并未导致原有的房屋空置。对此，法院认为，被告前项意见实为损益相抵之主张，具体而言，其认为原告于被告违约中亦有获益，此项利益，应从原告损失中扣减。然依证据法则，被告是原告获益的举证责任负担者，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供证据对此事实加以证明，应属举证不能，故法院对被告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可。对于被告所举之原告与他方订立的其他房屋租赁合同，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从被告所举证据分析，即便原告于他处另有承租房屋，亦难以证实被告违约行为未对原告造成诉争租金损失，被告提供之证据与本案欠缺关联性，法院对其证明对象不予认可。依判决前文分析，因被告之违约，造成原告2004年仅招新生41人，生源减少117人，使原告本应从学费收入中回收的房屋租金成本无法全额回收，对此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对该项损失的计算，法院认为，应计算为（600000元/3年）×（117人/158人）=148101元。

二、对未来发生的可得利益，可适用比照法计算逸失额

原告主张，应参照招收2002级、2003级学生学费的收入来计算本应招收的2004级学生的可得利益损失。具体言，该校2002年招生数为141人，2003年为175人，参照前二年招生情况，2004年可招收人 4 数仅按160人计，扣除被告在下发停召通知后继续为原告办理入学手续的41人外，2004级减招120人，二年的学费损失为529200元。另，2003级学生受影响而流失的学费损失为85120元。综上二项，原告仅可得学费损失高达600000余元，原告仅诉求300000元。

被告认为，可得学费损失的计算毫无依据，从原告向被告缴交的学费分成款分析，原告学生数逐年下降，现全国乃至福建省的自考新生都在大幅度减员，原告计算方法有误。

法院认为，司法的目标是使原告处于假若被告履行了其允诺他所应处的处境，由此，原告的可得利益之逸失，应在被告的赔偿范围之内，此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所明文。所谓之可得利益，系指违约行为的发生导致受害人丧失合同如期履行后所能够得到的预期利益。在审判实践中，对可得利益的确定实际采取了事先约定和事后认定两种原则。审理中，在缺乏事先约定情形下，事后认定往往由于案件中存在诸多不定因素，难度较大。实践中，事后认定适用的方法主要有：“比照法”、“差额法”、“鉴定法”、“估算法”等。其中，“差额法”主要适用于转售合同，适用面较窄；“鉴定法”则耗时耗力；“估算法”又掺杂过多的法官主观因素。本案中，法院适用“比照法”计算可得利益，较显科学性。所谓之“比照法”，系指在无法直接计利的情况下，选择一个可行的客观的参照体，通过对比得出非违约方的利益损失。实践中，使用“比照法”计算逸失之利益的关键和前提是确定客观可行的参照体，如果不能确定这一参照体，则不能科学地确定可得利益的赔偿数额。就适用之范围而言，“比照法”比较适用于可得利益表现为经营利润的合同，如租赁合同 、承揽合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技术合同等。 本案中，对被告2002年、2003收取学费分成款金额572493元一节，原、被告均予认同，由此来可推算出2002年、2003年原告招收学生的学费总收入。依审理中所查明的原告2002、2003年招收学生人数，可推算出2002-2003年原告每年每年级的学费均收入为489770元。此项数额，系被告违约前，即原告正常招生情况下的可得学费年均收入，在招生政策、招生环境不存在较大变动情况下，上述收入标准可作为2004年因被告违约而减少的学费收入的参照。鉴于庭后原、被告双方对原告可得利益为学费收入的45%一节事实均予确认，法院计算原告可得利益的损失为（489770元-41人×3100元/人）×45%=16320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