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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瑰宝苑 名老中医经验集卷四

陈治恒 名老中医经验集目录

知常达变能神能明———精于辨证论治的陈治恒

杨殿兴整理

编者按陈治恒，四川巴县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幼年从师陈心良习医，后又考入成都中医学院（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进行系统学习，其后留校在全国著名伤寒学家邓绍先指导下精研伤寒论，从事教学、临床工作。现任成都中医药大学伤寒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１９９１年被遴选为“中国名老中医药专家”。

本文介绍陈氏在学术上法遵仲景，师古不泥，重视脾肾，倡言以辨病为核心的辨证论治的观点。临床上主要突出法活机圆，经方活用；辨证论治，抓纲析机的特色，并通过十个医案具体印证。医论医话则选录陈氏对久病痼疾治在后图，以及对葛根汤等经方的应用体会，录载经验方三首，亦是陈氏临床效方，纵观全文，读者会从中有所启迪。

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

———《褚氏遗书》

陈治恒，汉族，名和文，四川巴县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幼承庭训，喜好医学，１９４５年秋从其伯父、江津县名老中医陈心良习医，勤学５年，尽得其传。１９５０年悬壶乡里，求诊者甚众，被誉为“陈氏医学传人”。１９５３年入重庆中医进修学校专修班学习深造。１９５６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医学系本科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师事全国著名伤寒专家邓绍先先生，精研中医经典及历代名家著述，打下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现任成都中医药大学伤寒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四川省分会仲景学说研究会主任委员、中国人体科学会理事。

１９９１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为“中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几十年来，陈氏治学以恒，坚持实践，以“学贵由博返约，医要明理致用”为座右铭，博学多闻，临床经验丰富。陈氏学术上承《内》、《难》，法尊仲景，旁及诸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尤其精于辨证论治。陈氏治学态度严谨，无门户之见，师古不泥于古，经方、时方运用灵活，还十分注意博采众长，汲取当代一些研究成果为己所用；擅长治疗外感及内科杂病，对不少疑难病、危重症亦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第四卷６０５学术精华

一、法尊仲景，师古不泥在长期的教学、临床、科研工作中，陈氏对《伤寒论》的研究造诣较深。其学术思想一面秉承邓绍先先生治伤寒首在明理和重在六经气化之说；一面坚持论六经气化不能离形言气，讲伤寒务要理用结合，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落实到临床应用上才有意义。为了明伤寒之理，他精究经旨，穷源溯流，疏发论中本义，揭示六经实质；在经方的应用中，倡导经方有正用、借用、变用，尤其强调要师古不泥，灵活应用。 （一）穷源溯流，疏发本义陈氏认为，要研究《伤寒论》，首先必须明确它的研究对象———伤寒的本义。他认为《伤寒论》源于《内经》，却高于《内经》。仲景在继承中扬长弃短，引申其义，重在发展。正如《医宗金鉴》云：“《伤寒论》后汉张机所著，发明《内经》奥旨者也，并不引古医经一语，皆出心裁，理无不赅，法无不备。”伤寒一词，古今含义各别。考《内经》中，对伤寒一词大致有两方面涵义：一是指感受寒邪引起发热的疾病。如《素问·热论》云：“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后世称此为“即病之伤寒”。一是指冬时感寒，不即时发病，由于寒邪影响闭藏之令，郁遏阳气，日久蕴酿成热，暗耗阴液，使机体先已失调，及至春令阳气升发之时，伏热随之由里达表，或为新感引发，则为温病；或至夏日，随阳气向外发泄，更易病暑。此即“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素问·热论》）之义。后世称此为“不即病之伤寒”。《内经》中虽然也有感受风、暑、燥、湿和疫疠之邪为病，但它们并不属于上述两种伤寒的范围。仲景沿用其伤寒概念，加以引申和扩展，使伤寒为多种外感疾病的总称。因此，《伤寒论》在太阳病篇中有中风、伤寒、温病、风湿；在《金匮要略》（与《伤寒论》原为一书）中有痉、湿、等辨治内容，可见“伤寒”之义包括的范围既广，变化也大，即后世所称的“广义伤寒”。唐·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引《小品》之说，谓“伤寒雅士之词，云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王焘《外台秘要》除仍主伤寒为“天行”之说外，还提出“凡外邪之伤人，尽呼为伤寒”等等诸说，皆认为《伤寒论》是引申扩展的广义伤寒。陈氏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伤寒论》是根据《难经》“伤寒有五”之说立论的。

此外，仲景以伤寒名书，也表明他研究外感疾病是以风寒之邪立论，一方面引伸出风寒之邪伤阳，法重辛温之理，克服《内经·热论》中，“但有表里之实热，并无表里之虚寒„„，但有可汗可泄之法，并无可温可补之例”（《伤寒论翼》），纠正其偏；另一方面，详于寒略于温者，除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密切关系外，还有举一反三，由博返约，执简驭繁之义。例如：论中只有第６条阐述了温病初起的不同特点和误治变证，其后论中似乎未明言阐释温病之理法方药，但认真研究《伤寒论》后，才知晓仲景举风寒为纲，确属匠心独运。因为风寒之邪为患有其特殊性和代表性，它既可以从寒伤阳，或停水停湿，又可化热入里，或化燥化火，因而暑、热、燥、火之邪为第四卷６０６患在其病理变化过程中与之有共通之处。例如：暑邪易伤津耗气，这一病理与之风寒化热入里，热炽气分津伤之候基本相同。事实上《伤寒论》在详细阐述风寒致病的整个过程中，已寓六淫致病的病理于其中，虽然六淫致病来历不同，在病理上却表现出殊途同归。因此，尽管论中仲景没有明言温病的治法，但实际上已将之寓于六经辨证论治之中。质言之。风寒化热入里的各种辨治方法，亦可用于温病，两者是相通的。如论中的栀子豉汤、麻杏石甘汤、葛根芩连汤、黄芩汤、白虎汤、竹叶石膏汤、三承气汤、黄连阿胶汤„„等，都是治疗温病的常用方。

同理，伤寒与杂病的关系亦与之相似。伤寒的传变是以六经为规律，杂病的传变是以五行乘侮为规律。伤寒之变证（指不循一般规律的传变，难以用六经称其名者），其变传入具体脏腑之后，则与杂病相通，其表现的病理机制以及治疗方法，均是相通的，亦表现为殊途同归，故有“伤寒钳百病”之说，明乎于此，则不难理解伤寒方可以治疗杂病的原由。

因此，陈氏甚赞“明一气之病，则能明六气之病；明六气之病，则能明六气杂合之病”之说。

明确研究对象，弄清《伤寒论》的本义，才能揭示《伤寒论》的真谛。

（二）探赜索隐，揭示六经陈氏对《伤寒论》三阴三阳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他认为六经是辨证纲领，对之必须深入研究，借以弄清六经源流及实质，才能窥见原书旨意，在应用中才能把握六经辨治规律，得心应手。

“六经”一词，肇始于《内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六经为川，肠胃为海。”《灵枢·刺节真邪》云：“六经调者，谓之不病，虽病谓之自已也。”皆指经脉，人体十二经脉，合手足言之，则为三阴三阳。仲景《伤寒论》中并无“六经”字样，最先使用“六经”二字统括伤寒和热病的是晋人皇甫谧，以后宋·朱肱、金·成无己等在他们研究《伤寒论》的著作中相继使用了“六经”一词，是指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而言。

仲景三阴三阳理论本源于《内经》。考《内经》中运用三阴三阳之理，大约有如下四方面：一为热病之三阴三阳，见于《素问·热论》；一为经络之三阴三阳，多见于《灵枢·经脉》；一为气化之三阴三阳，见于《内经》“七篇大论”；一为论述三阴三阳离合、开合枢关系，见于《素问·阴阳离合论》、《素问·阴阳别论》。仲景《伤寒论》六经的理论，实际上是吸收综合了《内经》有关三阴三阳理论体系的精华，并以临床实用为目的，进行了改造、发展、提高而自成一体。

仲景六经理论，吸收了《灵枢·经脉》分经论治理论的合理部分，发展了《内经》标、本、中气学说和开、合、枢等阴阳离合理论，吸收了《素问·热论》有关外感热病的阶段性及由表入里的传变规律等理论，摒弃了传变周而复始、固定不移的说法，由原来简单的热、实证和汗、泄二法，发展为寓八纲八法和具体的方药针灸治疗赅备的全面系统的六经体系，发展充实了六经理论。

因此，《伤寒论》的六经是继承《内经》三阴三阳理论，以经络、脏腑及其气化为基础建立的。

《伤寒论》的六经，其实质正是概括了人体脏腑、经络以及阴阳气血等多层次、多方面内容在内的特殊综合概念。它既概括了脏腑、经络、气血等的正常生理机能活动，又反映了它们的病理变化；并根据人体抗病力的强弱、病因病性、病势进退缓急等因素，将外感疾病发生与演变过程中所表现的各种证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从而确定病变的部位、证候特点、损及何脏何腑、寒热趋向、邪正消长以及立法处方等问题。因此，六经辨证既包括疾病病位所在的经络脏腑，又概括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不同的疾病性质，以及由病位、病性决定的治疗大纲大法，使第四卷６０７六经理论自成体系，而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辨证纲领和论治准则。因此，无论外感还是杂病，都可按照六经证治方法，察其症状、体征，审定病位、病性，确定治法方药。仲景之后的各种辨证论治方法都是在六经证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重视先天后天之本，巧运人体枢机（一）善为医者，治病求本中医临证非常重视求“本”，然“本”有多方面的意义。在《内经》中明言“本”者，有“治病必求其本”之“本”和“标本”之“本”，前者是说在治病时必须抓住阴阳这个总的纲领，所谓“本者，本于阴阳也”；后者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病因与症状、先病与后病、正气与邪气、病在内与病在外等，都有标本的关系存在，据此又可分析病证的主次先后，轻重缓急，然后确定治疗步骤。

若从人体的脏腑生成、气化活动和相互关系上看，还必须重视先后二天之本。

肾和脾（胃）在脏腑功能活动中都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因肾藏“先天之精”，元阴元阳寓于其中，人身之气化皆根于此，乃生命之根，脏腑阴阳之本，“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景岳全书》），故为“先天之本”；而脾和胃则同属于人体消化系统的主要脏腑器官，一主受纳，一主运化，共同完成机体的消化功能。人体生命活动的持续和气血津液的生化，都有赖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人资之以为生；而胃气的有无，又关系到人的生死，“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故为后天之本。陈氏精研医学数十年，十分推崇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关于先后天之本的论述：“本之为言，根也、源也。世未有无源之流、无根之本。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理也。故善为医者，必贵根本。而本有先天、后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一之源。后天之本在脾，脾为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在“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一篇中，李中梓还解释了先天、后天之本的道理。

他说：“肾何以为先天之本？盖婴儿未成，先结胞胎，„„婴儿初生先两肾，„„故肾为脏腑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肾。脾何以为后天之本？盖婴儿既生，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经》曰：安谷则昌，绝谷则亡。„„胃气一败，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此外，先后二天之本还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所谓“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只有这样，才能相互滋养，生化不息。

在临床上，无论外感或内伤以及任何疾病之治，都应当固护脾胃，用药要中病即止，不可过剂，以免损伤脾胃。若属大病或慢性痼疾，脾胃之气的盛衰往往关系到病的转归和预后。例如《伤寒论》中之“除中”，就是胃气垂绝的反常表现，虽能食亦预后不良。至于肾气的盛衰，则关系到人身的各个脏腑，如肾的阴阳失调时，会因此导致其它各脏的阴阳失调；反之，其它脏器的疾病日久也必然累及于肾，损耗肾中精气，所谓“穷必及肾”正是此理。若属大病或久病，如果肾气衰败，则预后不良。故伤寒邪入少阴，除急救之证外，死证特多，原因就在于此。故明确先后二天之本及其相互关系，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陈氏临证时非常强调必详察“两本”之虚实，遣方用药切不可犯实实虚虚之戒，尤其是对各种慢性痼疾和疑难病症，十分重视培固肾气和调理脾胃，谓：“培肾气，即固先天之本，调脾胃即资后天之本”。每于疑难病中抓住“两第四卷６０８本”而屡获佳效，这正是陈氏在临证时效果显著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