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中包含大量中古时代（魏晋至五代）的典籍写本残卷。
依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统计，经部的儒典大约有二三十种261卷[1]；史部大约有六七十种[2]；子部大约有七八十种；集部大约有三四十种。
四部合计大约有二百种左右。
敦煌文献的主体佛教典籍，不下千种（近三百种见于大藏经著录），道教典籍大约数百种（道藏著录、未著录各半），属于子部。
此外，在古藏文等文种的敦煌文献中，也有典籍文献。
敦煌典籍写本尽管基本上是些残卷，但它们却可能是印刷术出现以前，我国手写本（含少量刻印本）典籍的最大一批遗存，无论在文献学意义上还是在文化史以至中古史意义上，都堪称国之瑰宝。
从这批典籍写本产生的时代看，有六朝本，有北朝本，有隋唐本，有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从文本的性质看，有白文本，有注疏本，有音隐本，有略出（辑要）本等；从写本的功用看，有读本，有生活实用本（如药书、历书等），也有的像是著述者的工作用本。
不少写本后面有著作者或抄写者、持有者留下的题记。
用现代学术眼光看，典籍写本包含的诸如此类情况，都是重要的学术信息。
可以说一卷卷敦煌典籍写本，犹如浓缩的历史化石。
它的字里行间凝聚着历史文化的多样情境，蕴含着前所未知的文化变迁过程。
九十多年来，前辈学者筚路褴缕辛勤探讨这批典籍，揭示它们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地增进人们对敦煌典籍及相关情境的认识。
我们这部书稿，是想在前贤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整合性的归纳与梳理；并对典籍宝藏蕴含的各类学术信息（特别是深蕴其中的历史文化情境），试做一些新的探索和表述。
这批典籍卷子经历了唐朝五代宋初时期。
这个历史时期属于我国中古时代的后期。
它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又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启动的时代。
这次社会变动发轫于隋朝末年。
在当时席卷全国的农民战争中，士族大土地占有制受到冲击，延续了三百多年的门阀制度走向衰落。
中古农奴制的主要形式覆客制趋于废弛，依附大族田庄属于贱口身份的众多农奴，摆脱了贱口依附关系，许多人转化为均田民（良口身份）[3]。
到开元天宝之际，“恣人相吞，无复畔限”[4]，均田制亦告瓦解，地主大土地占有制急剧发展，贫富分化再度加剧。
“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
”[5]发生在社会底层（广大农村）的结构性变动波及到政治领域，撼动着传统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以及社会风俗等多个层面，在唐宋之际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断地促动着这些层面的变革。
作为传统文化的文本载体，中古四部典籍的形式和内容是相对稳定的，一般并不随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动荡而变化；但是在社会渐进式变革的大背景下，典籍文本的著述、注疏、节辑、读用、保存和流传，毕竟都同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相关联，有关的人事、风尚和趣向，或多或少地在典籍文本上留下各式痕记。
这类“痕记”是历史的“雪泥鸿爪”式记忆。
对它加以解读分析，就会从这些“痕记”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曲折地呈示出同变革时代的启动相关的某些史相脉络；有的还会带有中古向近古转进时代的特征。
导论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描述或勾勒这些史相脉络：一、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
二、社会文化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记”。
三、敦煌典籍所见敦煌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一、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敦煌四部籍的文本显示，中华传统典籍文化经过长期流传筛洗，至隋唐之际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主流与核心部分。
它大致包括以诸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孝经、尔雅等）、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诸子及某些文学总集为代表的典籍文本。
到唐五代时期，这些典籍基本上仍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而存在，并稳定地传承着。
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是唐代以前撰写的各类典籍注本的先唐抄本、唐初抄本，一直在敦煌行用着，一直流传到五代宋初。
以儒经写本为例。
258卷敦煌儒经卷子的年代可分为三种情况：先唐抄本，唐抄先唐本，唐本。
前两类儒典本子，适足显示出先代儒学传统由中古前期（魏晋南北朝）至中古后期（隋唐五代）的稳定传承。
这里选取唐初国学所立五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
后增周礼、仪礼、谷梁传、公羊传，并称九经）为考察对象，将五经敦煌本的情况简述如下。
1.周易。
敦煌残卷共11卷1。
内晋·王弼注《周易》5卷，陈·陆德明《周易释文》2卷。
其中p.6162号王注本，早于陆作《释文》时所见王注本。
p.2530号王注本卷尾有显庆五年（660）题记，《释文》本（s.5735+p.2617号）尾题“开元二十六年写，明年校勘”。
2.尚书。
敦煌残卷共34卷。
其中魏晋以来相传的隶古字《尚书》26卷，隶古字《尚书释文》1种，两种先唐本占百分之八十。
另有今字（楷书）《尚书》5种2。
p.2643号残卷，“经文多遵古字，传则间从今文”，卷末题：“乾元二年（759）正月二十六日义学生王老子写了。
”王重民称：“此真卫包改字以后之古文”3。
愈可见民间习写古文《尚书》，并未随卫包改字而绝迹。
3.毛诗。
敦煌残卷共25卷，“皆唐以前人手写”的毛传郑笺本,“盖六朝人讲习之诗经卷子”。
其中《毛诗故训传》之p.2529号卷有朱笔点校；p.3737、p.2978两号卷有朱点句读；p.2570号卷末题记：“寅年（942？）净土寺学士（郎）赵令全读。
”潘重规认为，s.2729号卷或为隋·刘炫《毛诗音》；p.3383号卷或为晋·徐邈以后、陈·陆德明以前之《诗音》。
s.10、p.2669两号俱为六朝音隐本，p.2669号卷末“朱点句读及四声，有朱笔、黄笔校改”，卷末题：“大顺二年（891）五月十九日。
”4s.789、s.3330、s.6346等三号残卷，或为六朝定本《毛诗诂训传》的唐写本5。
4.礼记。
敦煌残卷共12卷。
其中郑玄注《礼记》5卷，《礼记音》2卷，为先唐抄本，约占百分之六十1。
5.左传。
敦煌残卷共35卷。
其中晋·杜预《集解》27种，占百分之七十七2 。
唐文宗开成年间，诸经勒石，更增论语、孝经、尔雅。
这三部经籍的敦煌本情况是：6论语。
敦煌残卷共约110卷。
除白文本外，东汉·郑玄注本近40卷，另有郑注《问对》、郑注《对策》；晋·何晏《论语集解》近70卷[6]。
7孝经。
敦煌残卷共31卷28种。
其中东汉·郑玄注本12种[7]。
8．尔雅。
敦煌有三残卷，一卷为白文（p.3719号）,两卷为郭璞注(p.2661+p.3735号,可拼合)。
郭注本为六朝写本，卷尾三通题记，分别写于天宝八载（749）、乾元二年（759）、大历九年（774）。
显示此卷六朝本传至中唐仍在行用。
在敦煌本诸经中，后来新增之《论语》注本和《孝经》注本两种，竟多达140卷，占全部敦煌儒典（258卷）一半以上。
出现这一特殊现象，同唐国学修习科目安排有关，也同唐设童子科有关。
唐国子监以经史课士，分九经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生员通其一、通其三、通其五皆可，均非必修之科。
后增之《论语》、《孝经》，则为国子学必修之科，初不在九经之数，修习年限共为一岁。
可知此二书是国子学先修科目，《论》、《孝》卒业始进修九经[8] 。
唐又有童子科，规定10岁以下能通一经，并《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七通者，予出身[9]。
这就意味着唐代城乡士子，自童蒙至国学，人人须自幼修习《孝经》、《论语》。
由敦煌卷子可知，唐代的学童士子习此二经，仍以先代郑玄注（《论语》还有何解）为范本。
南北朝时代，“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10]。
南朝儒学通行魏晋师说，北朝儒学通行东汉师说。
唐初孔颖达等奉敕撰《五经正义》，“捨河洛而从江左”，基本沿承南朝的儒学师承。
以后朝廷为五经择定注本，《易》取王弼疏，《书》取孔传隶古定，《诗》、《礼》取郑注，《左》取杜解。
反观敦煌通行的儒典注本，与唐朝廷所定并无二致。
敦煌在汉晋时曾为儒学重镇，有崇重汉学的传统，固保存郑注、孔传残卷甚多；至唐初，又同时受到南风北渐影响，故又多保存王疏、杜解遗帙。
唐代敦煌儒学的渊源，实以南北兼承、汉晋并弘为特色。
在敦煌本史、子、集诸部残卷中，先唐传下来的典籍写本和唐代抄写的先唐典籍亦为数甚多。
史部如：武德初年抄晋·裴骃《史记集解》（p.2627号）；唐初抄晋·蔡谟《汉书集解》（p.3669+p.3557号为《刑法志》,s.2053号为《萧望之传》)[11]。
晋·孔衍《春秋后语》（p.5532背、p.2702、s.713号为卷一、二、三《秦语》，p.3616、p.2872背为卷四、五《赵语》，p.2589号为卷七《魏语》等）[12]。
子部如：六朝写本《孔子家语》（s.1891号），六朝写本陶弘景《本草集注序录》（日藏），唐抄六朝本《瑞应图》（p.2683号）、《白泽精怪图》（p.2682号），唐抄本六朝《易三备》（s.6015、s.6349号），唐抄梁·徐逸等撰《华林遍略》（p.2526号）[13]，以及六朝写本《老子想尔注》（s.6825号）[14]，梁武帝《老子讲义》（罗振玉旧藏）；晋·郭象《庄子注》（p.2508、p.2531号、罗振玉旧藏等15个残卷），疑是陈隋间写陆德明《庄子释文》（p.3602号）；晋·张湛《刘子注》（s.777号）；晋·葛洪撰《抱朴子》（孔氏藏）、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ｐ.3739号）等。
集部如：陈隋间抄写梁·萧统《文选》原本（ｐ.2554、ｐ.2493、ｐ.2645、ｐ.2658诸号），以及与江都选学大师所作之音相合的《文选音》（ｐ.2833号）[15]；隋·智骞《楚辞音》（ｐ.2494号）等。
这些先唐典籍大都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
尤其如裴解《史记》、蔡解《汉书》、郭注《庄子》、陶弘景《本草集注》、葛洪《抱朴子》、萧统《文选》等，或为名籍，或为名籍名注，均自魏晋六朝至隋唐传承不辍。
这些名籍名注和前揭儒经名注典籍，同属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主流、主体之列。
唐代以后，这些典籍，有的以刻本形式传承不废，直至今世（如郭注《庄子》、《抱朴子》等）；有的散入后出的新注本传续其文化生命（如裴解《史记》、蔡解《汉书》、陶注《本草》等）。
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不刊之典。
这些宝典残卷以其千年以前的文本状貌重现敦煌，灼然昭示着古老中华文化的辉煌传统、悠远历史和不朽的生命力。
它是敦煌四部籍所蕴中古文化嬗变中，相对稳定的文化“本根”。
二、社会文化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记”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门阀士族垄断文化，只有士族子弟能够受到充分的教育，得能经常接触典籍的士人范围就更小了。
由隋入唐，士族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