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臣民公正观到公民公正观的演变

从臣民公正观到公民公正观的演变下

⑴司法公正的主体

公民时代没有君主，公民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这是与臣民时代的最为重大的区别。在臣民时代，臣民完全出于被统治的地位，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尽管臣民有司法公正的要求，但并不能在司法中体现自己的意志。是否保证司法公正，以及公正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君主的意志。在上一节提到，君主为维护统治需要保证一定程度的司法公正。司法公正在臣民时代是君主意志的反映。司法机构及其司法官员在司法过程中服从君主的意志。在司法过程中秉公执法、减少冤滥的行为是效忠朝廷，遵从君主的意志。而贪赃枉法、司法不公的行为，则是因私利违背君主意志。由于朝代的更迭，君主的变换，君主对司法公正的要求表现的程度不一。在很多时候君主违反法律的任意行为受到大臣的规劝。这也是君主意志的表现形式。统治的稳固是君主的最主要的意志。个别君主违反法律的行为，或是认识上的原因，或为一种任性。既然保证司法公正有利于统治的稳固，大臣要求君主遵守法律的规劝当然是君主的意志的体现。在司法过程中君主表现其意志而成为主体，而臣民不能表现其意志而成为客体。

在公民时代，司法公正体现公民的意志。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必须服从公民的意志。在司法过程中，秉公执法的行为是对公民意志的遵从;贪赃枉法的行为以及其他司法不公的行为则是对公民意志的违背。为此公民是司法公正的主体。

司法公正反映的是作为整体的公民的意志，而不是某一或某些公民的意志。作为公民，和臣民一样，有些人希望通过司法不公获取利益。司法不公有其社会基础。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利益。这些利益经常导致冲突，并互相制约，而形成司法公正的共同要求，而成为以公民组成的社会整体的意志。

⑵司法公正的调整方式

在臣民时代，既然司法公正的主体是君主，那么对司法公正的调整是由君主进行的。君主建立自己的司法体制。这一体制要有利于君主对司法公正的调整。一方面保证司法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对司法的监督。并规定有相关的司法责任。君主对司法公正的调整有相对的不稳定性。不同的君主对司法公正的认识程度，对司法的监督能力和监督程度，所用大臣的效忠程度和能力以及贪廉的不同，都会对司法公正的程度带来影响。

在公民时代，司法公正由公民调整。公民通过国家建立司法体制。这一体制要有利于公民对司法公正的调整。尤其是这种司法体制要方便于公民对司法机构及其人员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一旦公民真正对司法公正进行调整，司法公正将有较大的稳定性。因为公民的整体意志是通过民主以多数的意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较为稳定的。公民整体意志的稳定性决定了公民时代司法公正的稳定性。

㈡从臣民公正观向公民公正观的过渡

从臣民公正观向公民公正观演变，中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公民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在过渡时期有一种介于臣民公正观和公民公正观的法律理念。

1、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

公民的司法公正思想产生于西欧臣民时代末期的民主启蒙时期。并在进入公民时代后由宪法加以规定。随着建立公民社会的国家的增多，公民的司法公正思想也随之传播，并得到各国宪法的肯定。

但是，由宪法肯定的司法公正思想，并不能立即在现实中成为社会的司法公正观。启蒙思想家产生或传播司法公正思想，在某一国家中一般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在公民社会建立之后，尽管在宪法中肯定了司法公正，民众的身份也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但是，其公正观转变过渡时期的长短，因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而有所不同。有些国家这一过渡期要相对漫长。公正观的转变还可能因为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停顿。

在中国，二十世纪初叶即已在理论上结束帝制，进入公民社会。但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一直未能完成从臣民公正观向公民公正观的过渡。而且曾一度(时间不短)出现法律秩序的中断。在开始重建法律秩序时，是以中国古代臣民时代的法律观，包括公正观进行启蒙的。随着法制建设的深入，开始引进一些西方的法学思想。但是西方法律思想的引进，并不自然反映为公民的司法公正观。

在主要法律的立法工作，特别是大量的经济立法基本完成之后，在大部分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领域已经有法可依。社会民众开始追求司法公正，这是民众法律意识普遍觉醒的最重要表现。法律意识的觉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我国，首先是普及法律常识，引导民众运用法律。越来越多的民众逐渐用已获得的法律知识，或通过接受法律帮助，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中运用法律手段。

在法律意识充分觉醒之前，执法不严、司法不公，有其存在的社会条件。由于各种原因，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现象大量存在。于是理论界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口号，进行讨论和宣传。民众在运用法律的实践中看到执法不严的现象，或遇到司法不公的对待，对依法治国生产了强烈的认同感。依法治国开始从一种理念转变成为社会的要求。最初的要求是被动的祈求式的。政府一方面感受到执法不严的危害，另一方面也感受到社会要求严格执法的压力，也开始认同依法治国的理念，而成为政府自身的一种要求。

依法治国的理念转变成社会要求之后，对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起了一定的抑制的作用。同时，由于社会要求尚未达到有效抑制的强烈程度，又使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现象有可能继续发展。执法不严、司法不公严重到社会无法容忍的程度。由此，社会发出司法公正的强烈要求。这种强烈要求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各级人大反映出来。使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要求。

2、依法治国理念的局限性及其提出的合理性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法律理念，在它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也是必要。作为由臣民公正观向公民公正观过渡的一种法律观，其作用应予充分肯定。它在公民法律意识觉醒之前对法制建设的发展起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但是在公民的法律意识觉醒之后，特别是在显示出其主体意识之后，依法治国的理念就有所不足了。社会民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要求已经超越了依法治国所表达的方式。在各级人大对司法的一些表决和提案，反映了公民的主体意识。随着公民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它也必将被能准确反映公民公正观的另一种法律理念所代替。

⑴局限性

从选择权和出发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依法治国理念的局限性。在公民时代，对于司法机关来说司法公正是不容选择的一种义务。

依法治国的理念，其基本特点是呼吁。是否依法选择权不在公民，而在政府和司法机关。依法治国，强调法治。呼吁政府和司法机关依照法律办事，即进行“法治”，以引起政府和司法机关对执行法律的重视为其诉求的目标。这种诉求也许引起重视，也许不引起重视。不同的领导人、不同的司法人员的选择可能会不一样。

即使领导人或司法人员选择依法办事，往往也不是把实现公民权利作为出发点，而考虑的更多是国家的治理，社会的稳定。在选择依法治国时，依然有为民作主，扬善惮恶的成分。

尽管以某些现代法治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并强调“法治”与“法制”的区别，但是依法治国这一概念未能反映公民司法公正观以公民为主体的特征。“依法治国”和臣民时代的“一断于法”有相同之处。由于已经没有君主，依法治国所反映的是对政府和司法机关自觉依法办事的一种希望。因而依法治国是把政府、司法机关作为执法公正、司法公正的主体。这种公正观介于臣民公正观和公民公正观之间，但更接近于臣民公正观。因为依照这一法律观，公民在司法中的地位依然是被动的。

⑵合理性

在由臣民时代进入公民时代之后，公民的主体意识尚未形成。在此时期，社会民众在法律上虽然已经具有公民的身份，然而心态依然停留在臣民时代，尤其是在法律秩序曾一度中断的历史条件下，更是如此。

在司法程序中，民众还是寄希望于司法机关保持公平。习惯于政府和司法机关为自己作主。民众依然把公正廉明的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称之为“青天”。与此相应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官员也自然地把自己作为社会的主体。一些法学家提出或接受公民司法公正的理念，但不能形成足够的力量立即改变社会现实。而其他法学家作为民众的组成部分，心态与一般民众是相同的。

在民众的主体意识形成之前，民众仍需要政府和司法机关作主。政府所要考虑的仍然是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稳定。依法治国有利于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稳定，而成为最好的选择。依法治国的理念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相适应的。也只有依法治国的理念才易于为社会所接受。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发展，公民的主体意识开始形成。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一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依法治国的理念是合理的。在公民主体意识达到一定程度，并通过民主程序显示出来之后，依法治国理念所反映的内容，其合理性开始减弱。这并不意味着过渡时期立即结束。而是还需要一段时间，以待条件的成熟。在这段时间内一方面可以继续强调依法治国，另一方面应准备用反映公民公正观的法律理念来取代。

㈢公民的公正观

公民首先要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把要求司法公正作为自身的一种权利，并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公民的主体意识是公民公正观的基础。在公民初步显示其主体意识之后，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仍然需要相当常的一段时间。设想在短期内形成公民整体的强烈的主体意识是不现实的。公民主体意识的形成以及把这种主体意识表现出来，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很大的关联。公民的主体意识一旦产生，就会表现为主动性，反映为权利意识和监督意识。在司法中通过实现权利获得公正，并按照一定程序对司法公正进行监督。主动性是公民司法公正观的重要特征。

1、主体意识

公民的主体意识不在于是否有对自己地位的认识，而在于表达意志的愿望。主体意识的逐渐增强，最终促使司法机关服从公民整体意志。

⑴主体意识的含义

所谓主体意识，是公民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在社会中处于主体地位，并有表达自己意志的强烈愿望，不因外部力量而放弃这种要求。政府和司法机关是由公民建立的，并为全体公民服务的机构。司法机关应当服从公民的意志而保证司法公正。

公民的主体意识有个体意识和整体意识的区分。个体意识有两种含义。一是个人的意志。司法机关只能服从公民整体的意志，而不是某一公民个体的意志。公民的整体意志必然要求司法公正。某一公民个体的意志可能要求获得法外利益，而与要求司法公正的整体意志违背。如果服从某一个人的意志，则可能导致司法不公。把公民个体作为主体，则是对公民主体的否定。

个体意识的另一个含义是公民个人对公民整体意志的认识以及表达意志的愿望。公民整体的主体意识是这种个体意识的组合。社会整体的主体意识要求司法公正。把司法公正作为公民的权利，并通过权利的实现和对司法机关司法公正性的监督，对司法不公进行有效的限制。

⑵判别主体意识的标准

表达意志的愿望是主体意识的关键。公民的主体意识不能是由他人给予的，而必须是自身的要求。公民可能由于他人的灌输，知道自己是社会的主人。这只是一种知识。具有知识，并不说明具有要求。很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在理论上知道自己是主人，在实际心态上却希望他人为自己作主。只有产生了自己作主的要求，才形成主体意识。

表达意志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实现权利和进行监督。当权利受到侵害时，是坚持权利还是放弃权利。对主体意识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公民是否能够坚持权利。如果不能坚持权利，说明还没有足够的主体意识。成熟的公民主体意识应该是能够坚持权利并通过民主程序对司法的公正性进行监督。即使是一个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