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关系辨析俞浩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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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详细解读先简要说明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它的作者是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在唐德宗贞元16年进士及第,贞元19年他被任命为正九品的校书郎,负责国家经藉图书的校正,这个官的任期是三年,到唐宪宗元和元年年初,白居易在校书郎的任期就已经满了,还要等着吏部重新安排工作。
但是这个事情显然并不容易,唐朝的时候安排工作这个事儿就不容易,不光是我们现在。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个情况,白居易早就领教了,所以他又直接参加了当年四月的科举。
唐朝的科举是非常灵活的,就多达100多个科目,和宋以后的科举是不一样的,元和元年的这次制科,它的名称叫做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这是一个吏治的科目,是非常实用的,他有一点儿岗前培训考取职业资格证的这个意思,考中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放官了。
白居易很顺利的就再次及第,看人家多厉害啊,连考连及第。
这次考试选中了18个人,第一名就是他的好朋友元稹。
白居易被调任了盩厔县尉,盩厔就是今天陕西省周至县,这俩生僻字是有很多人不认识的,直到上世纪60年代,改成了我们都认识的周至,周至是历史很悠久的一个地方。
山曲曰盩,水曲曰厔,这里南接秦岭,北临渭水,山环水复的地理位置,所以称为盩厔。
著名的道教圣地楼观台,唐代玉真公主隐居的玉华观都在周至县,这里还有一处仙游寺,这里曾经是隋文帝的行宫,后来改为仙游寺,他用来存放佛教的舍利子。
白居易跟当地的两位朋友陈鸿、王质夫到仙游寺来玩,他们谈起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因为诗的最后有一句“此恨绵绵无绝期”,绵绵就是长的意思,所以叫《长恨歌》。
白居易的诗是非常通俗易懂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花太大的气力进行注释,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长恨歌写的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因为这首诗写得很长,它的内容自然就是非常详细的。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的话,这相当于一个非常完整的剧本,从杨贵妃刚刚入宫开始,到她得宠时的无限风光,九州震荡的安史之乱,直到她魂断马嵬驿。
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看中唐诗与小说之历史演进徐海容(暨南大学中文系,广州510632)摘要:中唐诗与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联袂与分流的历史演变轨迹,这是俗文学潮流的推动所致,也是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考察《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可以见出,中唐小说与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互动生发关系、传奇小说的诗化倾向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长恨歌》;《长恨歌传》;中唐诗与小说;历史演进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365(2012)04-0069-05收稿日期:2012-02-10作者简介:徐海容(1976-),男,陕西渭南人,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诗歌与小说,是唐代两大文体,洪迈《容斋随笔》云:“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
”1〇汪辟疆《唐人小说·序》亦云:“唐代文学,诗歌小说,并推奇作。
稽其起源,盖二者并与贡举为依伏也。
”2〇然而事实上,唐人小说与诗并未达到并驾齐驱的境地。
从文体定位上来讲,诗歌的发展远比小说成熟,唐朝是诗的国度,诗歌在文坛上有着其他文体难以匹敌的渗透效应和制约功能。
唐朝有着诸多的不写传奇小说的诗人,却少有不写诗歌的小说家,可以说,唐人小说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诗歌这颗大树的荫庇,两者关系密切。
迨至中唐,小说与诗交融消长,互动互补,联系之紧密更甚于前,乃至出现诗人与小说家联袂而一事两书、各为其表的现象。
典型如《长恨歌》(以下简称《歌》)与《长恨歌传》(以下简称《传》),一诗一传奇,前后相继,写同一题材而各有侧重。
前者以风情摇曳之笔书李杨情事,委婉含蓄,叹息感伤,情灵摇荡;后者秉良史之才再现天宝逸事,微言大义,明于事理,秉寓惩戒规劝之意3〇。
古今研究者多将两者相提并论,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其“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关于两者的文体功能,陈先生又引宋赵彦卫的话说“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
《长恨歌》、《长恨歌序》与《长恨歌传》的关系《长恨歌》、《长恨歌序》与《长恨歌传》的关系在中国,对《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体化,以陈寅恪之说为代表。
陈寅恪先生从文体方面着眼,先引用宋人赵彦卫《云漫钞》卷8的话说: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
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
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
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
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然后根据此一段文字推论出《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关系:既明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
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赵氏所谓诗笔系与史才并举者。
史才指小说中叙事之散文言。
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
其“笔”字与六朝人之以无韵之文笔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陈氏之传当之。
随后进一步推论说:总括论之,《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之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之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
陈氏的观点迄今在学术界仍具很大的影响,如邓乔彬、高翠元《〈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文,就是在陈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体裁的亲缘关系来感受它们同样为‘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
二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疏离。
夏承焘先生在《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中从三个方面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提出商,最后得出结论说:《歌》与《传》之可以分离独立,此即为最自然、最了当之解答。
元和间人虽好为小说,然白氏此歌,只是一篇故事诗而已,陈君必牵率以入小说之林,又强绳以赵彦卫温卷之体,求之过深,反成失实,是亦不可以已乎!后来,吴庚舜发表了《唐代传奇荣的原因》一文,对陈寅恪的观点也提出不同看法:所谓一韵一散的结合,却根本不是唐传奇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