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闻敏感性”
汪丁丁
我们关注新闻，一定是关注具体的消息而不是具体消息所属的类。
例如，记者报道美国总统大选，构成新闻要素的，是当选总统的那一具体人物及其公共政策涵义；奥巴马是民主党总统，但因他而生的公共政策涵义，很可能不同于前一任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
换句话说，新闻之新，在于它的个别性而不在于它的一般性。
总之，专业新闻记者务求敏锐感受的，是报道对象包含的个别性、特殊性、具体性。
新闻，显著地不同于理论，后者，是关于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的陈述。
普利策曾经描述过，编辑部里每天有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他应选择哪些？怎样节选？怎样核实？首先，新闻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二者之间常有冲突，故而必须权衡取舍。
其次，视角的正确性和公正性，二者之间也常有冲突，也必须权衡取舍。
上述权衡取舍，正是一名优秀记者的职能。
因为，关于任一事件的个别性、特殊性、具体性的报道，总涉及无穷多的细节。
在新闻报道的时间限制下，关于情境和人物的无数细节，必须被舍弃。
虽然，报道必须有细节，因为报道对象必须呈现为个别的、特殊的、具体的。
正是在这里，我可以引入“新闻敏感性”这一术语。
它首先是一种能力，一种足以将优秀记者与普通记者区分开来的能力。
其次，它是一种判断力，即在给定的时间限制下，为了把握和呈现报道对象在无数可能的个别、特殊、具体当中最需要披露给公众的那些个别、特殊、具体，而权衡并决定细节的取舍。
故而，第三，这种判断力的养成，要求一名记者对他所处的特定社会的演化过程的整体性质有足够深切的感悟。
否则，他如何能够在特定事件发生时，立即知道“最需要披露给公众的”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这里要引用我概括之后并在课堂上反复引用的怀特海命题：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并且，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
所以，术业有专攻。
新闻记者有分工，不同的记者在同一领域内，对重要性的感受可有重大差异。
遵照分工和专业化原则，新闻竞争可以（但不必）将那些在任一特定领域内对重要性不很敏感的记者驱逐到其他领域并在那里谋求自己的竞争优势。
新闻竞争不必造成这样的结果，因为读者未必仅仅关注各领域内的重要性感受，他们或许愿意为诸如花边新闻和街谈巷议这类消息付费呢。
在都市里，报社将严肃新闻与娱乐消息捆绑在一起销售，或许更具竞争优势。
当然，也因此，记者也分若干档次。
以我所见，主要因为新闻权利的严重缺失，许多地方报纸都已沦为“娱乐小报”，严肃新闻刊物和优秀新闻记者寥若晨星，这真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令人遗憾的事情之一。
在当代中国，就最近和未来几年而言，我们可以列出最重要的领域及其重要性：（1）经济领域——关于劳动、土地、住房、自然资源、货币、汇率、收入分配、教育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公共政策，与人力资本问题相关；（2）公共卫生领域——关于医保、医院、医疗等关键性服务的公共政策，与经济问题相关；（3）政治和法律——劳资谈判与劳工自由结社的政治权利、政治民主、反官僚、反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新闻自由、立法和司法的独立性；（4）社
会领域——生育、抚养、家庭问题、底层社会、文化遗产、绿色运动、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权利；（5）国际关系——主要由中美、中日、中俄、中欧等方面构成的博弈格局的变动，以及超越策略博弈，在人类前途与世界秩序等根本问题上的长期对外政策的具体化和清晰化。
以上所列，完全没有包括诸如经济增长率和企业竞争力这样的议题。
因为，新闻，尤其是严肃新闻，必须时刻把握住公共政策的基础问题，而不是在因果关系的最肤浅层次上观察和报道企业绩效或其他经济指标。
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越是敏锐，就越要涉及广泛社会现象由以决定的因果链条或因果网络的深层结构。
新闻敏感性的另一涵义，是对于潜在于旧秩序之内或刚刚涌现出来的新秩序的敏感性。
在这一方面，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堪称典范。
新的秩序从旧秩序之内涌现出来的过程，根据“复杂现象”理论，我们知道，充满着不确定性，可称为“机缘”，金岳霖先生所谓“理有固然，势无必至”。
因此，具有新闻敏感性的记者群体，有时足以促成社会演化多种力量的聚合。
典型地，在关键时刻的敏感事件的新闻报道，足以引发“社会运动”。
每一场社会运动的结局，或多或少改变着社会演化的路径。
也因此，一个人若要对涌现出来的新秩序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就要对通常压抑着新秩序的旧的秩序保持一种批判的姿态或视角。
旧秩序的既得利益群体，构成一个社会的主流。
对主流社会恒持批判态度的人，我们称为“知识分子”。
难怪，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社会里，严肃新闻记者群体往往就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子集。
如果我们承认卡尔·博兰尼的考证，那么，市场经济嵌入于它由之而生的那个特定社会，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特征。
“大变形”发生，因为市场经济及其价值观反过来吞噬孕育市场的那个社会及其价值观，谓之“市场社会”——正在转型的和已进入稳态的。
市场社会的类型学不能取代我们对每一具体的社会及其结构的理解。
有许多不同的市场社会，恰如有许多不同的市场经济。
社会甲和社会乙之间，有何差异？在每一个人的感受中，首先是结构差异。
例如，中国和美国，上层建筑的结构有重要差异，而且较之于两国经济结构的差异甚至更显著。
结构，可以表达为一些要素之间“关系”的集合。
两个社会之间，要素是可以比较的，只要我们将每一社会的要素与其他社会的要素并为一个集合。
物质生活方式、社会情感方式、核心价值与精神生活方式，可以是要素的若干类别。
怎样发现一个社会的全部要素？依赖于社会成员关于特定社会里的各种重要性的感受，以及研究者关于社会成员的重要性感受的感受能力，从而，能否发现这些要素，还依赖于研究者的社会调查与感受能力。
不论如何，有了要素的集合，根据要素之间不同的关系，我们可以界定不同的社会结构。
其次，只要社会在不断地演化，则在每一个结构之内，必然有一些冲突，也就是难以被既有关系完全协调的一些要素。
正是这些冲突，驱动着社会演化。
阶级斗争学说，或许因偏激而远离真相；但社会内在的紧张关系推动社会的演化，与阶级斗争推动社会演化的假说相比，是一个更正确的假说。
新的秩序，往往借助于旧秩序的内在冲突而形成并获得发展的机缘。
故而，对新秩序的敏感性，与对旧秩序内在冲突的敏感性密切相关或显著地正向关联。
浏览思想史，我们不难找到这样的现象，即生活于旧秩序核心位置的社会成员，反而比处于边缘的社会成员更敏锐地感受到旧秩序的内在冲突。
虽然，边缘对核心始终保持了强烈的批判态度。
因此，社会变革的力量可能来自底层，更可能来自上层。
变革能否生效，或许依赖于这两种力量交汇而成的博弈格局。
新闻，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往往转化为激进的暴力革命，与教育和重要性感受的表达方式之不成熟密切相关。
这就将我的叙述引到了新闻敏感性的第三方面，即表达方式的敏感性。
优秀的新闻记者，不仅对特定社会及特定情境的重要性有敏锐的感受能力，不仅对潜在于旧秩序的新秩序的要素有敏锐的感受能力，而且，或许这是最关键的品质，可以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将自己感受到的重要性呈现给大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如何表达自己的心灵感受，至关重要。
文字不同于言语。
我们，以及哺乳动物，能够借助言语表达的许多情感，无法借助文字表达。
中国的文字，原本嵌入于情境之内。
离开具体情境，文字的涵义便消失许多，如果不是消失殆尽的话。
经典的例子，见于《庄子》描写的一个情境，颜回试图对孔子解释“坐忘”。
现代读者若不能获得一些修身感悟，哪里可能懂得这段对话呢？西方文字，或许因为是拼音文字，原本并不嵌入于情境之内，因此，以西文可以表达更抽象的内容。
上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文逐渐受西文的影响，语法日益严格，表达趋于抽象。
这里所谓“抽象”，即文字离开言语所发生的具体情境越来越远，终于不能复归“个别”情境，从而获得了“一般性”。
其实，这一抽象化的文字趋势，远自汉代已经开始。
或许这是文字系统演化的趋势，自周至汉，许慎归类为“六书”的文字，多半已是形声和转注的结果，其数目极大地超过了指事和象形的原初字符。
可是，脱离了具体情境，文字如何表达心灵感受？这是表达方式的现代困境。
可能弥补的，是关于细节的描写，这些细节描写主要是情感的。
换句话说，现代表达的困境，在于遗失了原初情境的现代文字试图寻找自己的故乡。
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与知识分子常属一类，对主流社会的病症有足够深切的洞悉。
他又与一般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因为他的职能，是面向大众表达自己感受到的情境并务求避免偏见。
惟其充分地警惕自己和他人的偏见，他才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能力。
综合上述，基于深层结构理解的重要性感受能力和基于大众心理与常识的文字表达能力，以捕捉到的细节来呈现重要性，就是所谓“新闻敏感性”。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2011年第44期。
