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都有病--终极心理学

熊果果: 贪官都有病▬▬终极心理学，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在中国的最近几年，反腐成了政府的重要事情和民众关注的焦点，但是大家又有多少人真正的想过这个问题呢？比如:什么是腐败？为什么腐败？怎样腐败的?腐败的本质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对公共权力的滥用。

腐败和权力是依存关系。

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行使不当都容易产生腐败。

腐败现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面临的严重社会政治问题。

眼下，除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外，几乎没一块净土了。

腐败不除，难以国泰民安，其危害性怎么强调不为过；反腐问题，事关治国定邦，其重要性怎样拔高不为过。

实际上，从党政喉舌到社会舆情，都在表达同样的意思：对腐败的容忍已到了极限。

但是，尽管腐败高官不断落网、反腐措施不断出台，但无论百姓还是专家，共同结论是：腐败不仅仍在蔓延，且大有“越反越腐、前腐后继之势”，这就令人深思了。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就得看看腐败的历史。

腐败是一个历史性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古今中外历史发展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法治国家还是人治国家、无论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还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腐败始终是一个被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或者在一个国家前进的某一个历史时期，腐败甚至成为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中国的文明历史是悠久的，同时，中国历史上出现腐败问题有文字记载的也是久远的。

远在黄帝时期任职的炎帝的后裔、绪云氏的儿子就是：“贪于饮食，冒于货贿”。

当然这不是后世严格意义的贪污受贿行为，而是贪馋行为，但已经有了贪贿的因素。

到夏朝末年，贪污贿赂风气已相当严重。

据《荀子·大略》记载，当时成汤求雨的祷词中，提问六件失政之事，三件是贪污贿赂问题。

商末恶名昭著的殷封王—帝辛，大肆聚敛，其奸臣费仲就是一个大贪污犯。

文王被囚于姜里监狱时，周人正是通过费仲向封王贿赂珍宝、美女、良马等，封王大悦便释放了文王，最终导致殷商王朝的崩溃。

春秋时，被吴国打得“败鳞残甲满天飞”的越国，“饰美女八人，纳太宰”，太宰便说服吴王夫差允许越求和，从而导致养虎贻患、越兴吴灭。

秦统治时间虽短，但因最高统治者对荒淫生活的无度追求，直接毒化政治风气，其中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各级官吏纷纷上行下效，频频借宴请、迎送之机索贿敛财。

如沛县县令之旧友吕公定居该县，众县吏都前去祝贺，贺礼“不满千钱，坐之堂下”。

看来宴请是按贺礼的多少确定就坐的位置，而众官吏如此大方，不外乎是借机讨好并向县令行贿而已。

汉武帝堪称一代明君，驾驭臣下极严，但他也不能完全禁绝官吏们为谋取升迁等私利而相互行贿、受贿的歪风。

如在武帝朝初期担任执政要职的大贪官——田粉，就公然索贿、受贿，丢官在家的韩安国为重新得到朝廷高位，便把“五百金”的财物送给田粉，遂如愿以偿地被任命为北地都尉、大司农。

汉武帝时期，像田粉这样大肆受贿的贪官绝非少数。

隋炀帝是一个善于伪装的人。

在隋文帝时期，他以生活节俭、不好声色而博得隋文帝夫妻的喜爱。

开皇九年（即公元589年），他作为平定陈朝的统帅，又因“封府库，资财无所取”，而“天下称贤”。

然而当他称帝之后，则一改往日清心寡欲的面目，不断追求奢侈与豪华，从而成为中国历代帝王中骄奢淫逸的代表。

大业元年（即公元605年）五月，隋炀帝下令在洛阳西郊修建方圆二百里的西苑；大业二年（即公元606年），隋炀帝下令制作新的舆服，总之“役工十余万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隋炀帝最宠信的大臣宇文化只要知道谁有珍贵东西都要索取来，他还以权给大富商人及很多胡人子弟“以恩意”，凡得到“恩意”者都与他结为父子干亲，并争着给他贡献金银财宝；与宇文化共掌朝政并专典机密的真世基，《隋书·虞世基传》说他“舒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若市，金宝盈积”。

唐太宗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英明的帝王之一，他在位期间是整个隋唐时期政治最清明、贪污腐化最为收敛的时代。

唐太宗时期贪污腐化只是最为收敛，因为各级官吏贪污受贿问题还是不断出现。

如在即位之初，发现有司门令史受贿一匹丝织品，太宗盛怒之下把他处死，后来他接受了民部尚书裴矩的谏言，对长孙顺德受贿数十匹丝织品案和右卫大将军陈万福违法索取释站数石麦数案等贪污受贿案件，他都采取儒家思想以羞辱的方式来处理。

宋代贪污贿赂之风令人震惊，贪官污吏充斥朝野，贪污的行为和数额没有有无之分，只有多少之别。

北宋后期贪污腐败之风更是愈演愈烈，形成“大小循习，货贿公行”的局面。

当时最著名的贪官是受宋徽宗宠信而被时人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黺、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励等人，他们在职时，大肆贪污，各种损公肥私之巧无所不用其极。

据《宋史》说：“蔡京为六贼之首”，“侵私以千万计”。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用严刑猛政治国的皇帝，他把官吏廉洁与否提高到事关国之存亡的高度，立下了“杀尽贪官”的决心，采取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措施。

朱元璋查办最为有名的两桩大案是“空印案”和“郭桓案”。

按照当时规定，每年布政司和府、州、县衙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户部相当现在的国家财政部）报告钱粮、军需等财政收支项目，经户部审核完全符合者才准许报销，否则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重新填造。

因布政司普遍离京师较远，所以为了减少麻烦，计吏都习惯带有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遇部驳即改”。

洪武十五年（即1382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一情况，认为其中必有贪赃舞弊行为，决定严加查办，自尚书至守令皆被处死，其他被判处杖刑并发配边关者不计其数。

这就是有名的“空印案”。

继“空印案”之后，洪武十八年（即1385年），朱元璋又查处了一件侵吞秋粮的贪污案件——“郭桓案”。

郭桓是户部侍郎（相当现在国家财政部副部长），他利用职权与各司郎中（相当司长）、员外郎（相当副司长）结成团伙，勾结地方官吏，采取多收少纳的手法大肆侵吞秋粮。

由郭桓经手的浙西秋粮共450余万石，但他只上交了260余万石，其余190余万石被他和其他官吏贪污。

结果被一位御吏揭发，朱元璋大为震惊，亲自审理此案。

经查证，发现郭桓等人除贪污秋粮外，还侵吞了大量金银财宝，折合成米2200余万石，连同秋粮共计2400余万石。

于是他下令将郭桓以下贪官“皆处死”。

“空印案”和“郭桓案”共牵连到8万人之多。

尽管如此，朝廷内外贪污贿赂照样盛行。

朱元璋感慨地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由于朱元璋治贪严酷，从洪武元年到十九年（即从1368年到1387年），竟然没有一位官员任期届满的，普遍是未及终老就遭贬或被杀头。

因杀戮和罢免的官员太多，以至有的地方衙门无人办公。

他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徙流还职”的办法。

这是明初的情况，明代中后期的大贪官——内阁首辅严篙，位居要职二十多年，唯知一意媚上，卖权索贿无孔不入。

《喻世名言》第四十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写道：“他（指严篙）父子济恶，招权纳贿、卖官离爵。

官员求富贵者，以重贿献之，拜他门下做干儿子，即得超迁显位。

”他倒台后，所抄家产共计，金32960两，银265500两，其他珍宝玉器不计其数，超过了皇帝珍藏。

明武帝时期的大宦官刘瑾，大肆收受贿赂，贪赃枉法。

无恶不作。

刘瑾被处死后抄家财产共计，金24锭又57800两，银元宝5百锭又1583600两，宝石两斗，其他珠宝金银器皿无数。

清代第一大贪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和坤，也是清代以“贪鄙成性，估势营私，俊妄专擅”而被诛杀的职位最高的官员。

和坤的确具有非凡的才干，不仅是善于理财和敛财的能手，而且由于其语言的天赋和后天的勤奋学习，能通晓汉、蒙、满、藏四种语言。

他踏上仕途是乾隆三十四年（即1769年），这一年刚20岁，承袭当时爵位不显要的三等轻车都尉。

和坤从乾隆四十一年（即1776年时和坤27岁），到嘉庆四年的二十三年里，担任军机大臣长达二十三年;以军机大臣又兼步军统领二十二年;以军机大臣、步军统领又兼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和崇文门税务监督长达十五年之久。

他长期身兼数职，集军事、行政、财政和民族、外交、文化、教育大权于一身，权倾朝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由于其生性刻薄，以及狡诈的性格特点，加之贪鄙的本性，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排斥异己，网络亲信，征求财货，“内外官员畏其声势。

不敢违拗”。

新登基的嘉庆皇帝对和坤的长期专权和种种不法。

颇有感触，新政之初，要整饬内政。

挽救大清江山，必须尽早诛除和坤，这就是嘉庆皇帝等待了三年的“韬晦”。

嘉庆四年（即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病逝；正月初四，和坤即被革职；初七日，和坤被严讯；正月十一日，嘉庆皇帝发布上谕，将和坤被革下狱原因公之于世；正月十六日，嘉庆皇帝发布上谕，谕旨中正式宜布和坤的二十大罪状：“……设立享殿，开设隧道，致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其大罪十四；伊家内所藏珠宝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其大罪十五；”……所藏其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大块宝石不计其数……其大罪十六；家内银两及衣物等件数逾四万，其大罪十七；且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其大罪十八；附京通洲、蓟洲地方均有当铺钱店，共计费本又有十余万……其大罪十九；”……其余贪纵狂妄之处尚难悉数，实从未罕见罕闻者……”，两天后，和呻被“令其自尽”。

5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推翻了号称有800万以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的军队——蒋家王朝，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靠的是人民，靠的是三大法宝。

但是不可否认，国民党反动派腐败严重也是它失败的重要原因。

的确，中国无论哪个朝代都存在有腐败问题。

正如著名学者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的：“历史学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残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是一部贪污史。

”可以说，中国无论哪个朝代走向衰败灭亡都与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

朝朝相因，代代如此。

又如著名学者王春瑜先生所总结的，中国古代各“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一王朝中叶后反贪斗争渐渐有名无实一王朝末年贪污腐败猖撅，民不聊生，王朝灭亡—‘新’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一‘新’王朝中叶后……成了走不出的轮回。

”实为可悲，实为可叹亦！新中国成立以后，腐败和反腐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

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这样的警告：“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是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并谆谆叮嘱：“今天是赴京赶考的日子，不要学李自成，我们要考出个好成绩。

”从中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当就已经有了“赶考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是出台多项措施打击和惩治腐败，如1951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指出：“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