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滴滴司机与共享平台的劳动关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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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共享经济； 劳动关系； 滴滴司机； 剥削深化； 剥削广化 中图分类号： F042．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2674（ 2019） 03 － 005 － 08
自李克强总理于 2015 年提出“互联网 + ”以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服务的广泛 应用，“互联网 + ”为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新契机，由此产生的共享经济成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经 济的全新经济运营模式。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带来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尽管学术界围绕共享经济下的 劳动关系 ① 已经展开诸多有益的理论探讨，但对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研究还相对较 少。鉴于“滴滴打车”已成为共享经济的典型形式，本文以滴滴司机与共享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为例，将 其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下，尝试从多角度剖析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新变化，揭示共 享资本的积累模式及其对劳动者的剥削机制的新特征，进而提出促进共享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和保障劳 动者 ② 权益的相关政策建议。抛砖引玉，以求方正。
从国内外相关文献来看，当前学术界关于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学领域，而相关 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力求全面考察共享经 济下劳动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以及共享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机制的新特征，揭示共享经济下劳资关系产 生冲突的根源，对于促进我国共享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服务的广泛应用，催生出各种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的商业 模式。共享经济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营模式，由此导致的劳动关系新变化也引发 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基于我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视角，甘春华等认为，共享经济模式下的 劳动关系不符合传统劳动关系界定的法律标准，该模式下的劳动关系在法律意义上更具模糊性，导致劳 动者的劳动权益缺乏保障。［1］彭倩文等认为，将平台驾驶员与平台之间的雇佣关系认定为劳务关系更为
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服务的广泛应用，依托互联网平台产生的共享经济成为一种全 新的经济运营模式。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不仅使传统劳动关系发生了很多新变化，改变了人们对劳动关系的传 统认识，而且使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面临困境。目前，“滴滴打车”作为共享经济的典型形式，已经 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分析发现，共享经济不仅没有改变资本追求 剩余价值的本性，反而使资本对劳动剥削的手段更加隐蔽化、过程更加碎片化，并由此导致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更加深化、更加广化。我国有必要加快《劳动法》的修订日程，以适应这一新变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外学者关于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研究，对我国共享经济的稳定健 康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学者坦率地指出： “共享经济本身有着复杂的形态和运作模式，这种 复杂性使得经营共享经济的业主和从业者难以分类，也就使得现有法律对其规制变得困难。”［7］针对共 享经济下劳动关系法律界定的困难，有学者认为： “企业可以通过第三方机构向共享平台员工提供各种 奖励措施，同时不影响这些员工的法律身份。”［8］哈里斯（ Harris） 等学者则另辟蹊径，将共享经济下的工 人界定为介于雇员和独立合同工之间的一种“独立工作者”，并提出应当为这部分工作者创造一种新的 法律类别，使雇主和工人享受充分的自由，从而保护劳动者不会被恶意对待。［9］美国新泽西州提出了新 的“ABC test”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即先假设一个员工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然后雇主必须按照相应标 准来举证该员工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否则雇主就应当认可该员工的劳动者身份。［10］具体就劳动者 权利保障来说，戴维德（ David） 认为： “在美好的新经济中，提供灵活雇佣机会的平台经济模式能要求他 们的雇员承担工资克扣、失业、工伤甚至工作场所性骚扰的下行风险（ downside risk） 。这种过分简单化 的交换不仅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11］可见，劳动者在共享经济模式下应该享有正常的权利，并且劳动 者也需要团结起来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在美国，鉴于工会参会率持续下降和劳工运动长期式微， 共bor”（ Alternative Labor） ，这是一种不 属于工会组织的、以改善工作条件为目的的工作者团结组织。［12］当法律规定滞后于新的经济发展形态 时，“Alt － labor”无疑是一种解决工作保障和收入分配问题的有益尝试。
收稿日期： 2018 － 07 － 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4BJL037） 作者简介： 任洲鸿（ 1973 － ） ，男，山东济宁人，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知识经济与当代
中国劳资关系研究。
5
2019 年第 3 期
合适，这种认定也更符合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2］杨玲娟以加入劳务派遣公司的专职滴滴司机为分析对 象，认为滴滴专车司机、运营平台以及司机所在的劳务派遣公司之间，在当前法律的界定标准下并未形 成真正意义上的劳务派遣关系，三方实现的平衡是利益互惠的结果。［3］吴丽萍认为，对于不同情况下网 约车平台与专车司机二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应该针对具体情境下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来对劳动关系 进行具体认定。［4］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刘皓琰等认为，网络生产力下的新型经济模式（ 即共享经济） 本 质上是资本为实现更大范围内控制劳动所运用的手段，且剥削与控制的范围更大，方式也更加隐蔽。［5］ 夏莹认为，劳动者在共享平台上所实现的灵活性或自由劳动模式，从未改变劳动者在资本逻辑当中的结 构性压迫与剥削的本质。［6］
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滴滴司机与共享平台的劳动关系为例
任洲鸿1 ，王月霞2
（ 1． 曲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2．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自李克强总理于 2015 年提出“互联网 + ”以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服务的广泛 应用，“互联网 + ”为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新契机，由此产生的共享经济成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经 济的全新经济运营模式。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带来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尽管学术界围绕共享经济下的 劳动关系 ① 已经展开诸多有益的理论探讨，但对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研究还相对较 少。鉴于“滴滴打车”已成为共享经济的典型形式，本文以滴滴司机与共享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为例，将 其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下，尝试从多角度剖析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新变化，揭示共 享资本的积累模式及其对劳动者的剥削机制的新特征，进而提出促进共享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和保障劳 动者 ② 权益的相关政策建议。抛砖引玉，以求方正。
从国内外相关文献来看，当前学术界关于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学领域，而相关 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力求全面考察共享经 济下劳动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以及共享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机制的新特征，揭示共享经济下劳资关系产 生冲突的根源，对于促进我国共享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服务的广泛应用，催生出各种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的商业 模式。共享经济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营模式，由此导致的劳动关系新变化也引发 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基于我国《劳动法》等相关法律视角，甘春华等认为，共享经济模式下的 劳动关系不符合传统劳动关系界定的法律标准，该模式下的劳动关系在法律意义上更具模糊性，导致劳 动者的劳动权益缺乏保障。［1］彭倩文等认为，将平台驾驶员与平台之间的雇佣关系认定为劳务关系更为
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服务的广泛应用，依托互联网平台产生的共享经济成为一种全 新的经济运营模式。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不仅使传统劳动关系发生了很多新变化，改变了人们对劳动关系的传 统认识，而且使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面临困境。目前，“滴滴打车”作为共享经济的典型形式，已经 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分析发现，共享经济不仅没有改变资本追求 剩余价值的本性，反而使资本对劳动剥削的手段更加隐蔽化、过程更加碎片化，并由此导致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更加深化、更加广化。我国有必要加快《劳动法》的修订日程，以适应这一新变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外学者关于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研究，对我国共享经济的稳定健 康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学者坦率地指出： “共享经济本身有着复杂的形态和运作模式，这种 复杂性使得经营共享经济的业主和从业者难以分类，也就使得现有法律对其规制变得困难。”［7］针对共 享经济下劳动关系法律界定的困难，有学者认为： “企业可以通过第三方机构向共享平台员工提供各种 奖励措施，同时不影响这些员工的法律身份。”［8］哈里斯（ Harris） 等学者则另辟蹊径，将共享经济下的工 人界定为介于雇员和独立合同工之间的一种“独立工作者”，并提出应当为这部分工作者创造一种新的 法律类别，使雇主和工人享受充分的自由，从而保护劳动者不会被恶意对待。［9］美国新泽西州提出了新 的“ABC test”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即先假设一个员工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然后雇主必须按照相应标 准来举证该员工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否则雇主就应当认可该员工的劳动者身份。［10］具体就劳动者 权利保障来说，戴维德（ David） 认为： “在美好的新经济中，提供灵活雇佣机会的平台经济模式能要求他 们的雇员承担工资克扣、失业、工伤甚至工作场所性骚扰的下行风险（ downside risk） 。这种过分简单化 的交换不仅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11］可见，劳动者在共享经济模式下应该享有正常的权利，并且劳动 者也需要团结起来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在美国，鉴于工会参会率持续下降和劳工运动长期式微， 共bor”（ Alternative Labor） ，这是一种不 属于工会组织的、以改善工作条件为目的的工作者团结组织。［12］当法律规定滞后于新的经济发展形态 时，“Alt － labor”无疑是一种解决工作保障和收入分配问题的有益尝试。
收稿日期： 2018 － 07 － 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4BJL037） 作者简介： 任洲鸿（ 1973 － ） ，男，山东济宁人，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知识经济与当代
中国劳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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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 3 期
合适，这种认定也更符合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2］杨玲娟以加入劳务派遣公司的专职滴滴司机为分析对 象，认为滴滴专车司机、运营平台以及司机所在的劳务派遣公司之间，在当前法律的界定标准下并未形 成真正意义上的劳务派遣关系，三方实现的平衡是利益互惠的结果。［3］吴丽萍认为，对于不同情况下网 约车平台与专车司机二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应该针对具体情境下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来对劳动关系 进行具体认定。［4］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刘皓琰等认为，网络生产力下的新型经济模式（ 即共享经济） 本 质上是资本为实现更大范围内控制劳动所运用的手段，且剥削与控制的范围更大，方式也更加隐蔽。［5］ 夏莹认为，劳动者在共享平台上所实现的灵活性或自由劳动模式，从未改变劳动者在资本逻辑当中的结 构性压迫与剥削的本质。［6］
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滴滴司机与共享平台的劳动关系为例
任洲鸿1 ，王月霞2
（ 1． 曲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2．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